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

　　2004年1月8日，郭光允位列2003十大新闻人物之一，被誉为新时期的反腐英雄……

　　从去年年中开始，郭光允这个名字越来越多地为世人所知，在这些荣誉、头衔和光环的背后，他经历了种种打击报复。这里我们借用一部早期电影《刺激一九九五》来借代他八年命运最为坎坷的那年，从中感受反腐英雄的矢志不渝和坚持抗争。

　　命运多舛的一年

　　1995年，对于我个人来说，确实是命运多舛的一年。

　　3月18日中午，我骑自行车出去买东西，走到清真寺街，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我脖子上挨了重重的一击，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几个人冲上来对着我的头部一阵暴打。一记巴掌打在我的耳朵上，嗡地一声，我一下听不见了。我本能地伸出手去揪打我的那个人，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冲上来又一掌把我的眼镜打飞了好远。当时是中午12点多了，那时下班的人很多，都围上来制止他们。这时，一个人从黑轿车里下来，摆着手势息事宁人地说打错了打错了。

　　“打错了？”我气愤地质问：“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样行凶，还有没有王法？为什么专打我的颈椎？”

　　车上下来的那个人不屑地哼了一声，拖长了声音：“我们打人一向都这么打。”另外一个行凶的小子还补了一句：“打人颈子，就是为了要你的小命！”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吗？

　　7月13日，河北普降大雨。对于干旱少雨的华北地区的人们来说，已经很少看到这样的倾盆大雨了。

　　那天我有事到我弟弟家里去。8点多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一直下到9点多。我从兄弟家里出来骑着自行车一直往东行驶，这段路的路面是中间高，两边低，雨下得特别大，路边都是积水，我就骑车走在路中间。刚驶过市政府，突然听到后面特别大的响声，我知道后面有车，我就立刻往边上躲。只觉得浑身一震，轰然一声，这一下就人事不省了，那辆急驶而来的面包车一下子把我往前撞十几米，车前面的玻璃全都震碎了！后来听说是车上下来了人，想把我弄醒(据他们声称是给我“做了人工呼吸”)，但是我仍然昏迷不醒，他们就叫了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附近的省二院。省二院抢救我抢救了一个月，医院给出的结论是：严重脑震荡，肾脏受伤，头皮撞碎，脊背严重挫伤。让我出院后观察一个月，再进行复查。撞我的司机先跑了，藏起来找不到人，我兄弟千方百计找司机评理，可是对方单位领导说，司机怕了，已经找地方躲起来了。

　　几个月内，“巧合”地发生挨打和车祸两件事，而且两次都直对着我的“命门”来，这一切真的是“巧合”吗？

　　从劝诫信到匿名信

　　我从一开始同李山林斗，转而进一步如实揭发程维高的问题，是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的。

　　1994年，我给程维高写了一封劝诫信，希望程维高书记认真考虑，免去李山林省建委副主任的职务，坚决不能提拔。我就写了这么一封劝诫信。这封信到了李真手里。李真同李山林的勾结在我们建委并不是什么秘密，后来，李真把这封信给李山林看了，因此会发生1995年3月18日我在清真寺街横遭殴打的事。河北政治生活极其不正常的根源——不是一个前台表演的人物李山林，而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李山林之上，还有李真、吴庆五……直至程维高本人和他的家属！

　　出院之后的8月17日，我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程维高、李山林是搞乱河北建筑市场的罪魁祸首》这篇检举材料。这个标题在当时的形势下看，还是充满了火药味的。信写好了，决定采取“匿名”方式，就必须找一个稳妥可靠的地方去打印。

　　想来想去，选择了老伴单位的宣传室，天黑的时候开始打印，我和老伴及我二儿子一起打字，1995年电脑打印还不普及，打字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印更是费事，弄得满头大汗才打出几张纸来，11点钟铁路局机关就要关大门了，必须赶在这之前把信打印出来，还好，尽管手忙脚乱，还是顺利地打印好了几封信。

　　信是寄给中纪委等部门的，然而我还是决定寄一封给省里的有关部门。发到省里的这封信是我自作主张寄出的，没跟家里商量。后来证明，就是这封信露了马脚，我在打印信的空白抬头处用笔添上了几个字，这个疏忽造成了以后的祸从天降。

　　第二天，我找到一个朋友，老实告诉他我要寄检举信，至于检举谁，我只字未吐露。请他给我几个信封，我的朋友很痛快地给了我。我远房亲戚的女儿正在我家做客，这女孩子认认真真地帮我写了几个信封，天真无邪的女孩只知道“郭伯伯要揭发坏人”，乐得从命，万没想到会在以后的大清查中受到不少惊吓，让我为此抱愧多年。

　　这一天，我找了个邮筒把信一股脑儿全塞进去了。

　　那天是个大晴天，寄完信我站在路边摩挲着手，心里竟感到无比的轻松。

　　“谁反对我，我就整谁！”

　　时隔匿名信发出仅十来天，我接到电话，说省纪委的同志有事找我，就在家里等着我呢。

　　在家等我的是省纪委的高主任，他热情地抓住我的手，用热切的眼神看着我，“我告诉你老郭，李山林这个家伙这回要倒大霉了！”他兴奋的脸上夹杂着气愤的神色，“这小子坏透了，瞒着上级领导干了不少坏事。这回，上级领导是下了大决心彻底查处这个坏家伙！今天，领导专门派我来听取你的意见的！”高主任的神态是诚恳的，口气是语重心长的。

　　那一天，我匆匆忙忙地介绍了一些情况，高主任听得很认真，不时在本子上做记录。

　　过了两三天，高主任又给我打电话说晚上省纪委的几个同志要专门来听取我的反映。省纪委以靳处长为首的一大帮子人拥进我不宽敞的家，弄得我和我老伴真有几分措手不及。

　　靳处长清了清嗓子，说：“李山林的问题相当严重，省纪委下决心揭开石家庄建委的盖子，决定立案对李山林一伙人的问题一查到底！郭光允同志，你是建委的老同志了，对李山林的问题的底细、内幕，应该说有充分的了解。你有责任和义务配合省纪委，把你所知道的问题详细地说一遍，越详细越好，希望你毫无遗漏、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反映这一情况。”靳处长把“越详细越好”几个字说得很重。

　　我郑重地点点头，边理清思路边讲。

　　从李山林任意减免城建配套费，到不经招标发放工程(尤其是勾结南京二建的许多事实)，从打击、迫害建委老同志的卑劣手段，到他独断专行的霸道作风。我还讲到检举腐败碰壁的遭遇，提到对我的非法“审查”，讲到激愤之处，声音都有些发抖。

　　我不知道，从高主任找我“促膝谈心”的那一天起，一张无形的网已经在我周围张开了。我也不可能知道：程维高在省委会议上，公开声言：谁反对我，我就整谁，谁要想扰乱河北，谁要想破坏河北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断然没有好下场的。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9·26”专案组。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前面就放着我的那封匿名信和那封题为《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的公开信。

　　被整入看守所

　　省里成立“9·26”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并非只针对我的匿名信而来。省里专门组织了200多人的庞大公安政法队伍来清查一系列反程维高的“奇案”，专门查检举人是谁。专案组全市排查，然而，《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一信确非我写，但确定为重点排查对象，我被带到了军分区招待所受审。

　　在军分区招待所受审期间，公安部门已经全面介入了，一位姓白的公安干部一直在隔壁操纵指挥这次审问。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们拍桌子打板凳地审我、申斥我。不许我回家吃午饭，我提出：我有胃病，能不能让我回家吃口热的？答案自然是：你不说实话，只能在这里啃馒头。馒头是凉的。我又提出要看病，还是那句话：承认了就让你去看病。我实在打熬不住，要求住院，高主任一直跟着我，等于是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

　　1995年11月21日，我在建委大楼一层的楼梯碰上了省纪委的高主任，这时还有几个生人。几个人一下子挤了上来，把我挤得紧紧的，拥着我上了车。汽车一直向北走，拐上了一条僻静的背街，车再一转，一条寂静无人的街道出现在我眼前。我心一沉：果然对我下手了！

　　在石家庄市看守所大门，他们带我下了车，押解我的人在门口打了个招呼，看来看守所早有准备，什么也没说就让他们把我带进了大铁门。进去以后，马上就去登记。把我带到这儿带到那儿，走来走去，我方向都搞不清了。

　　一个看守所干警向我宣布：“你涉嫌违法犯罪，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收审。”

　　然后开始对我搜身，把我裤腰带解去了，钥匙拿走了。在窸窸窣窣地除去我的腰带、搜走我的钱物的同时，一名看守上来撸走我的手表，这时他出现了一个重大疏漏——恐怕再聪明的看守都免不了要出现这样的疏漏：因为那一天太巧了，我刚从修表铺回来，左右手腕上各戴了一只手表——看守只搜走了我左手腕上的那只表，另一只表则被我侥幸地留在了身边，在以后的370多个日夜中，这只手表成为我囚禁生活中的一个安慰。

　　相关链接

　　郭光允：1942年生于河北蠡县，同济大学毕业。1973年起在石家庄市建委工作，1995年9月因检举程维高等人的腐败行径遭打击报复，被开除党籍，劳教两年。2003年，终获平反。

　　贾玉阁：郭光允之妻，1941年10月生于河北蠡县。1966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曾在石家庄铁路分局科委、人事部门工作，曾任客运段党委书记、分局党委常委、工会主席。现已退休。

　　程维高：1933年生于江苏苏州。1950年入党。历任常州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省长、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2003年1月退休。2003年8月9日，受到中纪委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的处分。

　　李山林：1938年生于河北唐山，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河北省建委副主任、石家庄市建委主任。2000年被有关部门“双规”，2002年8月20日被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来源：北京娱乐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