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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的十年资本曲线
“体育与教育、文化、传媒都属于上层建筑。在中国，政府意志而不是经济基础对体育的影响更大，因而上层建筑不能全盘、只能部分产业化……”——中体产业董事长魏纪中
产权关系不清晰，资产受管制，不能通过合约自由平等地确定权利和义务，市场竞争讯号扭曲，不能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而竞争秩序不健全，假球、黑哨难以避免，最后变成了黑和黑的竞争……”——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
“实际上，政府官员不承认足球是产业，而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老百姓喜欢什么就支持什么，自己又不出钱，却让那些国家垄断的行业搞……”——前广州太阳神俱乐部总经理刘孝五
本刊记者/李剑敏
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会议，这是一次对中国足球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确定中国足球进行职业化改革的方向，并决定在1993年进行试点，1994年正式推出甲A联赛。
但此后甲A十年，一直到中超元年，中国足球却屡屡与暗箱操作、泡沫、经济危机、不良资产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对本刊说：“中国足协原想毕其功于一役，既通过足球产业化获取利润又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现在两者都没有实现。”
足球进化论：
广告、交换工具、资本符号
甲A十年，足球俱乐部一直是多种所有制共存，包括：代表政府意志的国有(垄断)资产，和政府关系密切的民营企业，以及几乎不能从政府那里换取任何好处的民间资本。
罗卫东说，资本进入甲A的动机和形式各异，至今形成了三次不同的发展历程。
1994年初到1997年是产品经济(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产业或金融资本进入，看中的是足球给企业自身带来的广告效应。
1998年到甲A后期是商品经济(以交换为主要特征)，足球成了交换的工具，可以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取税收优惠、土地批租、上市额度等一系列好处。这也是一些俱乐部老板虽然明知在中国玩足球挣不了钱，但仍前赴后继进军足球圈的主要动力。
而目前是“符号经济”，如大连实德徐明与广东健力宝张海的资本运作，是以足球为传媒和载体，却经营足球之外的产业。
“由于嗅觉灵敏，敢于吃螃蟹”，甲A早期投资俱乐部的以民企为主，企业规模大小不一、实力参差不齐，但几乎都是改革开放后成立的新兴企业，比如广州一度知名的民营企业——太阳神。
前广州太阳神俱乐部总经理刘孝五回忆，当时，俱乐部每年一般投入一两百万，第一年他们投入460万，打到了联赛亚军。但太阳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席怀汉新认为很值，因为球队的存在，让太阳神公司省了几千万元的广告费，效果可能更好。
刘孝五说，那是广东足球的鼎盛期，广东的5家民营企业拥有5支甲级球队，所谓“甲五风云”(1996年，广东足坛拥有宏远、太阳神、松日和深圳平安4支甲A球队，还有佛山队在甲B打拼)。
但没过几年，广东足球就呈现颓势，刘孝五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不公平竞争，大量国企进入后烧钱不心疼，抬高了足球的门槛，直线上升的俱乐部投入让广东民营企业难以承受。
《足球》报一项调查显示：足球职业化初期，企业花几百万元就能打理一支球队，到甲A末期，俱乐部的投入少则五六千万元，多则上亿元。上海中远进入甲A3年,投入五六亿元；云南红塔6年砸了六七亿元，健力宝2003年一年就投入1.3亿元……
广东球队要么降级、要么散伙、要么转让，不复昔日盛况，成为民企玩不起足球的典型。
1997年，民营企业深圳金鹏企业集团董事长利焕南痛感足坛环境恶劣，抽身而退，将球队售与云南红塔，这是甲A以来出现的第一次俱乐部转让。
此后，更引发大批国企杀入。在足球泡沫的嘘声四起中，甲A也过渡到了“符号经济”阶段，以徐明、张海为代表的足球“寡头”趁机扩张，进行资本运作，炒作概念成为最有效的套现手段。
资本与权力互搏
2003年12月2日，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在总结十年甲A时说，十年中共出现127支甲级俱乐部球队，其中俱乐部32次转让，降级后7家俱乐部解散，球队55次更名。资本如过江之鲫进出甲A，在与权力的搏杀中消长和扩张。能否从中突围、进而谋求控制，目前还难以看清。
对此，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认为，甲A十年由于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不同产权特性的资本按照不同的游戏规则运作，形成了复杂的运营机制，足球市场出现“混沌”，基本处于无序或秩序的边缘。
中国足球资产质量欠佳，表现在硬件和软件上，而硬件并不是主因，最关键还是人力资本、制度环境和竞争规则这些软件的不如人意。
“政治和经济结合，官员和企业家合谋，足球被赋予政治任务，领导要政绩，俱乐部要成绩。”罗卫东说，因此从球员、教练、俱乐部到足协，压力都很大，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市场竞争。
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纪中介绍说，欧洲俱乐部都是私人所有，委托有经验的人管理，必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在中国，国有企业投资的俱乐部，其总经理与其他政府机关职员一样，都属于组织任命。这些俱乐部老板自然具有政治和市场双重取向，但最终要服务于前者——只有出政绩，他们的权力和级别才能保持甚至升迁。
辽足俱乐部总经理张曙光表示，政绩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俱乐部成绩，为了取胜，国有企业的投入往往可以不计成本，因此出现了球队为取得好名次，以惊人的价格供养球员——1994年，甲A球员年平均收入在5～6万之间，约是中国工薪阶层的5～8倍，现在甲A球员的收入是工薪阶层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这是中国职业足球的瘟疫，瘟疫的温床实际上是来自国有企业。”原沈阳海狮俱乐部总经理章健说。
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乐于做“前台老板”，更大的“后台老板”是那些热衷于足球的省市领导。一位国企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说，俱乐部几乎没有自身说话的权力，无论换教练、找外援、球员转会、俱乐部股份重组或转让，都依赖于当地的政府行为，违背了足球市场的经济规律。
在这样的初衷下，人们看到山东电力集团注资鲁能、上海市政府出面改制申花、辽宁省政府阻扰辽足搬迁到北京……一幕幕非经济手段在甲A屡见不鲜。
民营企业则以市场取向为主，摆在第一位的是消费者的权益，而不是上司的意志。即便民企投资足球动机复杂，但毕竟与国企不同，因其必须自负盈亏。罗卫东说，如果由民间资本根据资源竞争的原则，进行单一规则的竞赛，就会演进出一套秩序。
产权混乱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俱乐部与中国足协的关系上。广州体育学院教授谭建湘认为，甲A产权关系混乱，俱乐部出钱出力产生的联赛，却不拥有所有权(所有权事实上由足协掌握)，当然也就没有管理权和经营权，而中国足协由于组成机制的制约，难以从根本上代表和维护俱乐部的利益。
在国外职业体育运动中，联赛所有权十分明确，属于参赛俱乐部自己组成的专门机构，如英超、NBA联赛；也有属于项目协会领导下，由俱乐部和有关人士组成的联盟的。虽然形式不同，但大多能代表属下俱乐部的整体利益，既行使管理俱乐部的权利，行为又受到俱乐部的监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俱乐部总经理表示，以俱乐部目前的力量，无法监管足球市场，也无法把握足协这样的机构，无力真正规范足球产业的竞争。
未成产业何谈收益
十年流入甲A的资本虽然将近60亿，但估算其总收入，却不超过10亿(《足球》报1月12日报道)，甲A成了名副其实的“烧钱机器”。
因此，当本刊在调查甲A十年的投入产出比时，绝大多数俱乐部老板都含糊其词，语焉不详。
辽足俱乐部总经理张曙光直言，甲A十年没有一家俱乐部能靠自身挣钱。像辽足这样的股份制俱乐部，之所以还能坚持下来，主要是靠球员转会的收入和股东的投入。张曙光透露说，即使一些大俱乐部，收入也只能满足全年支出的15%到20%。
目前，中国足球俱乐部所谓盈利，往往靠的是关联交易——根据需要由母体公司直接给俱乐部划拨资金，或由关联股东买下俱乐部广告权益。
在欧洲，足球俱乐部的收入基本是“三三三”制，即电视转播权、门票和产品开发。而在中国，这三大块却微不足道。
此外，欧洲俱乐部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就是足球博彩。中国虽然也发行足球彩票，但猜的是欧洲联赛，而不是自己的中超和中甲。即便如此，广州足彩销售一星期仍然最高可以达到3亿。
电视转播权收入的缺失也为俱乐部所诟病。中国足协名义上拥有甲A的电视转播权，但实际上却被中央电视台享有——央视一年出价不高，双方因此一直在吵架；直到去年，上海文广集团才以3年2.25亿元的高价买下中超前3年的电视转播权。
欧洲俱乐部的电视转播权有三块：新闻报道权(使用画面在3分钟内无需购买)；赛事集锦权，超过15分钟需购买；还有比赛的现场直播权，它自然更不是球迷可以免费享用的“午餐”。
足球直播的电视收费尽管诱人，在中国还不是现实。假设中超一场球有1000万户家庭收看，每户收一元钱，就达到1000万元；而中超12支球队，每队一个赛季打22场比赛，共264场，电视转播的收入就将达到26.4亿。如此巨大的蛋糕，足球俱乐部即使分到零头，也能极大缓解他们的财政压力。
目前的情况是，俱乐部在收入上捉襟见肘，支出却年年攀升。支出最大项是球员和教练的工资和奖金。辽足俱乐部总经理张曙光透露，甲A球员的收入差距可能超过100倍，一些主教练收入比欧洲同行还高。
“在中国足球形成真正的产业和市场前，谈论资本的投资和收益，没有任何意义。”中体产业董事长魏纪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