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面对的困难，也是我们亲人面对的困难。”在中央电视台7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也是《焦点访谈》的“总指挥部”，说起“为群众解决问题”，《焦点访谈》总制片人梁建增用“责任”二字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到4月1日，《焦点访谈》已开播10周年。3月24日，《焦点访谈》办公室里依然是忙碌景象。两天前，《焦点访谈》记者乘坐的采访车在河北被砸；一周前，采访报道非法采血的《焦点访谈》记者在广东被关了几个小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为此，《焦点访谈》领导提醒记者们“随时报告行踪，注意安全”。

　　与此同时，《焦点访谈》播出广东省德庆县非法采血的报道，引起卫生部高度重视，有关部门连夜进行处理。而在准备播出的沙尘暴系列报道中，他们意外发现，3年前因水源使用不合理已经干涸的湖泊，如今又有了水，这一切，缘于《焦点访谈》报道后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和整改。

　　事实上，因其特殊影响，《焦点访谈》一直被视为舆论监督的“晴雨表”。在其走过10年之际，他们将自己制作的特别节目命名为“责任”。数据显示，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占到47%，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在《焦点访谈》从“高峰”走过“低谷”之后，今年，他们宣称，将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力争创下“新高”。这意味着什么？

　　很多当事人用“超出想像”来描述其所带来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玉胜回忆，1993年，有关人士酝酿搞一个舆论监督节目。“起初，我们决定把这个新栏目命名为‘记者视点’”，后来，接到通知，决定“不叫‘记者视点’，而叫‘焦点访谈’。”“这个动议来自有关领导”，孙玉胜说。今天，《焦点访谈》早已走进千家万户，很多当事人用“超出想像”来描述这一栏目所带来的影响。《焦点访谈》于1994年4月1日开播，10年来，播出几乎“雷打不动”，每天19时38分播出，时长11分50秒。首播节目《’94国债发行第一天》，两天后，《焦点访谈》播出第一个舆论监督节目《北京郊区：耕地上修建起一座坟茔》。此后，又播出了《关于杭州弃婴的报道》、《游戏机游戏了什么》、《乱摊派何时了》等等，乱收费、乱摊派、占地、造假、欺诈等社会转型时期的问题报道，不断出现在公众面前，“即使是1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关注着这些问题。”《焦点访谈》有关人士说。

　　当时，《焦点访谈》以4句话表达自身的追求：“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6年后，浓缩为一句话：“用事实说话”。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国最有影响的舆论监督品牌，其报道的80%的舆论监督节目都使问题获得了解决。“以前，报纸、通讯社也反映一些问题，但从没有像电视这样直观、生动地把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出来。”《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说。

　　此后，共和国3任总理先后亲临《焦点访谈》演播室。1997年，李鹏题词：“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1998年，朱镕基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2003年，温家宝在《焦点访谈》演播室赠言：“与人民同行，与祖国同在，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3任总理赠言、题词，在新闻界并不多见。”《焦点访谈》总制片人梁建增说。

　　同时，《焦点访谈》每天能接听观众热线电话200个左右，群众来信300封左右。一位每天拆阅来信的记者说：“每天都有一麻袋信件。电话就更多了，我们查询了电信部门，发现每月观众打来39万个电话，能打进来的，只有不到一万个。”

　　“我们的社会不能麻木到连痛感都没有了”

　　随着《焦点访谈》一起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敬一丹认为：“《焦点访谈》是让社会保持痛感，我们的社会不能麻木到连痛感都没有了。”

　　由于报道选题80%来自观众来信、来电，直接倾听百姓呼声，《焦点访谈》在“下情上达”上起到了特殊作用。总制片人梁建增一看到反映问题的人“衣着朴素，一脸沧桑，就觉得心里很不好受”，特别想“做些什么”。“痛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1995年底，《焦点访谈》播出了《盗伐危及大动脉》，反映三北防护林被滥砍滥伐。一个画面是60年代郁郁葱葱的森林，另一个画面是30年后同一地点，风沙满天，残根断桩。国务院领导公开表扬《焦点访谈》“这个问题反映得好”，随后，国家出台了天然林保护政策。

　　虽然2002年舆论监督内容比例不高，但也在这一年，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开设了《焦点访谈》督察情况反馈机制，就中央领导同志每一次对《焦点访谈》作出的批示以及批示后的督察情况进行跟踪反馈。2002年，《焦点访谈》报道的事件中，有41起被纳入了国务院督察反馈机制。“这样的机制使监督的落实变得制度化和常规化了。”有关人士表示。

　　由于反映的情况来自基层，监督对象往往是村长、镇长、县长，有批评说“以这样的黄金时间，这样的领导重视，却老反映一些不大的个案，是‘高射炮打蚊子’。”

　　对上述议论，《焦点访谈》负责人认为，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往往带有普遍性，推动这些事情的解决，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2002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节目占到全年节目的17%，达到历史最低点。很多人说“不爱看《焦点访谈》了”。敬一丹认为，这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一些部门对舆论监督的意识和接受程度出了问题。“人们不是对一个电视栏目失望，而是对中国舆论监督的怀疑和失望。”《焦点访谈》记者一怕采访遇到阻挠，二怕说情，自己还在采访，对方已然跑北京公关，几乎每个记者都有过“节目播不出去”。

　　这是一份《焦点访谈》特殊的记录——记者喻晓轩、摄像王守城在采访中，被当事人非法搜身、拘禁4小时；记者再军在广州经历了“惊险的绑架未遂”，事后，广州警方告诉他“你很侥幸，躲过一劫”；记者白河山、再军被人诬为“找按摩小姐嫖娼”，当调查组对此作出“与事实不符”的结论后，两位记者当场泪下。

　　同时，被监督对象为了达到“不要播出”的目的，给《焦点访谈》记者法展、朱邦录4万元钱，被拒绝。在《焦点访谈》，记者拒收、上缴2万元、3万元的事情并不鲜见。

　　在公交车上，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听说来了《焦点访谈》记者，马上起立，让座给记者。对此，当事人感慨：“这是出于对一个舆论监督栏目的尊敬。”《焦点访谈》主编杨继红表示，通过接待群众，接听来电、拆阅来信，很多群众相信“他们的事被人过问了，就不会走上绝路”，“对我们是一个工作，对他们是一个命运的改变”。

　　敬一丹说：“我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好消息。”

　　10年前，敬一丹听说“咱们电视台要办一个舆论监督节目，每天一次。”当时，她几乎难以置信。10年后，她说：“舆论监督的力量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当年很多禁区，现在都一点点被突破。”

　　2003年，温家宝总理来到中央电视台，专门到《焦点访谈》听取了情况，敬一丹代表《焦点访谈》将内心的苦恼和盘托出。

　　温总理鼓励她说，国务院有专人对舆论监督提出的问题进行收集、整理，督促解决。

　　2003年初，在《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时，敬一丹曾提出“优化舆论监督的环境”，2004年3月5日，敬一丹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听到了“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她笑了。

　　今年，在中央领导支持下，《焦点访谈》不但要增加舆论监督节目量，还要在“真实、客观，跟踪解决”上下功夫。《焦点访谈》记者说，“过去，我们采访提问咄咄逼人，现场交锋让被监督对象狼狈不堪；后来，我们又进行了隐蔽拍摄，克服了拒绝采访带来的困难；现在，我们更倾向于调查，将更客观、更准确地报道事实。”

　　据介绍，目前，类似于《焦点访谈》的节目，在全国已经开办了60余个。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舆论监督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