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他的病情在这年六月加重，七月，中央决定对丧事预作准备，指定专人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本文作者周启才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参加了讣告和悼词的起草工作，列席了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局讨论这两件文稿和治丧事宜的会议，亲历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过程。

　　突如其来的任务

　　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中央办公厅主任、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打电话急促地对我说：“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李鑫，不到一刻钟，我们气喘吁吁地来到怀仁堂。只见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姚文元，正一前一后，脚步匆匆地向正厅走来。进入正厅，他们站在那里，没有落座。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地对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派我们来向你们传达一项紧急重要任务，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们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作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保证中央使用。”说完，他们转身急匆匆离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务，我们惊愕万分，一时不知所措，竟不约而同失声哭起来。不一会，汪东兴秘书打来电话说：“东兴同志指示你们就在怀仁堂正厅办公，这里环境安静，也有利保密，生活问题已布置警卫局服务科操办。”毛主席的讣告和悼词怎么写？多长时间内写出来才能保证中央使用？经过讨论，我们感到中央要我们完成的任务和要求，已经明确，当下我们需要的是让思想情绪赶快稳定下来。我们先起草了讣告文稿，而后草拟了悼词文稿。悼词文稿没有沿用以往惯例写毛主席曲折、光辉的革命简历。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起草任务完成后，我们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并请示是否将两件文稿送他阅转中央。汪听后说：“两件文稿，由周启才亲自加封，亲自保管，暂不上报中央，什么时候上报，待命。”为了保密安全，我回到办公室，密封好两件文稿，锁在我专用的保险柜里。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有较强震感。为了保证党中央工作的正常运转，秘书局工作人员于当天搬出了办公楼，在楼南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内办公。我保管的讣告和悼词文稿，装在一个小保险箱里，亲自转移到一个绝对安全部位，直到恢复正常办公，又封存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江青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逝世。清晨五时十分左右，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到我办公室，他哀伤地对我说：“老周，你带上那两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会议厅来，政治局等着讨论。通知李鑫也来这里。”我急速打开保险柜，取出封存的文稿，下楼直奔毛主席住地会议厅。半路上看到汪东兴正在毛主席住地外边马路上来回踱步，不时地朝我来的方向看。他在急切地等着我们。汪对我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进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地会议厅，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他示意我坐在他左后方的沙发椅上，并把文稿启封。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此前她在会上就曾提出这一问题，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现在她又旧话重提，会上无人吭声。华国锋怒视着江青，当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华指示我把讣告文稿在会上读一下。讣告文稿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定名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文二千五百多字。我以较慢的速度读完后，华国锋说：“大家看有没有原则性修改或补充意见？有，请提出来讨论；如没有，我意先送中办秘书局印刷厂加急排印，印出清样，人手一份，我们再仔细推敲定稿。”与会成员同意华的这一意见，不到一小时印出了清样，我在会上分发给与会成员。在排印讣告文稿期间，李鑫在政治局会上读了悼词文稿，华国锋批示后，交我会后印发政治局各成员。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九月九日下午四时对国内外广播。

　　悼词文稿的讨论过程

　　九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研究商定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中办秘书局通知悼词起草人李鑫和我列席会议。

　　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我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我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半，我走出大会堂北门，乘车进新华门直到怀仁堂会场。

　　下午两点五十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我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华听后说：“保护好毛主席遗体，任务十分重大，也十分艰巨，东兴同志不能离开，可以请假。会后你把会上讨论的情况向他汇报。”稍停片刻，华接着又说：“东兴同志提出悼词文稿中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这是一条重要意见，我很赞同，开会时，你可以代他把这个意见在会上讲一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陆续到达会场，最后来的是江青。她身着黑衣，走到离会议桌不远处，大声叫道：“许世友同志，前几年有件事我对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许世友跟前，伸出手想要和许握手。而许世友对江青这种没话找话，想拉近乎的表演，给以无声的回击。他不言不语，正襟而坐，双臂下垂，目视前方，对江青不理不睬。江青十分尴尬、难堪，只得把手缩回来，红着脸低着头悻悻地走向她的座位。

　　下午三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他让我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我转达了汪东兴同志的两点意见后，华国锋说：我认为东兴同志这个意见很好，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我赞成加上。说完，他看了看旁边坐着的叶剑英和李先念。这时，王洪文侧身看了看江青，江青扭头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紧闭双眼，默不作声。姚文元则低着头翻看悼词文稿。

　　叶帅发言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发言和东兴同志这个提议。“三要三不要”是主席留给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引导我们党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的指南，在主席悼词中加上这条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非常重大。李先念发言说：国锋和叶帅讲得很好，我赞成东兴同志的提议，悼词中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接着，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当时姚文元被指定为会议上的悼词修改人。除加了毛主席上述指示外，经过讨论，对悼词文稿的个别文字也做了些修改，经华国锋审阅并把补充和修改的地方读给大家听后，政治局通过了这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反映当时政治背景的悼词。

　　“四人帮”的捣乱

　　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毛主席的追悼大会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并对大会程序作了安排。会后，我根据华国锋的交代，把会议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也谈了“四人帮”在会上的表现。汪听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但他们看到，政治局多数人同意，他们反对也没用，而且他们如公开反对加上这条指示，政治上就会陷于被动，所以他们不说话，不赞成也不反对。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群众参加，同时向全国转播大会实况。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我到达天安门前东观礼台下面的休息室，检查了各项准备情况。两点五十分左右，规定在这里休息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宋庆龄等全部到齐。我将到齐的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当时他在休息室外面与汪东兴交谈。华国锋让我回休息室再讲一下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的程序，以免大家在台上动作不一致。

　　这个程序是：在追悼大会开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按顺序走上追悼会高台，先面向广场群众；追悼大会开始，当主持人宣布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时，大家向后转，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后，再转回来，面向广场群众。我刚说完，张春桥发难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四人帮”其他成员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我说：“这个程序是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定的，因为毛主席遗像竖立在大家站的高台后面，向遗像三鞠躬必须向后转过去才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四人帮”没再吭声。我把“四人帮”的这一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华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

　　追悼大会于下午三点准时开始，三点半宣布结束。十多天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摘自《世纪》2004年第3期、作者：周启才

　　来源：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