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见毛主席，“铁蝴蝶”泪沾手帕

　　在我外交生涯中所遇到的最富色彩的人物恐怕是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人称“铁蝴蝶”。1974年，伊梅尔达来华访问，为其丈夫马科斯总统的访问作准备。那时，毛泽东主席不在北京。在见过周总理等人后，李先念副总理会见她，并正式告诉她由于毛主席不在北京，这次就不见她了。我从未见过一位元首的夫人如此充分地利用她女人的优势作为外交手腕。当时我是翻译，坐在伊梅尔达和李副总理后面。夫人先是表示非常失望和难过，希望中方重新考虑。李副总理又一次说明并非毛主席不愿见她，而是确实不在北京，请她谅解。此时，伊梅尔达沉默了几秒钟，随即取出一方手帕，开始擦眼睛，继而听到她细微的抽泣，接着把她抹眼泪的手帕轻轻地抛到茶几的李副总理一边，不再说话，也不告辞。李副总理望着面前那方手帕，不知是不予理睬还是应当捡起来还给她。最后，伊梅尔达成功了，李副总理答应她再考虑毛主席会见的可能性。伊梅尔达此时破涕为笑，热烈握手后告辞。她知道已胜券在握。最后，毛主席虽然眼疾很重，但还是同意会见她，我们用专机把马科斯夫人送到武汉会见毛主席，使她如愿以偿。

　　第二年，马科斯总统访华，伊梅尔达出尽风头，也极其奢华。访问结束前的告别宴会是任何来访的国家元首都未曾做过的。伊梅尔达的菲律宾民族服装十分高贵、典雅，她也很懂色彩的协调，那晚，她那袭淡红色底绣各色浅花的蝴蝶装的确倾倒了许多宾客。虽然那时的中国领导一般都很严肃，但不少人也禁不住对她说：“夫人，您今晚真漂亮！”我在伊梅尔达那一桌任翻译，领教了她那女人外交的手腕。她向她旁边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推荐一种菲律宾冷菜，味道类似我们的泡菜。韩部长尝了一口，礼貌地说：“很好，又甜，又酸，还有点辣。”伊梅尔达微微一笑，回答说：“是啊！就像我们女人一样！”老外交家韩念龙可能从未遇到过这种对话，一时很窘迫，不知如何对答。伊梅尔达的外交手段看来是专门针对男性的！

　　命运最悲惨的布托总统

　　在我所接触的元首中，命运最悲惨的，除了尼泊尔国王和王后外，就是巴基斯坦的总统布托。他是中国真正的老朋友，无论在位或在野，他始终与中国友好，曾经许多次访问中国，我也曾随中国政府的代表团多次访问巴基斯坦，与布托会谈。布托是个十分能干的南亚政治家。他口才极好，在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他受命于危急之时，赴联合国安理会控诉前苏联支持下的印度对东巴的入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虽然东巴陷落，巴基斯坦被肢解，但布托的气节和慷慨陈辞使他虽败犹荣。但这位在政治舞台上身经百战的外交家、总统，最后却被发动政变的齐亚·哈克将军投入监狱并不顾国际上众多国家领导人的求情最后处以绞刑！因为他是我见过次数最多的首脑，当他被最后处决的消息传来时，我真是很难过，想起了与布托的许多次见面。

　　也许，这世界上真有一种因果报应。布托被处绞刑若干年后，齐亚·哈克也在一次飞机爆炸中被暗害身亡。

　　脾气最古怪的国家元首

　　在我从事外事翻译所遇到的众多国家元首中，脾气最古怪的大概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总统威廉姆斯。他同周总理会谈时，一口气讲了10多分钟，不停下来让我翻译。我们那时的口译都不会速记，因此总统滔滔不绝地讲，我的简单记录有好几张纸，心里很紧张，怕回过头来记不住。周总理看出我的紧张，打断威廉姆斯总统说：“总统阁下，我是否可请你稍停片刻，让我们的译员翻译？”谁知对方说“我没有被中途打断的习惯！”接着又往下讲，整整讲了大约半个小时，真把我急得浑身冒汗。旁边参加会谈的同志也都为我担心。幸亏那时年轻，记忆力强，基本都译全了。总统赞许地说：“她做得不错嘛！”

　　这位总统真是脾气古怪，我们陪同他访问上海时，他本来是要去赴一个晚宴的。但当车队路过一条大街，他看到路旁敞开式的小饭铺时，坚决要求停车，他要到路旁小铺去吃饭。我们的礼宾官不论如何劝他都不行，最后只得依他，急匆匆到这小店作些安全检查，就让总统进去了。进去后，他又不肯单独一桌，非要和就餐的老百姓并桌，弄得我们接待人员狼狈不堪，都说这真是一个怪老头！

　　注重时辰吉利的斯里兰卡总理

　　而斯里兰卡的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却是完全不同的女性。她在丈夫班达拉奈克总理遭暗杀之后，毅然走出家庭，肩负起继承丈夫遗志、领导国家的重任。但是，她始终保持着一种贤妻良母的形象，端庄、大方、谦逊。

　　由于佛教的传统，斯里兰卡十分注重时辰的吉利。我们到达后，斯方的礼宾官一再强调大厦的大门必须在某一时辰打开，那时会鼓乐齐鸣。假如在那一时辰打不开，就会被认为是不吉之兆，这个大厦就不能使用了。按计划，大厦的门锁将由徐帅开启，班夫人为首的全体内阁成员都会到场。我们就随徐帅去大厦实地观察，发现那大厦的门锁是一般家庭用的那种普通小锁，位置也较低，需要弯腰才能对准。要求年迈的徐帅在两秒钟内在那个时辰开启门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实在没有把握。徐帅说他练习几遍，但大多数情况都未能一下开启。斯方的礼宾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们建议，为了保证大厦的吉利，采用一个变通的办法，大门实际上由担任徐帅翻译的我来开启，但到时候徐帅的手压在我手上，假装是他开锁。中方礼宾官认为这样比较保险。但是风险转嫁到了我的头上，我自然十分紧张，不过练习了几遍，都打开了，我就比较放心。

　　第二天早晨到达大厦时，班夫人率全体政府官员列队参加典礼。身穿古代民族服装———披草裙、戴头饰的舞蹈队和乐队十分奇特。他们奏的乐器和击的鼓有的也都是古代的，吹的是一种兽角。斯方礼宾官说当兽角吹响的那一时刻就是吉利时辰。我紧张地等待着。后来就在那号角吹响的一瞬间，徐帅突然对我说：“我自己可以开！”我还没想清楚怎么回答时，徐帅已把事先插入锁眼的钥匙转动，大门及时地打开了！观礼者欢声雷动，共庆大厦顺利开启，吉祥如意。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再看徐帅，却镇定自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老人家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勇士，我想他必不愿被一把小小的锁难倒！

　　值得做朋友的老布什总统

　　最后我应当提及的也许是美国的老布什总统。他是那种有平民心态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不是因为他身居高位，我们也许可以成为朋友。与老布什的首次见面是在1971年11月的联合国。当时他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由于美国政府那一年还坚持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老布什的任务是说服昔日支持美国投反对票的国家继续投反对票。但由于基辛格的访华以及尼克松宣布将要访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联盟开始动摇。布什勉为其难，也不能挽回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1月11日，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此时的布什大使有点尴尬。但是他与乔冠华总是要见面的。于是布什大使设计了一次“巧遇”。正当乔冠华一行乘滚梯从底层到达联大会场那一层，即将跨出滚梯时，布什大使“刚巧”从右边咖啡厅那边走过滚梯，两人“不期而遇”，友好地握手打招呼，解决了第一次会面的问题。后来，因为中美双方在印巴问题上立场一致，因此在此后的一个月中，乔冠华与布什在联合国内很配合。

　　两年后，布什接替布鲁斯就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冠华那时是主管美国事务的副部长，他们中间常有来往。布什在北京时就喜欢与夫人骑自行车出去逛街。我随冠华到他官邸做客时，他们总要讲起他们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许多地方是我们都没有到过的。我觉得布什夫妇有一种平民心态，喜欢到生活中去，到老百姓中去。

　　再后来，沧海桑田，世事难料。乔冠华被整下台，有人故意延误他的癌症治疗，致使他于1983年9月逝世。而1989年，当年的布什大使已竞选成功，进入白宫成为美国总统。本来在一个美国总统与一个已经退出政治活动，退出外交生涯的我中间已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就在布什就任总统不久后的一天，女儿妞妞从纽约打来电话，那时她已在纽约工作。妞妞说她突然接到白宫电话，说布什总统说，我是他的老朋友，希望了解我的近况，并通过妞妞邀请我去白宫做客。这使我颇受感动。在饱尝人间冷漠、心酸之后,一个只是工作上有过关系的外国人，一个美国的在位总统尚能想到十多年前曾经交往过的一个中国外交官，视之为朋友，这是很难得的。

　　大约一年后的1990年春天，我到美国时去了华盛顿，和女儿妞妞一起拜访了布什总统。他和芭芭拉热情地请我们到他的白宫二楼的金色会客室，这是他会见私人朋友的地方。我们追忆起昔日的时光，布什总统对在中国度过的岁月印象很深。那是一次轻松的朋友式的会见，我想假如布什不是贵为美国总统，他可以是一个很可以交往的朋友。只是总统的地位包含了太多的政治，所以从此之后，我没有再见到过老布什。

　　三十年的时光竟是弹指一挥间，当年的风流人物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命运悲惨，有的却还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但不管各自命运如何，那都是一页翻过去的历史，一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岁月不留情，“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来源：广州日报、原摘自《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章含之著/文汇出版社2003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