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并注明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

　　社会学家所惊叹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公民更近于原子个人式的生存状态，每一个人独自面对人生的全部难题，每一个人面对社会的风雨时难以得到有效的同情、救援，因为人们在社会空间的拓展责任面前，放弃了属于自己的一份

　　民政部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将在今年6月1日开始执行。有关官员称此《条例》与十几年前的《基金会管理办法》相比有若干新内容：一、界定了基金会的概念，进一步明确了基金会的公益性质；二、拓宽了基金来源，为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条例》首次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 即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 即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两类；三、确立了公开、透明的原则，并从基金会自律、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等方面做了相应的规定；四、明确了税收优惠原则。

　　这一新的政策法规的出台，对社会有识之士来说，应该是期待已久的。毕竟基金会的状态如何，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的生机活力，公益事业是否繁荣，社会参与和社会认同是否强大，更重要的，社会空间是否广阔得使其中每一个体成员都能找到生存的权利和机会。

　　中国改革开放之为世人瞩目，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与改革前相比，中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扩大了。不依赖、乞求或受限于单位、机构、学院、企业等体制，财富在民，智识在民，同样地，主权在民，中国人能够在自己的国家自由地生存，自在地发展，这是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期待。因此，任何一种有利于社会空间发展壮大的政策法规都能够得到人民的欢迎和称赞。

　　但出乎意料的是，人们对《条例》的反应并不热烈，对于将基金会的设立“门槛”由原来的1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以及要求基金会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等等规定，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关心者多在关心基金会是否可以进入证券市场！

　　人们对社会空间拓展的理想已经让位于对利益的看重，这是中国市场经济时代令人痛惜的一个事实：任何一种新的事物都成为人们聚敛财富的一个工具，任何新的政策都要完成体制化，因为体制是财富集聚能力强大的代名词。

　　到目前为止，基金会在中国社会的最大作用在于扶贫、环保、救残救灾等方面，基金会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的活的细胞，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没有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本身即有广阔的社会空间，自然，它的发展本身也将大大拓展我们的社会空间。基金会的繁荣将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财富的投机式流向，使得财富的分布更趋均衡，使得聚财有道，散财有道。

　　一句话，基金会的发展能够保证社会财富的品质及其健康有效的流动趋势。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对财富的理解大大限制了基金会的发展，从而反过来强化了人们落后的财富观念。人们想当然地以为财富就是一己之私或遂一己之私的工具，人们忘记了财富流通社会的至善源起，人们忘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公益公义一类的文明教化，人们也没有西方人那样为上帝积累财富的清教伦理，因此，今天人们对财富的追求除了获得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认同，也就只剩下贪婪可以形容其集聚财富的心理。

　　社会学家所惊叹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公民更近于原子个人式的生存状态，每一个人独自面对人生的全部难题，每一个人面对社会的风雨时难以得到有效的同情、救援，因为人们在社会空间的拓展责任面前，放弃了属于自己的一份。

　　有关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承认，《条例》区分公募基金和非公募基金，是“为了更规范基金会的基金活动，保护我们国家有限的爱心资源”。

　　我说过，“慈善是一种正义！”与其说我们社会的爱心资源有限，不如说是我们的正义资源稀缺，与其说这些爱与正义稀缺，不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不健全。那些已经占有资源财富的人对于人生社会失去了想象力，他们只会斗富比富，只会无限地重复聚敛财富的过程。基金会及其相关的慈善正义事业在中国举步维艰，也多少证实了这一点。

　　一个中关村的企业家曾说，他羡慕美国的同行能够生活得那么阳光。白手起家致富的比尔·盖茨前年以捐赠160亿美元给基金会而令世人瞩目，麦当劳公司创办人的遗孀雷·克洛克女士去年捐赠美国童子军组织的事件轰动社会：这些美国同行因一直在扩大身处的社会空间，所以他们活得不那么局促、紧张不安，也令人对一个充满正义和爱的社会充满信心。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