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9日电 今天，全国人才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成来第一次召开专门的全国性人才工作会议。《中国青年报》刊出文章，回顾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直到现在共二十年间中国大学生的整体就业走势。

　　文章指出，20年来大学毕业生择业标准的变化以及社会对人才评价标准的变化，也是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发展变化最生动的缩影。

　　旧的用人机制、人才评价机制的藩篱在一次次的革新中被逐渐拆除，人才的价值为市场所发现，人才的潜力为市场所解放，堪称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本网现将该文转载如下：(有删节)

　　“精英”们难以抑制的自豪

　　12月12日，新浪网完成了一项调查：“刚走出校园的你，在找工作时首选什么？”共有6070人参加。结果首选“公司、企业”的占59.14%，有3590人；选“政府部门、国家机关”的占26.21%，有1591人；“无所谓”的占8.57%，有520人；选择“个人自主创业”的占6.08%，有369人。

　　这份调查的结果，与时下众多类似调查的结果没有多大出入。但就是这一份让今天正在求职的大学生们看上去很平常的调查，却足以让20年前的“同类人”感慨万千。

　　一位1977级的中文系大学生用类似歌词的句式表达了看法———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选择，那时候几乎没有人会首选“公司、企业”，公司企业本来就没有几家，他们想要大学生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时候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政府部门和国家机关”，国家培养我们就是要当干部，我们一毕业就是行政22级；那时候“又红又专”，不会也不敢有什么“无所谓”，更不可能斗胆“个人自主创业”；更要紧的是，那时候不可能有好事者做这样的调查，因为那个时候的流行词不是“你选择什么”，而是“分配你什么，你就服从什么”。

　　令人难忘的1977年。停滞了12年后重新真刀真枪地比试。从1965年之后因为与现代教育制度隔绝而被尘封了11年的人才！百里挑一的惨烈！换来的是神圣的“大学生”的称号，是“鲤鱼跳龙门”的感觉。

　　一位当年复旦大学的学生回忆说：“上海市民对于着装简朴、操外地口音的人是很有点歧视的，但是如果你胸前佩戴着复旦大学校徽……”

　　武汉大学77级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学生们至今难忘第一天走进珞珈山麓秀美的校园时，第一眼看到的红彤彤的欢迎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你，未来的××家”，系别不同，“家”的定语各异。但大家当时的感觉是共同的———滚烫的字眼、沸腾的热血，“不自豪都不行”。

　　这群精英们的就业分配之好，是今天在择业时焦头烂额的“同类人”难以置信的。

　　曾任武汉大学中文系1981级辅导员的於可训，是1977级的学生。他清晰地记得，同班同学46个，23人进了北京，单位名称90%以上带着“国”字。他当老师后亲手送走的64个毕业生，也有一半的分配计划是在北京。於老师班上名气最大的学生喻杉，在校期间写出了轰动全国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毕业时有三个“重量级”去向可供挑选：中国作协、全国人大、中央办公厅。

　　作为优秀生的於可训首先被分到令众人羡慕的外交部，还有国务院办公厅作为备选。但后来学校考虑到师资储备，要求他留校，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

　　另一位1980级的辅导员陶梅生老师回忆，全班28个进京指标，竟作废了17个，大家好中选优，连“北京电视台”这样今天让多少人向往的单位，当时竟被视为“鸡肋”，原因是“地方单位”。

　　武汉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钱建国1987年毕业后一直留校从事毕业生工作。对不同时期在《学生派遣证》上盖的两枚公章的不同意味体验殊深。过去为学生的派遣证盖章，意味着“权力与服从”，就业处手握一把“好牌”，权力大，学生只有求情的份儿，服从的份儿；今天则是“义务与服务”，国家不包分配，但就业处有义务为学生推荐，为学生自谋职业做好服务。为了体现服务到位，工作尽职的钱处长成了学生们的亲密网友，学生一有问题，他就会很快在网上给予解答，并且请来老校友介绍求职经验。

　　事实上，一直到1985年，负责在《学生派遣证》上盖章的，还是学校的人事处。这意味着，学校是把学生和老师都当成同样的“国家干部”看待的。后来，逐渐从该处分出来一个“学生处”，一个“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上世纪90年代后期，“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大多又改名为“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服从的代价

　　自身的精英素质、社会的精英化评价，铸就出了头几届大学生以“自信”为主的精英意识、以“圆梦”为核心的有些悲壮色彩的价值取向。1977级及后面几届毕业生的共识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在“国家分配”的岗位上始终坚守、修炼内功、深化内涵、一干几十年，是最普遍的心态。

　　工资与岗位无关。不论是在党政机关还是事业单位或者国企，大学本科毕业生第一年试用期工资一律47.5元。

　　那个年代，最时髦的中文系学生，都做着作家梦，并感染了许多非中文系的同学。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教古代汉语的陶梅生老师记得，中文班64人，但实际听课的是420人。中文系的学生每学期至少要完成两篇小说，最多的学生一年创作了12篇小说，几近疯狂。

　　那个时候，全校也就几十门选修课，不像现在，2100门，浩如烟海。如今，中文系课堂里当年人头攒动的盛况不再，就连中文系学生自身，也没有多少人把作家梦当回事，大家纷纷开始辅修经济学、法学，有的中文系学生在人才市场上展示的竟然是业余刻苦辅修的第二学位。分管过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工作的彭国亮老师透露，1989届毕业的邱华栋，是该校近年来中文系毕业生当作家的最后一个标本，此后再无传人。

　　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当年服从分配到了底层的学生，通过苦干，终于一步步脱颖而出，如今有人权倾一方，有人腰缠万贯。

　　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两位贵州校友，当年放弃很容易获得的留在大都市的机会，服从学校安排，回到落后的家乡，有一位还去了偏远的山村小学当语文教员。斗转星移20年，他们靠着稳健的心态和那个年代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从基层逐渐浮起，现在一位是贵州省农委负责人，一位是省长助理。

　　成功浮起的毕竟是少数，当年真正到基层的本来就很少。大多数人一直安心地在首次分配的单位安稳地做着“单位人”，做着“职员”。他们有着更多忍耐的辛酸。

　　众多武大校友面对记者采访时大多语塞。但他们在无记名调查中还是吐了真言———服从意味着放弃。到底在过去的服从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由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罗教讲教授领衔的一项面向全国2000个单位、数千名毕业生的调查表明———

　　深造机会的放弃，占5.24%；

　　出国机会的放弃，占3.76%；

　　失去更能发挥个人兴趣特长的机会，占21.93%；

　　专业不对口，占7.86%；

　　失去获得更高待遇的机会，占7.53%；

　　对复杂人际关系的忍耐，占4.26%；

　　放弃对家庭的照顾，占13.42%；

　　不能正常调动升迁的，占36.01%。

　　深圳发出校友专列

　　与前几届过多的“社会杂色”不同的是，1980年是清一色“学生军”时代的开始。与前两届半的“听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批从校门到校门的“男生女生”，开始呈现本来应有的躁动，呈现那个年代令人不安的活跃。诸多高校的管理者在这帮学生入学后的短短几个月便达到了共识：“难管”。为此，当年底教育部在广西召开了专门研究新生管理的一次重要会议，那股严肃和凝重的气氛至今留在许多高校管理者的脑海中。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拨人，群体个性与国家百废待兴的客观要求合拍，拉动了第一次流动的大幕。从这一届毕业生1984年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开始有了闯荡江湖的弄潮儿。在就业分配中“坚决服从”的坚冰，随着国家政策的松动，从这帮学生军开始融化。

　　他们最早成了老板，而前几届的师哥师姐，则有很多人成了他们的“助理”、“办公室主任”。大家合作愉快，荣辱与共。

　　逐渐地，“鼓励闯荡”开始成为时代的底色。1985年，部属高校毕业生开始有了40%的“指导性计划”。1987年的毕业生是最后一届国家保证计划分配的学生。

　　1989年更是一个有标志意义的年份。从这一年起，国家正式宣布学生可以“双向选择”———“工作找我，我找工作”，对对碰。“下海”的说法“甚嚣尘上”，第二次人才流动大潮开始掀起。2003年11月举行的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破天荒地，从深圳开出了校友专列，全是1989年以后“孔雀东南飞”的学生。其中光是在金融机构、软件开发公司等新兴部门就职的，就有5000多人。

　　去年，武汉大学教务长到深圳，走进一家银行，一声召唤，竟然有五六个年轻的武大校友热情地走上前来。

　　1990届的一位武汉大学中文系高才生，放着省报记者不当，到农村去养鸡、种菜，当了农场主。后来又开矿山，专门承包别人已开采过的没有多少价值的废矿。现在又成了汽车经销商，每年纯利上千万。

　　一项关于大学毕业生流动率的调查，直观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工作流动的变化趋势，验证了人们对时代变迁的真实感觉———

　　《武汉大学校友工作流动率比较分析表》(百分比越大，流动越快)

　　21岁—35岁8.18%

　　36岁—45岁6.64%

　　46岁—55岁5.56%

　　56岁—65岁5.12%

　　66岁以上4.21%

　　1992年后，高校毕业生开始了完全自主择业的试点，连指导性计划都开始越来越少。此后数年，国家机关精简分流、国有企业改革，拉动着学生们的就业标准一天天务实，“能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成了普遍的心愿。

　　不再“精英”

　　2002年，武汉大学文学院纪念建院20周年，当年的“精英们”一下子回来了5000多人，大家有了一个难得的叙旧机会。新旧择业观的对比成了大家不约而同的一个话题，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今天的毕业生已经很大方地把工资收入作为择业的最高标准之一。

　　他们感叹，讲究“清贫的崇高”的年代终于过去了。

　　令老校友们也普遍传诵和钦佩的楷模人物，是法学院2001届毕业生姜琨，他从84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宝洁公司的大区营销主管，月薪8000元，创下了该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月薪最高记录。

　　全国高校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择业处处长曹殊对历史变化作了形象的解释。他说，社会大背景的变化、国家建设中心的转移、特别是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使得毕业生就业必然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入普通劳动者行列。

　　武汉大学就业处的统计表明，从1999年开始，武汉大学毕业生到非国有性质单位就业的比例一路攀升，到2001年已窜升到20%。在武汉大学教务部的学生走向调查表上，学生们最新的选择排序为：商业外贸、大型企业、教育科技单位、党政机关、财政金融部门、文化体育部门、城市建设环保部门、交通运输农业部门、自主创业。进入排行榜的新行当越来越多。

　　从“精英”到“大众”的过渡，有欢笑也有痛苦。从2000年开始启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车，使中国在短短三四年间，适龄青年的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约15%，在统计意义上提前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但学生的就业标准以及社会对人才的评价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大众化转型”。当有些人在为大众化来临而欢呼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内心忐忑不安。

　　记者在武汉大学采访中了解到，该校已决定根据不同省市或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人才需求形势和特点等，科学合理地制订招生计划，早日实现“以销定产”。

　　参加考研的人越来越多。许多毕业生试图通过考研摆脱“大众化”为就业带来的阴影，过去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景象又开始在考研中重现。武汉大学文学院今年的研究生招生计划与去年持平，100人，但去年300人报名，今年报名人数猛增到700人。今年，武汉大学创下了中国高校研究生考试报名总人数第一。

　　在武汉大学的就业网站上，今年到苏州一家私营企业应聘的校友发起了牢骚。他告诉正在求职的同学们，当初他是带着“参与研发”的梦想去的，但现在却发现，当地只有1%的企业真正具备所谓的“自主研发能力”，他整天干的只是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技工的活儿，还要无休止的加班，他的最后一句牢骚是“有本事别到这种地方来”。

　　在市场上获得了选择的自由，同时也就失去了计划分配的保障。自己为自己干活，就要自己为自己负责。即使是发牢骚，发的也是自己的牢骚。无怨无悔。

　　结语：在对20年来大学生就业趋向的历史回眸中，昔日有些缥缈的“精英意识”和今日面对现实的“大众思维”，是在我们脑海中刻下最深印记的两个字眼，因为它们都透着谁也无法抹掉的时代的气息，并一起构成历史的沧桑变迁。

　　不同的时代气息给人或轻或重、或神圣或平淡的体味，但“大学生”和“人才”这两个字眼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与民族复兴的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是不会随着时光的推移而被忽略的。我们有幸处在一个追求飞速发展、追求新的复兴机遇的新时代，我们坚信新的时代必将会赋予年轻的才俊们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我们坚信新的时代会从年轻才俊们身上获得更大、更令人欣喜的发现。

　　(来源：中国青年报、记者：黄勇、从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