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一片片城市广场,成了没有用处的摆设;一条条大马路,背后隐藏着多少拆迁户的不幸。日益浮华的城市也把政府拖入债务陷阱中。
中央政府严令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设中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建设。但如果不能有力约束地方官员的政绩冲动,这种暴发户心态就将继续制造种种城市浮华病
本刊记者/李径宇
2月12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国土资源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设中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建设的通知》,有关城市美化运动中的弊病再次以社会问题的形态集中的展现在公众面前。
美化还是丑化城市?
中国现在的城市建设有一种趋势,马路越修越宽,广场也越修越大。似乎这就是现代化城市的标志。然而,当这种做法在全国各种城市遍地开花时,却越来越暴露出了它们的通病。
以大广场为例。长期关注中国城市美化运动的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在其著作《城市景观之路》中指出,许多广场的建设目的是为了展示、纪念和礼仪,而不是实用。许多城市的广场成了无人空地,成了摆设,缺乏对普通人的人文关怀,没有基本的实用功能,忘记了广场为谁而建。很多广场,既没有树荫遮阳,也没有免费座椅供人休憩,并且还用铁丝网将人拒之于草地之外。在广场被抛光的大理石和花岗石地面上,人们举步维艰、战战兢兢。
同时,广场成了它所在城市“夸富”的场所,在这里,爬满了金玉雕饰和各种华贵的装饰。地方官员们不惜巨资,为广场修建了大型喷泉、华灯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机关,而这些东西,由于运行费颇为可观,不得不闲置或偶尔做一下演示,所以通常情况下是一堆废物。另外,广场往往被当作收奇猎怪的场所,许多广场模仿的图案化,往往毫无地方性特色,实际上是对城市形象和地方精神的污染。
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广场建设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目前,由于各种广场总是建在城市的中心地带,拆迁量很大,投资动辄上亿,并使成千上万人离开故土,迁往新区,导致社会结构遭到破坏。与其他同样需要城市中心土地的功能如商业需要相竞争,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并使城市的整体有机性受损。这些问题,被认为是此次促使四部委紧急叫停的主要原因。
暴发户割断城市历史
宽马路的建设也存在许多不切实际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在规划设计马路时,往往将10年乃至数十年以后的马路提前“实现”,以显示其“高瞻远瞩”,而忽视了马路的使用寿命,造成了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有的地方政府,将马路修成景观大道,恨不能将政府的功绩都刻画在这条马路上,暴露出其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城市历史很悠久,有浓厚的传统。现在,传统没有了,惟一留下的是大广场和宽马路。全国的广场都向天安门广场看齐。”
一个城市的建设应当和这个城市文化的渊源,和它的历史传统各个方面应该有联系的,而不是割断历史,割断地方文化的特殊背景,去机械地和其他地方简单地模仿。中国宽马路和大广场的建设,在许多地方完全是模仿动作,不规范而且到处是花架子工程。暴发户心态渗透在城市美化行为中。
为浮华不惜制造不幸
四部委联合下发的29号通知,以行政手段对宽马路的大广场的建设进行了“一刀切”。要求各地城市,一律暂停批准红线宽度超过80米(含80米)城市道路项目和超过2公顷(含2公顷)的游憩集会广场项目。并且,在此之前已经批准的2公顷以上(含2公顷)的游憩集会广场项目,尚未竣工的,一律暂停建设;对已经办理规划、用地和开工批准手续,但尚未动工的,一律暂停开工;已经批准,但尚未办理用地和开工批准手续的,一律暂停办理用地和开工批准手续。
这种“一刀切”的口气是非常坚决的,不容许有任何的商量余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在这一刀切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各种各样的矛盾。
首先,许多地方政府在修宽马路和大广场,是举债行为,没有根据自己的财力量入为出,用贷款的形式将几十年之后的钱用了,也就是“在任市长变相剥夺后任市长财权”。许多新任市长下车伊始,就债台高筑,苦不堪言。而新任领导不满前任领导的城市规划,将建筑推倒重来——许多城市的马路经常处于翻修状态。
另外,马路和广场的建筑,由于占地面积特别大,所以,土地纠纷不断。许多地方政府,由于财力不足,没有能力按市场价格征购土地,于是便使用行政暴力去低价掠夺。近年来,城市土地征用及房屋拆迁纠纷,已经成为中国公民上访率最高的事件,成千上万的失地公民,成为当前社会最不“安全”的因素。
政府并没有像80年代末搞建设时简单粗暴的向群众集资,所以,老百姓以为这马路和广场是政府无偿提供的。但不久,他们才会幡然醒悟,因为他们看到马路上到处是收费站,广场上到处是商业设施。原来,建设的成本还是要从公众身上收回来。
毛寿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多地方政府,又修广场又铺马路,弄得城市看上去很美,但问题是,老百姓的的房子却很差。政府对一些公共服务事业,诸如教育,文化,科技等的支出都严重不足,而对大广场宽马路的投入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
政绩让官员不顾一切
历史上,广场和马路就是公共事务的集中体现,广场的修建更是事关众人的公共事件。但在中国浮夸而来的城市美化运动中,广场和马路的修建几乎没有公众意见的参与,而只是地方官员的一厢情愿。
毛寿龙认为,中国官员的政绩观是广场越建越大、马路越修越宽的重要因素。以前,政府修楼堂管所宽马路不算政绩,但现在,许多官员却能因此而得到升迁。在这种新政绩观的引导下,地方官员为了讨好老百姓,也为了自己任上出政绩,各个城市就纷纷破土动工。造成的后果是,城市发展了,政府亏空了,农村落后了。
现在,29号文件下发后,以一刀切的方式刹住了所有的大广场和宽马路建设,这势必给一些正在搞此类建设的城市造成不小的损失,有的城市,在被重新审查后还可能将工程缩建,损失就更大了。但是,毛寿龙说,“不采取中央政府集权的手段,目前,实在是难以遏止这种不正之风。”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个文件是中央政府的无奈之举,也是不得已的,当然也再次体现了此届政府“以公共服务为本位”的决心。
当然,只依靠四个部委的一个文件,只能是权宜之策,并不解决根本问题。从长远来说,中国要根本杜绝此类事件,必须建立和加强民主政治的约束机制,完善人大监督制度,建立人事考核制度和政绩考核标准,加强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刚性约束。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为:权力催生城市浮华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