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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来，中国电影几欲发力未果，一个原本蕴藏巨大市场的行业，竟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不久前，中国电影颁布的新规定,使制片改革又向前小心翼翼地挪了一小步

　　本刊记者/李堕

　　12月1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18号(《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19号(《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令开始实施。这是自1998年电影局尝试出台“单片许可证”办法后，电影改革再次推进到了电影制片领域。

　　十几年来，中国电影几欲发力未果，至今非但没有前进的迹象，反而屡遭败绩。

　　一位电影局官员接受采访时感叹，“十几年前全国电影票房还有20多亿，现在每年只有10亿。大部分的国产片都在赔钱。”

　　而刚刚发展了两三年的网络游戏业的产值去年也达10亿。很难理解，一个原本蕴藏巨大市场的行业，竟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制片的改革已经到了决定生死的阶段。

　　99部电影分2.5亿元的票房，

　　每部影片也就值200多万元

　　华星影城是北京第一家五星级影院，有五个放映厅，1200多个座位。“我们现在片源严重不足，像华星这样的规模，每周要有四五部新片上来，一年至少要可以消化200部电影”，影院总经理路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国产影片每年100余部，但有一半进不了电影院。因为他们太不争气，没有票房。一场下来两三位观众，还不够电费。有些电影去街上拉人免费看，都没人愿来。”

　　北京的影院有100余家，但放映电影的只有10多家。以华星为例，在10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去年走进华星的观众只有45万人次，“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电影消费在文化消费中是一个什么位置——举个例子：今年国庆7天假，全国的电影票房是300多万，而西单图书城的销售额是3.2亿。”

　　在如此狭小的市场，即使进口大片分到的也只是一口汤。在国内，进口大片发行最高是2000万～3000万元人民币票房，制片方分得14%，只有50多万美元，所以外国制片商对中国市场的态度一直是“搂草打兔子”，赚到一笔是一笔。

　　据路遥讲，《黑客帝国3》在中国与世界同步上映只是一次试验，很难再有下文，而《指环王3》在中国的上映档期恐怕就要等到明年4月了。

　　去年国内院线票房奇迹《英雄》，事实上是一个特例，它拯救了国产片市场。

　　去年全国电影票房是10亿元，其中，进口大片占5亿元，国产《英雄》竟占2.5亿元，“如果按官方说法，国产电影年产100部，由剩下的99部电影去分那2.5亿的票房”，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说，“每部影片也就200多万元的票房。”

　　中影集团总经理韩三平在一次和青年导演的座谈上解释，“每部影片按30～35%的分账比例，我们可以拿回100万。但每部影片就需要30万元宣传发行费，60～70万元拷贝费。这样算来，在投资的制片环节上，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拿回来。”

　　本刊记者从电影局了解到，目前全国有35条院线，容纳影院1200多家，共有约2000块银幕；其余正常放映的影院有3000多家。也就是说，每65万中国人才拥有一块银幕。

　　“电影行业，好听一点说是稳中有升，难听一点是苟延残喘”，尹鸿说，这种局面和电影业所调动的资源是不成正比例的。

　　每一个资本的毛孔中间

　　充满了赢利的渴望

　　电影产业在中国，是一个政策主导的行业。

　　“本来1995年电影形势非常好，拍出了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长大成人》、《红粉》、《红樱桃》等叫好又叫座的国产片，而且75%是社会资金的投入”，尹鸿接受采访时说，“但1996年召开长沙电影工作会议，政策有了转向，电影产量开始逐步萎缩，以至到了1998年、1999年，每年只出产40多部国产电影。”

　　1998年电影局做出尝试，出台“单片许可证”办法，即非国有公司可以有条件取得拍片的权利。这是制片领域的第一步改革。时隔5年，18、19号令的又使制片改革向前小心翼翼地挪了一小步。

　　中国电影的这一次转机的迹象出现在2003年11月13日。那天在电影学院，国家电影局和20多位青年导演进行了一次内部对话。电影局局长童刚、副局长吴克和中影集团总经理韩三平都作了发言。

　　吴克对新的政策进行了官方解读，“18号令规定了如何拍电影的程序，一般的影片只需要提供梗概就可以了。这是对大家的一种解放。”

　　按照新的规定，国产电影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特殊题材、国家资助影片、合拍片四类外，不必再向电影局申报剧本，只需提供1000字的故事提纲即可；与香港合拍的影片，不限制故事发生的地域，不限制演员比例；与外国合拍片演员比例为1∶1从今年的国产电影创作数量来看：到现在为止已完成的和正在摄制的影片有190多部，其中国有电影制片厂、民营公司和合拍片各占1/3。

　　同时，吴克详细解释了四类必须审看剧本的影片。第一，重大国内和历史题材，比如拍百团大战，历史上的名人、皇帝；第二，重要文献影片，也就是新闻纪录片，第三类是特殊敏感题材，指的是涉及司法、公安、军队、民族、宗教等；最后一类就是合拍片。

　　所有政策改革的目标就是为了“好看、卖钱”。

　　从事电影行业30年的韩三平说，“大家不要看不起商业电影，要从消费者手里拿到电影票钱，没点本事做不到的。”

　　韩三平还表示，中影集团每年能够提供2.5亿～3亿元的资金，“但这些资金都带着一个神圣的使命——赚钱。每一个资本的毛孔中间充满了赢利的渴望。”

　　民营制片公司开始赚得多数票房

　　作为2003年中国电影市场的最大亮点，民营制片公司开始成为票房市场的主力，尽管量不是最多的，但票房占了大部分。去年表现最抢眼的就是新画面公司，它投拍的《英雄》创下2.5亿元票房，上交了750万元的税和2000万元的电影基金。

　　华谊兄弟公司制作的3部电影：《天地英雄》票房4100万元；《卡拉是条狗》投资530万，票房、VCD和电视台版权一共卖了1000多万元；冯小刚贺岁片《手机》即将上映，据华谊兄弟总裁王中军估计可以达到3000万元的票房。

　　对于影片的投资与收入，民营公司都有一笔清晰的账。华谊兄弟公司总经理王中军向记者介绍，华谊公司每年投拍4～5部电影，一部七八千万的大片，一部一两千万的中片，两部500到800万的小制作，以这样的结构规避风险。这几部片子在国内电影总票房在1亿元左右，占全国总票房的1/10，国产片的1/3。

　　电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中国电影面临的不仅是市场风险，同样还有政策风险。

　　“而最后所有的风险都可能转嫁到制片上来”，王中军说。对民营公司来说，今年最大的政策变化在于他们取得了和国营制片厂一样的平等身份。作为改革试点，新画面和华谊兄弟都得到了“合资拍片许可证”和“独立发行影片许可证”。

　　“现在我们和北影厂最大的区别只是没它那块地，没有50年的积累，其他都一样”。

　　即使在筹拍《英雄》的时候，新画面影业公司还没有得到这个待遇。董事长张伟平向记者回忆说，“我们必须花几十万元，找一个有合拍权的国营公司当婆家，传递文件买厂标。”当时新画面找的是设在香港的银都机构，他们必须先把所有材料寄到香港，然后银都从香港寄到北京国家电影局，审批后再寄回香港，然后香港银都再寄给他们，前后要花20天甚至一个月。

　　而实际上，从新画面公司开车到电影局不过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