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郜元宝

　　悬在指尖上的汉语，根基之脆弱，命运之不测，自不待烦言

　　语言文字表达心灵，承载文化，辨文野，判雅俗，别善恶，明治乱，功莫大焉，但其存在和发展染乎世情，系于天道，不能自主。政治挂帅，则意识形态话语无远弗届，语言系统于是彻底泛政治化；市场经济时代，世俗化、消费化和大众化迅速渗透言语书写每个细节；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乃至日常工作和生活领域全面电子化的“E时代”，电脑、网络和手机这些主要的运用语言的工具，无疑将更加有力地制约语言文字的演化。

　　新年是手机短信大行其道之时。据1月22日《文汇报》报道，2004年春节上海一地互致问候的手机短信仅除夕夜就多达1.9亿条(！)。我不知道别人听到这个数字是什么感受，我的反应是——心痛，且头皮发紧。

　　约略估计一下，除夕那天，我大约收到三十余条短信，内容及形式与这些“佳作”相差不大，我收到一条删一条，一方面是手机信息储存容量所限，更重要的，是对如此铺天盖地的滥调的恐惧吧。看得出大部分短信，既不是发信人想出来的(有专门生产短信的仓库可以去取)，也不知道同时发送到了多少人手机上。删过后留下两条，一条其中所说的事与话，我相信这是“一个人”写给我的，还有一条，仅简洁的“新年好”三个字，倒让我心里微微动了一下。

　　一些重要媒体从感情传递的角度赞赏“拇指体操”，并对所谓“拇指经济”和“拇指文化”作出快速反应和积极评价，似乎对这场语言的灾难并无察觉。

　　语言曾经在根本上制约着人类文明，现在文明的一个主要领域即高科技电子技术反过来制约语言的发展了。这或许是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祸兮福兮，尚难断言，但仅就手机短信能促进情感交流这点而言，恐怕还是一面之词，不可偏信。

　　手机短信的好处是快速有效地将信件传递给别人，人们完全可以借助手机短信像往常在书面信件和电话中一样进行自由、深入和创造性的交流，并在这样的交流中不断优化语言文字本身。但现在的大量手机短信并非如此。

　　首先，许多短信超出了交往的实际目的，变成无聊时的相互挠痒，彼此“转发”一些无厘头笑话和来历不明的段子以填充生活的空虚，而空虚的生活渐渐就倚赖这些廉价填充物了。在这种情况下，繁忙的短信发送和接收，不过是人类感情虚化的一个表征而已。你能在发给一个朋友的笑话中寄予怎样的情感呢？你的朋友又能从你发给他的段子中获得怎样的情感暗示？答案也许相当不妙。但更加不妙的是，短信的发送和接收者们自己的意识里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之所以一有空就关心短信，仅仅出于一种习惯性的需要和心理倚赖罢了。

　　其次，即使祝福性的春节贺词，往往也是不知道从哪儿“抄”来的现成货，瞬间“转发”给一大班朋友。相互致意的话，可以由专门写手大量制作，“现货”供应，只要花一点小钱就可以“下载”和购买，并可以按“搞笑”类、“问候”类、“致敬”类、“求偶”类、“骚扰”类——存储起来，到时一揿按键，就可以发给适当的对象了。作为“现成在手边”的“现货”的语言资源被手机用户如此集体共享，或许就是“后现代”所谓“去中心”、“无深度”和“填平鸿沟”吧？人和语言在形式上无限靠近(手到擒来)，实质上却无限疏离(“言为心声”的定律已然失效)，语言文字最后变成与我无干的皮球，被大家踢来踢去。这其中除了无节制的文字消费与挥霍，何谈语言的创造、优化与再生？

　　鲁迅说中国不仅是“文字国”，更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的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他批评的是那些认认真真玩弄文字游戏的政客的吹法螺和文人的做戏，我认为手机短信似乎进了一步，不仅是“文字游戏”，而且是心不在焉地贩卖、购买和“转发”过剩的文字游戏。网络通信技术提供的方便让人们在玩弄文字游戏时无需过去的游戏者们那种认真劲了，这似乎是游戏的繁荣，其实倒是游戏的末路，而走向末路的游戏使得语言文字的真实所指彻底消失。人生好像终于要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和对文字游戏心不在焉的购买与观赏所淹没。

　　语言中深藏着游戏的种子，游戏也为语言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孩子们练习说话，不就整天玩弄文字游戏吗？但是，此游戏不等于鲁迅所批评的“游戏”，不等于“玩弄”，不等于“滥用”，更不等于手机用户心不在焉地“转发”和“接收”——这些只可说是游戏的堕落形态。

　　计算机投入运用之初，许多人担心汉字和汉语能否跨过这道门槛进入高科技的21世纪。随着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和日趋精良，这种担忧已经不存在了，但“E时代”的汉字和汉语又遇到了新问题：从今往后，日益增多的电脑用户、“网民”和手机短信的收发者们，无论思考、写作、通信、娱乐和交谈，都将很快习惯于依靠电脑、手机和网络，也就是说，他们将主要通过手指和键盘而不是通过心灵、大脑、口舌、笔墨书写和面对面的交谈来接触汉字与汉语，汉语、汉字和汉文化将越来越“悬”在离开心脑一臂之遥的指尖上，其根基之脆弱，命运之不测，自不待烦言。　　

　　来源：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