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止庵

　　胡兰成所著不限于《今生今世》，《今生今世》不限于胡张关系，胡张关系不限于二人情事。以此为前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就自己确实所知发表一点意见。所知不够或尚且不知者，则归诸缄默，敬候高明指教。从胡张关系入手来谈《今生今世》，或《今生今世》里的胡兰成，当然只是此书的一种读法。在这一点上，我与“张迷”或者并无区别，然而彼此之间也只有这点相同之处。谈到《今生今世》，涉及几种立场，譬如张爱玲的，胡兰成的和“张迷”的。我对于这三方面都理解，至少不笼统或轻易否定，但都不能完全认同。

　　按照张爱玲的意思，则此书既不该写，也不该出——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她自己写《对照记》，于情感往事不著一字；然而写与出她都无从左右，所以既不是认(“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也不赞助(“利用我的名字推销胡兰成的书，不能不避点嫌疑。”)。假若站在她的立场，则这一话题根本就不成立。反过来说，我们阅读、谈论《今生今世》，并视为张爱玲研究的必读书，已经与她颇有抵牾。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大的作家之一，因而成为大家阅读、研究的对象——我们与她的关系，说来无非如此。如果此即“张迷”的态度，则我自居就中一员；如果逾越这一限度，乃与彼辈分道扬镳。前些时写《张爱玲画话》，有云：“我是一个‘张迷’，但我是‘旁观者清’的‘迷’。”正是这个意思。

　　如前所述，胡张之间并不限于情感关系；而情感之事，又非我等外人所宜于饶舌。站在其中任何一方的立场讲话，都未免可笑。我所不满意于胡兰成的，其实只是他的情感态度；而这并不限于对待张爱玲，《今生今世》中讲到其他几位女子，一概如此。不过眼光若只盯住这一点，又未免顾此失彼。我说：“胡兰成是个旧式才子，其种种毛病均可归结于此；然而却很能领会张爱玲这种新人。他用情浮泛，迹近游戏；具体到某一点上，则不乏深入之处。如此自相矛盾，哪一面也不足以掩盖或抵消另一面。”就胡张关系而言，“不乏深入之处”的另一面延伸至于情感之外，似乎更值得我们留意。在我看来，胡兰成在思想与艺术上对于张爱玲理解最深，而这在《今生今世》中有充分体现。譬如他说：“她这样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又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又说：“她不会被哄了去陪人歌哭，因为她的感情清到即是理性。”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用来形容鲁迅的某些小说；我读张爱玲的《茉莉香片》，觉得与鲁迅的《明天》好有一比。我曾说中国现代只有两三位作家没有廉价的同情心，鲁迅与张爱玲即在其列，他们清醒到无所顾忌，无所畏惧。至于胡兰成讲：“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评张爱玲》)不啻是给现代文学史重新厘定一条线索；真正是从人性开掘入手，而不再受限于题材大小之类。

　　话说回来，这番议论还是由打胡张关系入手，而这只是《今生今世》一种读法。附带说一句，简体字版添加一个“我的情感历程”的副标题，实在大煞风景。此书所提供的，远比这要丰富得多。这里且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例子。苦雨斋四大弟子，俞平伯、废名生平资料都很丰富，江绍原也有人研究，惟独沈启无隐而不彰。尤其是被周作人宣布“破门”之后，他去武汉与胡兰成等同办《大楚报》，详细情形似乎只见载于《今生今世》。此前胡兰成办《苦竹》杂志，第一期发表署名江梅的《周沈交恶》一文，把周作人比作张爱玲所写《年青的时候》里的潘汝良，篇末明言“我个人，是同情沈启无的”，可能多少代表胡兰成自己的立场。然而待到他与沈启无共事，生出不少龌龊；是以《汉皋解》一章谈及此人，多所贬斥。其中有云：“他的人是个既成艺术品，可以摆在桌上供神，但他的血肉之躯在艺术边外的就只有贪婪。”又说“启无僭越”，这很接近于周作人的有关说法。周氏晚年给鲍耀明写信说：“尚有一人则早已绝交(简直是‘破门’了)，即沈启无是也。其人为燕京大学出身，其后因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勾结，以我不肯与该会合作，攻击我为反动，乃十足之‘中山狼’。”或许可以相互参证。

　　以上所谈，着眼点仍在对象一方面；而《今生今世》中，胡兰成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体。对此我的意见，无非前面谈到的不满意他的情感态度，赞同他对张爱玲的理解，以及承认《今生今世》的文学价值这么几点。当然这并不足以概括《今生今世》，更不足以概括胡兰成；然而在未曾通读其全部著作之前，我所能说的也只有这么多了。荀子有云：“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言而当”我不敢打保票，“默而当”却是无疑的了。

　　(《今生今世》，胡兰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