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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韩福东

　　在当代中国，官员与企业各取所需 一方面是商人红顶化，另一方面则是红顶商人化。尽管三令五申，但官员到企业兼职已经是第三波了。目前，一场清理运动正在各地进行。但只清理，不惩罚，其效果有限，就难免卷土重来

　　从今年2月开始，一场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运动，正在部分省市静悄悄展开。

　　重庆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已发出通知，限期对全市县处级以上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一次集中清理。凡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免去或本人主动辞去其在企业的职务；凡企业负责人兼任党政领导职务，要免去其党政职务。清理内容还包括各地、各部门制定的与兼职相关的政策和文件。

　　四川、广州等省市也开始了类似的工作。

　　“红顶商人”，是舆论给予那些掌握公共权力、同时又从事企业经营者的一个形象称谓。晚清期间，全国最大的钱庄老板胡雪岩，官至二品，是为“商人红顶化”；而安徽省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同时兼任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则被媒体称为“红顶商人化”。

　　官员经商已经是第三波

　　“官员到企业兼职，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就不断下发各种文件对此现象进行规范。”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会会长保育均对本刊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第一波官员“下海”浪潮，全国各级党、政、司法机关多用财政经费和银行贷款投资开办公司，其中又以综合性、金融性和流通领域的公司居多。因这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新公司对经济秩序的破坏，中共中央、国务院遂于1988年10月3日下发了《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重申“严格执行中央、国务院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

　　该决定要求，全国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要在1988年底前基本结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在清理整顿工作结束后，将情况报告国务院。

　　不过，一直到1989年2月，仍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在公司兼职。中共中央、国务院因此又下发了《关于清理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在公司(企业)兼职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解决官员兼职问题的时间表由“1988年底”推至“1989年3月”。

　　但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

　　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二轮官员下海浪潮再起。进入21世纪的“红顶商人”，已是被观察者称作第三轮下海潮中的弄潮儿。正是在禁止官员经商的法规、文件不断出台之际，第三轮下海潮呈现了自己组织化、制度化的时代特征。

　　安徽芜湖可以被看作当下中国“红顶商人”的一个典型样本。在这个城市里，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到市财政、计委、建委、经贸委、国土资源局、开发区管委会，乃至审计、监察等局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戴着“红顶”的商人。

　　此次清理“红顶商人”的风潮也波及到了芜湖。日前，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辞去了奇瑞公司董事长职务。据报道，该市其他干部所兼任的职务也都被免去，有关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手续已基本办理完毕，所有兼职干部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正在进行当中。

　　权贵资本主义正在形成？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史卫民认为，官员在企业兼职是政府与企业恶性互动的一个结果。政府官员受利益驱动，愿意扮演亦官亦商的角色，而企业也有要官员兼职的需求。

　　原因在于，如果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没有确立，政府的权力仍然无限，行政力量仍然在管制或干预市场，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就可能遭受各个部门的吃拿卡要和政策限制，那么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企业也希望有官员兼职，为他们摆平各种关系，争取政策优惠。

　　而官员也乐于到企业兼职，其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这种合谋，损害的是社会的公平。“‘红顶商人’现象反映了一个很危险的倾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夏业良认为，它从一个侧面表征了我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正在形成。

　　“权贵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谈及中国走向时经常用到的词汇。吴敬琏认为，在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已是不可逆的历史定局。但是，两者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离开建立规范、公正的、有利于大众的市场经济方向，走上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夏业良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官员在企业兼职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手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应该为他职责内的所有公民和企业服务，而其在企业中兼职的行为，将导致公权力实际上为某一个企业、为少数人服务。官员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公务员对本职工作的懈怠，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因此无法建立。

　　这种行为还具有排斥竞争对手的功用，当兼职官员的权力在市场竞争中发挥作用，企业的发展更多的依赖于政府部门的关系而非自己的实力时，企业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寻租”，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加大，对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伤害。

　　存在回潮的可能

　　也许正是觉察到这种危险，又一轮自上而下的对“红顶商人”的清理工作已经开始。

　　2004年1月19日，中纪委、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对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一次集中清理，要求各省区市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按照通知要求，抓紧进行清理工作，并于今年4月底以前将清理情况以书面形式分别报告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

　　前不久在内部发布的中央二号文件，也就“红顶商人”问题，作了规范性的处理意见。

　　但效果如何，尚难预料。清理官员在企业兼职的运动已经开展过多次，但从各地的情况看，很少有官员因此而受到处分。

　　这与香港的“黄河生事件”形成显明对比。1999年6月，香港媒体调查得知，时任香港特区政府税务局长的黄河生，其妻子郑丽容在湾仔开设了一间税务公司，为各大小公司提供各类报税服务。该公司所在物业的业主就是黄河生夫妇合组的“企业代理有限公司”，黄河生个人拥有“企业代理有限公司”的一份股份，间接与“税务公司”存在关系，却没有申报。此外，黄河生违反内部规定，先后七次直接处理其妻公司代表的税务个案。虽然没有证据显示黄河生工作当中有徇私行为，但他还是因此而被解雇。

　　而在中国内地，除去各种文件、批示，早在1993年就开始实施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也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在企业和营利性事业单位兼任职务。”中共党内的《纪律处分条例》也规定：“县和县级以上党和国家机关的党员干部，未经批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的，以及兼职领取报酬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但这种惩戒规定真正落到实处的并不多。

　　“即便有人因此受到处分，地方官员也认为是撞到枪口上的小概率事件。纸面上的规定和地方政府的实际导向不一样，这一点地方官员很清楚。当看到高层领导也是‘红顶商人’时，他们会固化这种判断。”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所副研究员王胜光对本刊说。

　　过往的经验说明，清理整顿任重道远。因此，能否巩固这次清理整顿的成绩，防止回潮，人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