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多次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表态，令太平洋两岸的学者精神振奋。他说，“美中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但是，就在9·11之后，中美两国在政治上的互动越来越多，而两国的贸易环境却令人感到一丝遗憾。中美贸易摩擦的增多，应了这样一句话，中美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的，没有分歧是不正常的。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2003年来华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曾说过，有关中美贸易关系的辩论正在美国展开，这意味着过去两年平静的美中整体关系正在接近一个敏感阶段，而这个阶段将会持续到美国周期性经济复苏之后，持续到今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与20世纪90年代的辩论相比，当前的这些摩擦并不直接指向中美政治关系的核心，而一直集中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但是，其重要性不应低估。短期内，这种辩论可能波及到政治领域；长期来看，它将涉及到处在中美关系中心位置的经济问题。

　　其实，不管是巴尔舍夫斯基的报告，还是从国际经济的现况来看，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今的国际贸易体系还是由美国主导的。中美贸易中，中方对美国的依赖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中国要避免成为美国经济萎靡的替罪羊。

　　这让国人难以接受，但事实的确摆在我们面前。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美国高举制裁大棒，不仅指向中国，还指向了欧洲和日本。中美之间的争端不过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聚焦点。

　　理论上，美国的政治家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贸易优于保护贸易。但是，一方面，他们要为谋求美国利益长袖善舞，而美国利益是由各个不同的集团，主要是经济集团构成的。在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的时代里，那些商业集团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另一方面，政治家们要赢得竞选的胜利，必须屈从于某些特殊经济集团，这符合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中的选票政治，而它的特点决定了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往往是逢场作戏，具有一定的摇摆性。

　　在布什执政的3年内，美国流失了至少26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梦魇一直困扰着美国人。美国政客需要替罪羊来化解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中国是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以及美国重要的海外投资地，这使其成为再“合适不过”的美国政治牺牲品。

　　一般来讲，对于中美贸易争端增多的解读，国人多把原因归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处于特殊时期——经济低迷，大选在即。不可否认，这是两国摩擦增多的一个重要背景和诱因。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在中国经济日益崛起的时候，中国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国际经济摩擦时代”。

　　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评价中国当前的贸易摩擦：一只蚂蚁爬进瓷器店，无声无息；一只壮牛闯进瓷器店，怎会没有响声。

　　美国对华频频采取调查和制裁的做法，令很多中国学者非常反感，认为美国的做法有两种心态：第一，美国利用各种借口来打击中国经济；第二，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大选之前，是布什政府转嫁危机的方式。笔者认为，这两种考虑都缺乏战略考虑。应该站在正常的国家利益和大国兴起的角度考虑，我们就不难得出答案。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中国的崛起必然会面对各种阻挠和挑战，对于中国来讲，国际经济摩擦时代已经来临了。

　　一位美国智囊曾告诉克林顿: 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俄罗斯成立和苏联解体，而是中国的崛起。这一论断可谓是高瞻远瞩、石破天惊。有“日元先生”之称的日本庆应义书塾大学教授神原英资曾讲过，现在全球经济中心从西方转到东方，并不是让人非常吃惊的。从历史上来看，世界经济的中心在19世纪以前就在亚洲。有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19世纪末期的经济数据时发现，在19世纪初，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甚至达到了20%，印度是第二位，是14%。因此，中国和印度加起来，接近世界GDP的34%。仅仅是在过去的150年间，西方逐渐取代了东方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现在历史正在逐渐地回归，重新转到东方，尽管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如果中国能够迅速赶上来，这对世界上其他对手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何评估中国经济实力，有不同的说法。2002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25万亿美元，不足全球份额的4%，按当年汇率计算只是美国GDP总量的1/8，日本的1/4，但在全球GDP新增份额中中国的贡献率却达到了17.5%，仅次于美国。而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80年～2000年的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以购买力平均价衡量)增长的贡献率年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0.7%。如果照着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经济总量将在近年内超越法国，20年后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未来20年内，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将会日益严重。而这种摩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会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

　　(稿件来源：新华网转载《时事报告》 作者：石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