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上午，秦始皇陵脚下的陕西农民杨新满、杨培彦、杨全义等3人代表9名发现人将"关于'秦兵马俑发现人'资格认定的申请报告"交给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当地文化局，要求省级文物部门正式确认他们对兵马俑的"发现权"。

　　他们说自己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省级文物部门颁发一个"兵马俑发现人"的证书，并贴上他们的照片盖上钢印，使他们名至实归。

　　尽管生着火炉，入夜的屋内还是有些冷，杨新满靠近火炉坐着，若有所思。火的光亮从燃烧的煤块上映出，照在一张憔悴苍老的脸上。今天，是他们3人向有关部门提交兵马俑“发现权”申请报告后的第5天。

　　“还有3天，就是18号，我们的‘发现权’要求可能会有一个结果。”这位当年兵马俑的发现人对晨报记者说：“假如没有被确认，我们将通过法律要个说法，否则，已经去世的其他5个发现人都不能原谅我们。”

　　然而，晨报记者今天从临潼县文化局获悉，因为“发现权”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政府不可能为他们确认此要求。

　　发现人干起了签名售书

　　12月14日早上7时，临潼区以东14里，“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旁的下和村西杨组，66岁的杨新满准时起床，准备出门。

　　从1995年开始，这个当年一撅头挖出沉寂千年奇迹的农民，告别了土地，过起上下班的生活。他必须在8时赶到秦始皇陵园内的一个商店，替店老板签名售书。

　　同一时间，兵马俑另外发现人之一的杨培彦、杨志发也要去签名，不过他们是到兵马俑博物馆内的两个商店。

　　杨新满说，自己读过6年书，在9个发现兵马俑的打井农民中文化程度最高。

　　不过，第一个干签名的兵马俑发现人却是杨志发。当时，杨志发有一个专门做宣传兵马俑书籍生意的亲戚，但他的书卖得并不好。后来他就找到杨志发说：“爷，你是兵马俑的发现人，你把你的名字签到我这书上就好卖了。”

　　经不起亲戚的纠缠，杨志发答应了，并得到一个月300元的工资。同时，杨志发红了，作为兵马俑的发现人同克林顿合影，还出国到过日本。

　　早上8时，杨新满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桌上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兵马俑发现人杨新满。杨新满说他拿固定的工资，一个月有1000元，卖书没有提成。

　　因为是冬天，来秦始皇陵园的游客不是很多，一个上午，杨新满没有见到一个游客前来索求签名。

　　直到中午12时许，杨新满才替一名外国游客签了第一本书，是本英文版的《发现兵马俑之谜》，价格130元。在书的扉页上，杨新满用专门的签名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兵马俑发现人杨新满”后，外国游客向他竖

　　起了大拇指，用英文说：“You are very good.”杨新满甚是自豪，用英文回敬：“T hank you.Bye bye.”

　　这天，杨新满总共签了9本书。

　　发现人临终前不忘争名份

　　晚上下班后，记者陪同杨新满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显得很沉重，询问记者：“你说权威部门能不能把‘发现权’的名号给我们？”

　　“我也不好说，毕竟没有这样的先例。”记者回答。“不瞒你说，从1985年开始，我们几个发现人就要求权威部门给予确认，当时许多兵马俑的发现人还在世。”杨新满说：“现在兵马俑博物馆在介绍兵马俑发现时，只模糊地说，1974年农民打井时发现，为什么不提我们9个人的名字，这不公平，如果没有我们，能有这个震惊世界的奇迹吗？我们也明白文物是国家的，但这和‘发现权’并不冲突。”

　　杨新满希望，至少省级文物部门给他们颁发“兵马俑发现人”的证书，并贴上他们的照片盖上钢印。他还想，如果可能的话，在兵马俑博物馆内的1号坑前，将他们9个发现者的名字刻在上面。

　　“否则，我们说自己是兵马俑的发现人总觉得不踏实。”杨新满说，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要追讨“发现权”的根本出发点。

　　杨全义说，当年发现兵马俑的几个人都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失落感。几个月前刚刚去世的另一个发现人杨文学临终前还叮嘱他：“老杨，你一定给咱把名份争到，那是咱一生的英名啊！再不能让别人说咱闲话啦。”

　　发现人遭遇李鬼签名

　　另一个令杨新满坚定地讨要“发现权”的原因是，周围出现了多名“兵马俑的发现人”。

　　杨新满告诉记者，现在兵马俑博物馆周围，以“兵马俑发现人”名义签字售书的人有十几个。“事实上，当年的9名发现人，除我、杨培彦、杨志发、杨全义4个人还健在外，其他5个人杨文海、杨文学、杨彦信、杨宜洲、王普治都去世了。”杨新满感慨地说：“有时，李鬼倒真成了李逵，真正的发现人却得不到尊重。”

　　还有一件事情令杨新满感到不可理解。一个当时文化馆的同志现在也称自己是发现人，而且经过一些媒体的报道，反而成了“秦俑发现第一人”，在他的眼里，9个当年打井的农民都不是真正的兵马俑发现人。他的理由是，发现人是指发现了价值而言，并非只是简单的发现。而恰恰是他第一个认识到那些兵马俑的价值，然后鉴定修复并得到文物部门的重视和认可。

　　“为了‘发现权’，不管怎样，我都会坚持到最后。”杨新满表现得很坚决。今天上午，他又随同聘请的律师来到西安市文物局，面对他的要求，文物局的同志同样因为无参考依据拒绝了。

　　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

　　“这个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临潼县文化局文物科科长贾运政今天中午说得更直接：“《文物法》里没有要求确认‘发现人’，更没有要求确定谁的‘发现权’。”

　　贾运政说，《文物法》明确规定，在生产建设当中发现文物，必须在24小时内向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报告，对于发现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国家可以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补偿。

　　“政府早在几十年前，就给他们颁发了奖状，而《文物法》对具体个人的表彰，只有当他在文物的捐献、保护方面有突出贡献时，才给予文物研究员或其他称号。”

　　其实，早在2000年6月，贾运政说他就代表临潼区政府对“兵马俑发现人”问题展开过一次详细调查。这次调查后他认为：“被调查的人都不能说清，当年有谁参加了那次打井。但无论有谁参与了，他们都只不过是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过程中的一部分。”

　　贾运政告诉晨报记者，在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过程中有很多人作出了贡献，除了几个农民，还有当时的乡干部房树民，他第一个意识到那些陶俑的文物价值；还有原临潼县博物馆馆长赵康民，他对挖出的兵马俑进行鉴定修复；另一个是原新华社记者蔺安稳，他写的兵马俑发现内参使得国家开始重视秦始皇兵马俑。

　　“因此，那时政府几个部门对调查意见协商后就认为，不存在‘兵马俑发现人’一说。”贾运政说。

　　(来源：上海《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