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光复后的台湾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在日本发动对亚洲各国的战争中，始终将台湾当作后方供应基地，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
战争结束时，整个台湾工农业生产处于瘫痪状态，物资缺乏，米荒严重，物价飞涨，百业萧条，人民大量失业，社会治安恶化。更为严重的是，台湾经历了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刚刚重回祖国，国民党当局和台湾人民之间彼此都不大了解，容易产生矛盾，需要一段时间进行磨合。而恰恰是在这一段磨合期，国民党当局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政策，激化了与台湾人民的矛盾。
首先，国民党对台湾人民实行军事独裁统治，行政长官公署集全省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形式上很近似于日本统治时期的总督，给人以不愉快的联想，认为国民党统治与日本人没有两样，都是专制独裁。
其次，台湾的各级政府官员都是从大陆调来，极少数台湾省籍官员也是从大陆返回台湾的“半山”，台湾本地人很少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引起台湾人民的普遍不满。
再其次，在接收和处理日本资本方面，凡战前日本人所拥有的企业，国民党政府均以“国有资本”的名义接收，而这些资本几乎垄断了台湾工业、金融、贸易等各个领域。台湾省政府还设立贸易局和专卖局，对贸易和烟酒实行政府专营、专卖，这此都与台湾民间资本、工商企业界发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
加上国民党跟在大陆一样，大员们热衷于“三洋开泰，五子登科”，热衷于下山摘桃子，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军警横行，不到一年时间，接收变为“劫收”，台湾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由期望变为失望。
1946年10月25日，在台湾光复一年后，蒋介石来到台湾，亲自参加光复一周年纪念会。虽然台上眉飞色舞，意气风发，但台下却反应冷淡。台湾人民去年欢天喜地迎国军的热情早已在一年的亲身经历中灰飞烟灭。跟大陆人民一样，他们“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人在旧总督府门前挂上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一位美国记者说：“你们美国人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宽宏大量，而对于我们台湾却如此残酷？你们只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却给台湾放下比两颗原子弹厉害一千倍的蒋介石。”光复一年，台湾人民的兴奋变成了积怨，乌云笼罩在整个台湾岛，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7年2月27日下午，时近黄昏。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中年守寡、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的林江迈守在自己的烟摊旁，招徕顾客。突然，人群开始骚动，等林江迈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跑了，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将烟摊围住。林江迈向缉私队员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缉私队员发生冲突，打伤了缉私员赵子健与警员张启详，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无辜市民陈文溪。
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围攻了台湾省专卖局。下午，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在全市漫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逻。
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起义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3月8日，委员会通过其宣传部长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条要求”，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但是，随着起义规模的不断扩大，起义队伍中也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地方绅士和流氓，他们将三十二条扩大为四十二条，增加了一些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主张，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长官公署等，致使陈仪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早在3月2日，陈仪见形势不妙，就急电南京：“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蒋介石接报，经与国民党要员商量，均认定“二·二八起义”是“暴乱”，为防止事态扩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镇压。蒋介石立即电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赶赴台湾增援，并限令于8日前赶到。
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起义群众阻拦后，21军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经过近半个月的艰苦斗争，轰轰烈烈的“二·二八起义”最终失败。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确凿死亡人数难以计算，有人说有3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至少也有几千人。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作非法组织遭取缔。3月，国民党还在台湾进行了大规模地收缴枪支和肃清“暴乱”分子活动。4月24日，国民党政府撤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陈仪被撤职赋闲，魏道明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二·二八起义”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兴起的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民党对起义群众提出的进行政治改革、反对专制腐败、实行民主自治等正确主张难以容忍，竟然调集大批军警进行血腥镇压，给刚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的台湾人民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致使台湾当局与台湾人民之间，台湾本省同胞与外省籍同胞之间长期存在隔阂和矛盾，其对台湾现代社会留下的阴影几十年不散，至今仍存。直到1995年2月，台湾当局才给予“二·二八起义”平反，并正式向起义中死难者家属道歉。
资料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