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中国各级政府更加重视艾滋病问题的同时，一些民间艾滋病公益组织的生存空间却日益压缩。在公共事务领域，政府作为与民间力量，应如何共存？

　　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大约有四万至五万名艾滋病孤儿，预计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为15万人，若艾滋病蔓延未获有效控制，该数字则会升高至25万人

　　岁末年初，朱进忠和他的艾滋孤儿院“关爱之家”的52名艾滋孤儿的知名度在国内外达到了顶点，他们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频频露面，得到了社会关注，也得到了他们渴望已久的巨额捐款。但是，在这笔巨款到达他们所在的柘城县的同时，“关爱之家”却被迫关闭了。

　　朱进忠与艾滋孤儿困境

　　朱进忠是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双庙村的村民，他也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在1994～1995年的卖血风潮中，柘城县不少农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从1997年开始，朱进忠所在的双庙村陆续有400多人染病，迄今有140多人死亡。有些家庭更是夫妻双双去世，留下大量艾滋孤儿。这些孤儿丧失生活来源，失学在家，生活无着。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大约有四万至五万名艾滋病孤儿，预计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为15万人，若艾滋病蔓延未获有效控制，则会升高至25万人。

　　艾滋孤儿的命运在近两年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不少民间机构或个人纷纷伸出手，以各种方式帮助这些孩子。

　　朱进忠是在2000年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的。但绝症并没有使他绝望，反而使他萌发了在有生之年帮助其他不幸者的念头。

　　经过两年多的筹划，朱进忠在自家的两层小砖楼办起了“关爱之家”，收留艾滋孤儿。至被关闭时，朱进忠已经收留了52名艾滋孤儿，年龄从6岁到14岁。

　　据了解，“关爱之家”最初是在一名南方志愿者的资助下于去年2月成立的。但到去年底，由于原来的捐助来源断绝，“关爱之家”一度难以为继。

　　据媒体报道，朱进忠也曾经向当地有关部门求助过，但这些部门以私人孤儿院不在管理范围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也曾为孤儿联系过新的家庭，但又有谣言说他倒卖儿童，等到派出所调查清楚辟谣后又错过了领养时机。

　　去年年底，在弹尽粮绝之际，他来到北京求援。在被各大媒体报道之后，“关爱之家”引起社会关注，不少机构和个人为此捐赠了大量钱物。

　　但是，就在朱进忠的“关爱之家”处境开始好转、并逐步走向正轨之时，却在2004年1月29日被当地政府关闭了。

　　祸起百万捐款？

　　“关爱之家”领导小组成员、双庙村村民朱瑞启向记者介绍，在中央电视台11月20日和12月1日分别对朱进忠和“关爱之家”进行报道后，2003年12月11日，中央电视台与商丘市民政局签订了捐赠协议，将募来的105万元捐赠给“由朱进忠抚养的52名艾滋孤儿”，这些孤儿将每人每月得到150元的生活费。除此之外，“关爱之家”还得到了约34万元的其他捐助。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在协议签订没多久，柘城县民政局就开始在距离双庙村50里外的孟庄村修建孤儿院，取名“阳光家园”。孤儿院修建的速度非常快，“只用了18天就建好了。”看到政府开始重视艾滋孤儿问题，村民们暗自高兴。

　　但是接下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2004年1月中旬，就不断有柘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双庙村，要求朱进忠解散“关爱之家”，并将孤儿送到政府的“阳光家园”。

　　政府的这个决定让村民们不能理解：“柘城的艾滋孤儿又不是只有朱进忠这里的52人，政府修了孤儿院可以收留其他更多的孩子，为什么非要盯着这52个孩子？”

　　村民们的疑惑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解答，1月29日，政府还是派车将孩子接走了。一位在场的村民告诉记者，当时孩子们苦苦哀求不愿上车，有些甚至跪地大哭，不愿起身。但是这些最终都没起到作用。“他们(政府的人)要求朱进忠不要再开伙(做饭)，孩子们没有饭吃，自然就散了。”共有38名孤儿转到“阳光家园”，另外14人因本人或亲人不愿去，四散回家了。

　　政府兴建“阳光家园”的时间恰恰处于中央电视台的捐款前后，并且孤儿院点名要收留“关爱之家”的52名孤儿，因此很多村民们认为，这并非巧合。他们说，政府此次关闭“关爱之家”就是为了要争夺105万元捐款的控制权。“这些钱是指名捐给52个孩子的，孩子到了哪里，钱也就到了哪里。”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据朱进忠称，“关爱之家”关闭后，剩余的34万元捐款也被县里要求上交到县政府综合管理办公室。

　　村民们的不满还在于探视不便以及对孩子处境的担心。在双庙村采访时，记者碰到刚刚从“阳光家园”看望孩子归来的吉秀珍。吉秀珍今年40岁，丈夫因艾滋病去世，自己也是感染者，家里几乎没有收入来源。吉有3个孩子，大儿子刚满15岁，已经外出打工，另外两个孩子原先在朱进忠那里，农历年前，不少政府人员要求她把孩子送到“阳光家园”去，“正月十一，我外出不在家，等回到家里发现孩子已经被接走了。”吉还告诉记者，现在要看望一次孩子不但要跑几十里路，还经常因为那里严格的探视制度而见不到孩子。

　　“形象工程”与孤儿意愿

　　1月7日，记者来到“阳光家园”孤儿院。“阳光家园”设立在距离柘城县县城大约5公里的一片开阔地带，四周由近两米的围墙圈出大约30亩地的区域。院内已经建好了四排平房。施工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房子“使用的是组合材料，修起来非常快。”

　　柘城县民政局副局长、“阳光家园”孤儿院院长杨家福告诉记者，这里目前已经收养了59名儿童，除“关爱之家”的38名外，另收养了其他村镇的艾滋孤儿21名。孤儿院的设计规模最多可容纳100名孤儿。

　　柘城县民政局局长李金坡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坚决否认当地民间有关政府兴建孤儿院是为了争夺社会捐款的猜测。他向记者表示，柘城县早在2003年初就有兴建孤儿院的想法，但是迫于财政压力一直没有能力动手。自8月以来柘城县又暴雨成灾，在处理完灾民安置工作之后,就将兴建孤儿院安排上了议事日程。但他同时表示，中央电视台的捐款对于修建孤儿院“是一个契机”，“促进政府下决心尽快修建这个孤儿院。”

　　“阳光之家”修建的背景是，河南省委、省政府刚刚做出决定，要在艾滋病发病区建立孤儿院，今后所有艾滋病患者遗留的孤儿全部由当地民政部门收养。

　　李还承认柘城县在救助艾滋孤儿的工作方面“速度有些落后”，但他表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检测手段跟不上，对病人的情况不摸底。”

　　李金坡表示，省、市政府此次对柘城县兴建孤儿院非常重视，省政府专门拨款60万元，市政府拨款50万元，其他资金由县政府筹措。李透露说，“阳光家园”目前已经投资180万元，柘城县还将孤儿院所需经费列入了财政预算。他表示，按照初步规划，每个儿童每月的生活标准不低于200元，一年的服装、生活用品等费用不低于600元，“孤儿们在这里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在李看来是树立“政府正面形象”的“阳光家园”暂时还未得到受助孤儿们的认可。13岁的严进召(音)看起来十分瘦小，他用近乎大人的语气告诉记者，在这里感受到的是“阶级感”。当记者追问“阶级感”是什么意思时，严进召说，原来在“关爱之家”，感觉大家就像一家人，“我称呼朱进忠叔叔为爸爸，叫婶婶为妈妈，他们也像爸爸妈妈一样关爱我，但是在这里我感觉只有上下级的关系。”

　　严进召还告诉记者，当听到自己要被送到“阳光家园”的时候，自己和其他几名小朋友一起跑到村后的桥洞里躲了两天两夜，但还是被找回来送到这里。

　　据记者了解，孤儿院制定了严格的门卫制度和探视制度。孩子们除了上学、洗澡不得走出孤儿院大门。亲属探访只能三个月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半小时，且不能携带零食和零花钱。

　　艾滋民间组织的身份困境

　　柘城县民政局局长李金坡表示，“关爱之家”之所以被关闭是因为其没有相应的资质。“根据法律规定，要开办这样的民间福利机构必须到县级以上民政部注册，并得到批准。”

　　但朱进忠对于这个解释却觉得十分委屈，“我到民政部门注册过多次，但就是得不到批准。申请民政部门派人到‘关爱之家’参与管理，也未获得批准。”

　　实际上，在被当地政府关闭之前，“关爱之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成立了完全由村内志愿者组成的领导小组，并进行明确的分工。同时该村党支部和村民小组代表还成立了监督小组对“关爱之家”进行监督。记者在“关爱之家”看到，墙壁上张贴着财务制度，每天收到的捐款数量以及来源可以在布告墙上进行公布。

　　“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是免费的志愿者，每一笔账目都有清楚的记录，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做好。”朱进忠说。

　　“关爱之家”并不是惟一一个被关闭的民间艾滋公益组织，河南省上蔡县程东阳、程向阳兄弟开办的艾滋孤儿学前班也在2004年1月被当地政府以“限期整改”的名义关闭。

　　据程向阳介绍，这个为艾滋孤儿免费提供学前教育的学校已经开办2年多，并一直得到当地政府的默许，但在2004年1月11日，上蔡县相关部门以“擅自办学，设施简陋，没有操场，采光不足”为由关闭了这所学校。

　　据程向阳介绍，在“关爱学校”被关闭之时，还未毕业的学生有37人，现在除了8人转入公立学校外，另外29个孩子辍学在家。

　　在河南，民间组织一直是介入艾滋病问题的重要力量。据记者了解，在河南省，类似“关爱之家”和“关爱学校”，以帮助艾滋孤儿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之间相互协助的爱心组织有数十个。目前大多处于未能登记注册的地位，生存前景并不乐观。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关注中国NGO组织的专家康晓光认为，这些民间组织尽管在现有的情况下没有获得合法身份，但是却十分有存在的必要。

　　康晓光指出，扶危救困的服务是重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很难依靠市场力量解决，此时就需要政府或是社会机构的介入。而官办机构与社会机构共存，形成良性的竞争协作关系，则是完善救助方式，提高救助效率的有效手段。

　　国外在处理此类事务时，政府大多处于监管地位，由官办机构和民间机构充分竞争，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从而使得救助资源得到最为优化的配置。如果单纯由官办机构垄断公共服务，不但会降低服务效率，还会衍生资金浪费、腐败等诸多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无论哪种一家独大的局面都是剥夺了被救助对象的选择权。

　　康晓光认为，如果某些地方政府在长期不作为的状况之下刻意造成民间机构的违法状态，则是典型的“权法合谋”。“要意识到这些民间机构都是协助政府工作的重要帮手，而不是相反。”康晓光强调说。

　　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孩子们，朱进忠说自己心里空荡荡的。他表示只要政府同意，还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被批准，朱进忠就只能等待。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