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农历甲申年。60年前，1944年3月19日，明朝灭亡纪念日，重庆《新华日报》开始刊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从而激起一场轩然大波。六十一甲子，弹指一挥间。经过时间的积淀，人们可以从中获得新的启迪。
史剧变为史论
1944年初，正在紧张从事《十批判书》写作的郭沫若，如何从对先秦思想家的评述突然转入对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柳亚子在1944年3月撰写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一文的开头述及此事：“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收到于怀兄(即乔冠华，当时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工作。——引者注)同月十六日从渝都发出的一封信，说道：‘今年适值明亡三百年，我们打算纪念一下，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昨天在郭先生家和一些朋友闲谈，大家一致认为你是南明史泰斗，纪念明亡，非你开炮不可。’这时候，我的神经衰弱病还是很厉害，脑子像顽石一般，不能发生作用，只好很抱歉的还信谢绝了他。”有研究者据此认为，这是临阵换将，促成郭沫若取代柳亚子写出了这篇史论。
郭沫若本人则在1945年5月撰写的《十批判书·后记》中透露：在写作《韩非子的批判》与《周代的农事诗》的前后，“我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适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年纪念。我的史剧创作欲有些蠢动了。我想把李岩和红娘子搬上舞台”。但是，人们读到的是史论《甲申》而非史剧《李岩与红娘子》。有研究者认为，写作《后记》时作者正处于国统区，不便将乔冠华代表中共组织撰写纪念明亡三百周年的文章的真相明言。这种说法不合乎事实。柳亚子的文章道明了“真相”，并于当年4月刊登在公开发行的《群众》周刊上，因而是世人皆知的事实。
郭沫若并无未便明言的顾忌，想写的也只是以李岩和红娘子为主角的史剧。乔冠华致柳亚子信中所说的“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只是概而言之——文章也好，剧本也好，总之，为纪念明亡三百周年要写点文字就是了。因此，由起初的创作历史剧的欲望而变为论述明亡及李自成起义成败的实际操作，合理的解释是：柳亚子既因故无法撰写史论，急党所急的郭沫若便担当了这个重任。也正因此，郭沫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创作以李岩与红娘子为主角的历史剧情有独钟，念兹在兹。
那末乔冠华出面组织纪念明亡三百周年文章的背景又是什么呢？1943年初，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内中恰有“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等论述。当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指示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素向以“党喇叭”为职志的郭沫若，全力以赴撰写史论便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了。
激起轩然大波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近二万字的史论，《新华日报》连载四天。相隔仅一天，1944月2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即发表《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抨击《甲申》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叫嚷要“共同纠正这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4月13日，该报又发表社论《论责任心》，责难《甲申》“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并阿Q式地攻击所有以宋末、明末的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论著。稍后，某出版社还搜集围攻《甲申》的文章，编为《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扬言“供防毒消毒之用”。
与郭沫若同一营垒的翦伯赞等知名学者则以《桃花扇底看南朝》、《明末的政治风气》等文与《甲申》相呼应。柳亚子除撰文外还赋七律一首表示激赏：
陈迹煤山三百年，高文我佩鼎堂贤。
吠尧桀犬浑多事，喘月吴牛苦问天。
由检师心终覆国，自成失计遂捐燕。
昌言张李如能拜，破虏恢辽指顾间。
《甲申》发表一个月后，4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指出：“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比的叙述和客观的评论——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先生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按语称赞《甲申》“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在科学地解说历史”，“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
毛泽东除了在对延安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肯定《甲申》的警世意义，更在这年11月致郭沫若的亲笔信中慰勉有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国共双方均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这对郭沫若来说，似乎有点出乎意外。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过“革命春秋”的郭沫若，诚然不仅是学术家。他的史学研究尤其是这篇多少有“遵命”成分的史论，自然不乏现实意义，但终究不是简单的比附或影射。对此，柳亚子在《现在的中国会等于明季吗？》一文中有一段切实的评论：“近来有人写关于甲申三百年纪念的文章，对于自成略略有些持平之论便另外有人大惊小怪起来，说他在影射些什么什么。其实要是把李自成来影射某种集团，或影射某种人物，那才是对于革命极大的侮辱呢。”对于国民党的攻击，郭沫若以“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予以嘲讽。他在《甲申》发表一个月后致信美国费正清博士，称《甲申》“本是研究性质的史学上的文字”，《中央日报》的社论是“无理取闹的攻击”，“我只感觉着论客们太可怜了，竟已经到了歇斯迭里的地步。”
对于中共及其领袖的褒扬，郭沫若自然是心存感激，但出人意外的是，却未能挟创作《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的余兴，乘“蠢动”的创作欲，一鼓作气完成反映李自成农民起义成败兴衰的历史剧。这是令人颇堪无味的。
重探初衷所在
激发郭沫若创作欲望的，是李岩和红娘子参加李自成农民起义运动的悲剧结局。细读这篇二万字的史论，不难看出作者论述的重心所在。作者对崇祯的“汲汲要誉”，李自成的为人本质、事业转机，牛金星刘宗敏的迅速腐败，固然有较为详明的论述，但剖析的重点却在李岩。作者以近乎三分之二的篇幅围绕李岩的身世、经历、谋略及其悲剧命运落墨。作者对李岩的至高评价，集中在这一句上，“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李岩的悲剧结局，正是历代农民起义的规律性结局所决定的。《甲申》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感慨深沉的论述：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李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
《甲申》的结句是：
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郭沫若后来还在《关于李岩》、《历史人物·序》等文字中一再表露他对李岩与红娘子的偏爱，对李岩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注。
《中央日报》主笔、《中日之命运》的捉刀者陶希圣，攻击郭沫若“以‘李公子’自命”。这自然是无稽之谈。郭沫若断不致如此愚妄，然而对李岩的悲剧命运，确有心灵之交应。
这就不难看出，《解放日报》编者按对《甲申》的概括，虽言之有据，却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有重要的缺漏。毛泽东侧重于吸收“胜利时骄傲”的历史教训，也是见仁见智，各有所取。对“骄傲”的种种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虽也可作多重阐释，但终究与作者的关注重心不尽一致。
纵然是接替柳亚子“开炮”的任务，在短短的一、二个月里写出了这篇激起轩然大波的史论，但是当初构想《李岩与红娘子》的史剧基因还是留存下来了。在史论发表之后，郭沫若表示“要用全力来实现”创作计划，终因种种原由而未能如愿。
六十年间余波
《甲申》发表之后，延安将其列为整风文献，各解放区也纷纷翻印，出过多种版本的小册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4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过由作者题写书名的版本。怎样的契机促成了它的出版，尚费猜详。不无巧合的是，这年2月，中共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也正是以这次全会为发端，开始了对高岗饶漱石的揭露和批判。如果从吸取“胜利时骄傲”的历史教训着眼，似乎倒不失为一种解释。陈毅在这次全会后写的一首诗中有这样几句：“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如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时隔18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2月又出了新的版本。封面不再是作者的题签，代之以庄重的宋体。扉页则是“文革”中十分时兴的《毛主席语录》，选用的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关于历代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又总是成为地主和贵族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一段论述。《出版者说明》交代了再版的缘由：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曾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又说：我们印行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笔者清楚地记得，当年确是将“九一三事件”称做“文革”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为这次再版，郭沫若“做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这自然无从反映作者斯时斯地的心境。倒是他和于立群生养的长子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令人深长思之的历史细节：
……当他看到文化界很多有学识而相知甚久的老朋友相继成为批判对象，而像林彪、“四人帮”这些政治小丑却扶摇直上，他内心的哀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他曾经公开地讲过，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
《甲申三百年祭》问世已忽忽60年了。60年来，世事沧桑。笔者以为，对这篇曾经激起轩然大波，后来一直作“胜利时骄傲”的鉴戒之解读的史论，在经过了60年的积淀之后，应该从作者写作的初衷及文本的整体把握上，作出新的解读。
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冯锡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