(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或许是一种巧合——3月，就在全世界科学家的目光被英国《自然》杂志的《中国之声》专刊吸引到“中国”之上时，“中国科学院2004年度工作会议”同时召开，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所做报告的部分内容，似乎成为对《自然》杂志的一种回应。

　　3月20日，利用会议间隙，路甬祥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

　　-本刊记者/方玄昌

　　“中国近现代科学从奠基、积累，到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发展，达到现在的状态，在世界上还是罕见的，非常了不起。”

　　新闻周刊：您对《自然》杂志出的这本《中国之声》怎么评价？它里面的文章对中国科研现状的描述中肯吗？

　　路甬祥：《自然》是世界著名的杂志，有很好的声誉。这本CHINA VOICE(中国之声)恐怕在《自然》杂志的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可能还是第一次。这说明中国的科技发展受到《自然》杂志高度的关注，这当然是对中国的肯定。如果中国没有这样快的发展，没有科技方面的明显进步，他们不可能专门出《中国之声》。另外一方面，在《中国之声》中，8位科学家对中国科技发展状况做了一些评论，都是很友善的，有的还提出了积极、中肯的建议，我觉得这对于中国今后的科技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科学，特别是现代科学，其实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并不是太长，最多也就是100多年。而且在这100年中，大部分时间中国就没有安定过。科学走上轨道，得到重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加起来也就30～50年的时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近现代科学从奠基、积累，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迅速发展，能达到现在的状态，我觉得在世界上还是罕见的，非常了不起。

　　科学文化、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科学理念、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能力的培养都需要时间。这不像是商业或产业投资，比如要做一个大规模的发电厂，投资下去，两三年它就可以发电。

　　当年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科学家提出了自己对宇宙的看法，但这些观点被真正发展成为系统与基础科学，则是200年以后的事了。

　　中国科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我觉得主要还是历史造成的。我们希望做得快一点，但它有客观规律，可能要几代人的努力，甚至要十几代人的努力，从上世纪初到今天，现代科学在中国已经过了五六代人了。

　　“中国传统文化不鼓励学生超过先生，论资排辈，这肯定是束缚科技进步的”

　　新闻周刊：在《中国之声》中，蒲慕明先生指出：“听从老师的话和接受经典论著的教条是儒家教育的基础。对这种教育模式究竟是帮助了还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可以争论的。”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路甬祥：我们现在还不能低估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师是对的，但是不鼓励学生超过先生，论资排辈，这肯定是束缚科技进步和发展的。

　　与西方的教育比较起来，我们的教育灌输知识多，培养能力少；教育学生循规蹈矩强调得比较多，教育学生要勇于探索、勇于创造不够；强调尊师重道比较多，鼓励学生要超过老师、勇于质疑的比较少。

　　我们的家庭和幼儿园老师都喜欢教人怎么做，而外国则喜欢给人一个环境让他自己去实践。我看到在德国的一个家庭，家长让小孩在地上爬，有一杯茶放在桌子上，有些烫，小孩想去抓它。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赶快把杯茶拿开，他们家长的想法却是让他摸一摸，让他知道烫了，下次就不再去摸了，当然前提是不至于烫伤。

　　他们的幼儿园组织小朋友到野外去野餐，只许带米和盐，还有炊具，水、柴薪都要自己在野外找。小孩还是四五岁的时候，就要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

　　“只有在本土做出重大贡献，科学才能在中国获得尊重”

　　新闻周刊：在中国，科学似乎一直没有取得它在西方国家那样的地位，没有得到它本来应该有的尊重？

　　路甬祥：在中国，我们是靠教育来接受科学的，而在西方，科学的威望是靠与自然和宗教的斗争争取到的。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他们一提出新思想和新观念，就遭到宗教打击，甚至被烧死。但后来经过几十年、上百年时间，实践证明他们是正确的，科学取得了胜利，当然也就在社会中为科学树立了前所未有的威信。

　　先是少数人，后来是多数人都从科学和技术中得到了恩惠，他们当然对科学技术心悦诚服。中国没有经历这个冲突的过程，近代科学是从外部引进的，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就弱一点。

　　我们国家对科学的正确认识还要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过程，要让科学技术深入人心，根本的问题还是要我们的科技界做出贡献来，尤其是要在中国的本土上做出重大发现、重大发明，只有这样，全民的科学精神和信心才能有进一步提高。

　　“从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分析来看，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不够的……但我想说的是，科学人才、科学思想比钱更重要”

　　新闻周刊：杨向中先生在《中国之声》中指出中国在科研投入方面的不足。您认为这确实是个很大问题吗？

　　路甬祥：关于科学投入的问题，我觉得这几年已经有很大的增加，但从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来看，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不够的。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到3%，发展中国家是1%左右，我们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算是好的，达到了1.2%。

　　中国下一步发展还是要加大投入，比如到2005年，达到1.5%，到2010年增加到2%左右，然后到2020年可能增加到2.5%到3%。

　　发展科技，投入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用好资源和人才。如果人才没有培养起来，没有卓越的科学思想、科学目标，钱投下去就是浪费。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发生在钱最多的地方，爱因斯坦没什么钱，他提出了相对论；提出地球板块理论的德国科学家魏格纳也没有什么钱。

　　我想说的是，科学人才、科学思想比钱更重要。

　　新闻周刊：在前几十年里，中国有一个矛盾没有很好地解决，就是基础研究投入和应用研究投入的矛盾，在钱本来就不多的情况下，往往忽视基础，更多的是投入了应用方面。

　　路甬祥：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性。

　　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的确是太低，大概只占科技总投入的6%左右；一般发达国家是15%到20%，发展中国家是10%左右，有的国家还更高一点，印度超过了10%。

　　这种现象和传统有关，也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和政府对科学发展的理解有关。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认为基础研究的投入一定要尽快出效益。其实基础研究应该是发现新知识，积累新知识，培养新人才，应该为应用研究和技术发明打好基础，开辟道路，它的效益是综合的、长期的。

　　对于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不光科学家，科学管理者要有深刻认识，全社会也应有正确认识。那样的话确定一个基础研究投入的合适比例就相对容易了。除了要确定适当的投资比例，另一个关键是要选择适当的重点领域，然后选择人才或团队，充分尊重科学家和创新自主权，稳定地投入并引入合理的竞争机制和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没有竞争、不进行评价是不对的，但是评价时间太短、太仓促或者不科学也不利基础科学的发展。

　　“政府的选择不要过于具体和微观，有许多创新思想的确是在规划之外发生的”

　　新闻周刊：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决策者并不一定能够很快全面掌握各个学科的进展，这样是否对于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决策有影响呢？

　　路甬祥：决策者并不能做到样样都懂，我是学机械和控制出身的，我当然不可能去了解生命技术的科学前沿在哪里。这就要走一个民主科学，民主决策的道路，要依靠这个领域的优秀的、在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而且不光要听国内科学家的意见，也要看国外科学家的分析，研究像美国、欧洲、日本等一些走在前沿的国家的科学研究计划。

　　国家和科技发展管理部门应该根据科学发展的态势、国家社会的需求，来考虑一些战略布局。但政府的选择不要过于具体和微观，过于刚性，因为这样会束缚创新思想。有许多创新思想的确是在规划以外发生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绝对在规划以外。

　　政府层面的工作主要是判断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基础科学的重点领域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主要是物色和选择有眼光、有潜力的科学家，让他再在这个领域判断和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比如说，现在大家一致认为生命科学正在酝酿重大的科学突破，所以要加强，投资比例要增多，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但生命科学领域究竟做哪些，就主要依靠生命科学家来考虑，而且也要允许有独创思想的科学家进行探索。

　　现在基金会依靠专家做评审，表面上看是不错的。但是全部项目都要从那里评，有一些具有独特思想的就评不上。爱因斯坦的一定评不上，因为他不相信牛顿，向牛顿挑战怎么能评得上？

　　我觉得大学的科研团体、基金会，都应该有一定的资金来资助那些具有奇思妙想和独特创造思想的人去进行研究。不要忽视科学的多样性。

　　在科学史上，有些重大发现好像是无意中发现的，但对科学家个人来说，他选择的领域往往是当时已经酝酿着重大突破或者是比较重要的领域。像伦琴，他发现X射线完全是偶然的，但当时放射性的研究已经是一个热点；克里克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也看似一个偶然，也是在规划以外，但在他那个年代，DNA已经是一个热点了，英国的科学机构很敏锐，认为克里克的工作是前沿工作，可以试试。他们给克里克的钱虽然不多，但至少是容纳他、鼓励他，而不是排斥他。

　　“科学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创新活动，引进已经成名的人固然重要，但是更要着力于年轻、更有发展潜力的人。”

　　新闻周刊：在《中国之声》中，还提到能否创造良好的环境让海外的学者回来，对今后的中国相当重要。

　　路甬祥：为海外有志于回来的学者搭建好创新平台，让他们有条件有事业做，当然非常重要。但是现在中国用美国的待遇来吸引海外学者是不现实的。一方面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们回来，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还不能回来，留在国外，我想也可以发挥作用。国内如果有了优秀的团队，我们可以以这些团队为基础，和国外优秀科学家建立起国际合作的关系。

　　科学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创新活动，引进已经成名的人固然重要，但是更要着力于年轻、更有发展潜力的人。

　　新闻周刊：这本《中国之声》杂志，您会看，但是不是中国的其他科研决策者也会看这份杂志？

　　路甬祥：我想中国的科研决策者大部分是会看它的。这期《中国之声》对中国的科研体制会有影响，但也不要把它看得很重。因为现在对这些问题，国内的科学家也在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对很多问题也是有共识的。当然有海外的人参与来讨论会更有帮助。

　　对中国的情况我们应该很有信心。一是我们的教育水平会不断提高，二是我们已经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了，我们的人才能够不断和国际上进行交流和合作，现在国家非常重视科技，这些对科学的发展都是很有利的。

　　再一点，中国有非常大的发展需求。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科学家自身的创新愿望，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社会需求的推动，我们社会需求的推动力特别大，人口与健康的压力，资源、能源的短缺、全球化竞争的压力，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推动。-

　　(感谢《自然》杂志图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