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以前他们主要是在做对抗性的维权，现在则更多的是在从事建设性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将极大提高社区内农民的参与意识、参与力量，并最终促成政府与民间一起努力，将这条乡村建设的路持续下去
本刊记者/韩福东
3月8日下午，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三合镇南塘村村委会活动室挤满了人，2003年度“新乡村建设奖”的颁奖仪式在这里召开。
此前一天，主持人张勇和南塘村老年协会会长唐殿桂、文艺演出队队长王秀华一起，去阜阳市里购买了12个暖水瓶、30个瓷盆、80条毛巾，还有100多张奖状。
这是南塘村第一次为他们的“新乡村建设实践”颁奖，活动的策划者杨云标事前和几个组织者拟定了如下奖项：特殊贡献奖20人、杰出人才奖26人、最佳风格奖3人，此外还有一般贡献奖八九十人。
使杨云标没有料到的是，表彰大会一开始，张勇就宣布“在2003年公益活动中，杨云标荣获了新乡村建设最佳组织奖”。81岁的老太何秀兰躬着身子为他颁发了奖状。
“我很在意这个奖状。”杨云标说。
这个在当地有着很高声望的男青年，过两天就要前去湖北省房县授课。中国社科院、《中国改革》杂志社和香港乐施会在那里有一个针对农民的“村民自治与可持续发展”培训项目。他说他要把奖状带去给他们看看。
杨云标将此次颁奖仪式看作一个标志性的转变：“以前我们主要是在做对抗性的维权，现在则更多的是在从事建设性的工作。”
杨云标正在重续在中国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乡村建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在我国掀起了一场影响广泛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为了使农村摆脱积贫积弱的状况，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日军侵华等原因使他们的理想刚刚出发不久就破灭了。
而近几年开始升温的“新乡村建设”，已经开始从学者沙龙中的流行话语转为脚踏实地的践履。
温铁军等人在河北定县兴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茅于轼等人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兴办小额扶贫贷款、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等地设立扶贫项目……土生土长在农村的杨云标,则是其中最具草根性的新乡村建设者。
弱者的联合
上访曾经是杨云标最主要的生活方式。
1998年，从西安政法学院大专班毕业的杨云标，对家乡的官场腐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皖西这个人均只有一亩地的贫困山村，农民的负担居然达到了三四百元，村、乡镇一些干部的腐败和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令当地村民忍无可忍。不断有村民找上门来，向学过法律的杨云标求助。
回忆起当年上访的经历，杨云标仍然唏嘘不已。从举报邮递员乱收费开始，杨云标的为民请命之举一发不可收拾。他曾四次进京上访，并因此在阜阳市遭到非法羁押，他家的门上也因上访被人贴上了“再告状，小心你的脑袋”的恐吓信。
终于，2000年10月，安徽省委督察室派出督察组，会同市、区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杨云标家，对杨云标的举报行为表示肯定，并开始调查南塘村的账目。最后，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共挪用贪污7万多元公款，村干部被集体撤职，三合镇党委书记、镇长等人分别受到党内或行政处分。
督察组的到来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杨云标从此成了邻村乃至邻县农民眼中的“大人物”，甚至于河南的农民都找到杨云标的家里，反映村官的腐败问题。
“有时一天会有十几个人来。”杨云标每天忙着听农民们的控诉，帮他们写材料，为他们出谋划策。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杨云标开始有了筹建农民维权协会的想法。
“基层一些官员腐败，不断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因愤恨而产生对抗，当农民发现个体维权效果小、成本大，而集体维权则更理性、更有建设性时，这些弱者最终会选择走向联合。”杨云标这样来解释农民维权协会产生的必然性。
但他将筹备成立维权协会的想法说给各村的维权骨干时，最初得到的反映更多的却是担心。
“有人说，这样能行么？政府允许我们这样做么？如果说我们是非法组织，抓起来怎么办？”杨云标说。
一直到2001年3月，他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章程”的初稿草拟出来之后，给各个村的维权骨干电话，让他们前来商讨筹建事宜时，仍有几个村因担心而无人响应。
2001年3月7日，来自5个行政村的20多名代表聚在杨云标家中，就维权协会的章程展开讨论。此后不久，杨云标两次前往阜阳市民政局，申请成立“三合农民维权协会”，均未获批准。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有政府替农民维权，不需要另行成立农民维权组织。这在全国没有先例。”杨云标说。
后来共有9个村的代表表示愿意加入维权协会，但直到今天，维权协会还处于筹备阶段。
积极的乡村力量
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维权积极分子唐殿林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杨云标则被选为村会计。三合镇多数村庄的维权行动也都取得了类似的进展。
“现在每个村民的税负有八九十元，而在几年前，各种收费加在一起，有三四百元。”三合镇赵王村村民王秀华说，这固然得益于税费改革，但也和村民的努力有重要关系。
三合镇的干群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记者在南塘村采访时，三合镇驻赵王村干部还特地跑到南塘村，询问在此参加活动的王秀华对镇政府有何意见及要求。
“以前驻村干部不会这么积极来征询我们的意见。”王秀华说。
村民们维权行动取得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现在三合镇的政府行为比其他镇要规范得多。
2002年8月，杨云标作为惟一的农民代表，受邀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和香港亚洲交流中心组织的“中国乡村建设论坛”上发言。这之后，他和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
2003年7月底，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武汉大学等高校的20余名大学生支农队员，分别从北京、上海、武汉动身，前往南塘村进行“大学生 村民共建学习型乡村社会”活动。
大学生支农队员的到来，给当地村民很大的精神激励，南塘村的文艺演出队和老年协会随后成立。
“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地区，政府不愿为农民的文化精神生活提供服务，而商人的营利性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农民又享受不起，所以这一服务的责任就很自然的落到第三部门，即非营利的民间组织身上。”杨云标说，文艺演出队和老年协会给了分散的农民自愿集体生活的机会。
城集镇的村民谭子彬是文艺演出队的骨干，他时常一大早骑着自行车赶十几里路来到南塘村排练节目。这个爱唱豫剧的老人，在文艺演出中获得了快乐和尊严。
南塘村村民郭光华也参加了老年协会，他更看重老年协会提供的与法律、科技和农村致富有关的书籍。
老年协会成立不久，即依照一定的标准，进行了十佳好儿媳和十佳好公婆的评选活动。
穆学勤现在还记得自己获好儿媳奖时的场景，几十个人放着鞭炮，将奖状和毛巾、香皂等奖品送到她家，引来村民们的围观。
“在老年协会的引导下，有些不孝顺的儿女开始对老人好了起来。”55岁的村民沈志欢非常认同这种民间舆论力量对村民的约束力。
在杨云标看来，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最缺的是技术，到了90年代，最缺少的是公共信息，现在农民最缺的则是合作的精神。而农民合作的意义又不只是体现在监督乡村干部、保障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上。
杨云标的新乡村建设理念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成型。
2003年底，他的《促进社区农民参与社会发展的项目书》酝酿成熟。他将这个项目的目标确定为：1.树立农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2.提高社区内农民的互助意识、合作精神、公益精神；3.整合社区内健康积极的民间力量，以图多角度综合建设乡村社会。
资金与合法性瓶颈
杨云标用12个字来概括他所从事的新乡村建设实践的内容：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他们采取的路径则是“以文艺促进参与，以参与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互助，以互助促进发展”。
目前，最薄弱的环节在科学致富上。
杨云标因此与北京等地的科研机构取得联系，并于2002年前往亳州，引进了药材种子白芷和药牡丹。
2003年，三合镇的三个村庄的几户村民进行了试种，但是因为遭受到了洪灾，引进的药材种子效益不够理想，没能扩大种植。
杨云标打算成立一个经济合作社，让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同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者直接建立联系，以减少中间环节的交易费用。但这需要有一大笔启动资金，杨云标为此争取了两家企业的赞助，但最终没有谈成。
资金问题困扰着杨云标的新乡村建设实践。目前他们的活动经费主要依靠于维权骨干分子、记者、大学生和学者的捐助，因为经费的缺乏，许多有意义的活动无法展开。
“我们做的事情，只有钱不行，但只有热情也不行，我们为大家的热情而感动，而我们却无法让大家的热情持续下去！”杨云标说，他们目前需要资助，以提高自身的能力建设。
杨云标曾想去寻求香港乐施会等基金的支持，他们也都对此表示出足够的兴趣，但终因“农民维权协会”尚未获得合法身份，而不肯资助。
虽然尚未获得合法身份，并且杨云标在组织活动时，也不以“农民维权协会”的名义。但在三合镇众多村民心中，“农民维权协会”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记者在南塘村采访的过程中，就有邻村的村民慕名前来寻求法律帮助。
当地政府对“农民维权协会”的态度也颇为微妙。“从严格意义上，他们不能叫‘农民维权协会’，因为我们向上级部门咨询过，这个组织还没有获得批准。”三合镇镇委书记杨杰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但他又同时表示，杨云标没有从事不正当行为，总体上是在做好事，作为党委没有理由不支持。
虽然杨云标的新乡村建设实践并没有遭遇政府的非议。但维权协会的合法性问题始终像一柄达摩克力斯剑悬在杨云标的头上，他对此只有寄望于政府态度的转变。
“三农问题的坚硬，民间力量的脆弱，让我们并不奢望能在短短两年内产生极大的社会效应，彻底改变社区内的三农问题。但我们的工作将极大提高社区内农民的参与意识、扩大参与力量，并最终促成政府认识到这些活动的正面性，促成政府与民间一起努力，将这条乡村建设的路持续下去。”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