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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留学美国》一书的作者钱宁所说，从政府派遣行为到公民自主选择，中国人赴海外留学的浪潮在25年的变迁里，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个人权利的增加。

　　自费留学成为主流，留学变成了一种高投资、高风险的行为，但却未必带来高回报。因此对留学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是明智的

　　本刊记者/李剑敏

　　今年9月5日，新西兰最大的语言学校“现代语言学校”因财政困难倒闭，500多名中国留学生被迫离校，面临居无定所的境地。现代语言学校的阴影还未完全消除，10月29日，新西兰卡里奇电脑培训中心突然宣布破产，又有三四百名中国留学生流落无着。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向语言学校付了自己的第一笔学费——10万元人民币。

　　两月内新西兰连续两家全国性私立学校倒闭，中国留学生损失最大。据统计，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留学生来源，目前有8.2万名外国学生在新西兰学习，其中36%来自中国。

　　另一家语言学校新西兰基础科学院的驻京代表于德姣告诉记者，在国外上正规大学，一般没有什么风险，问题大都出在语言学校和大学预科上，因为这些学校良莠不齐，不好选择。出问题的不只是新西兰。在教育部今年接连发布的11号留学预警中，南非、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等国家的学校都出过问题。其中，今年才开始招生的瑞典达拉斯兰私立高中无固定校址，目前仅有19名学生，全部来自中国。

　　可以想见，在这种“留学陷阱”中，又有多少家庭多少父母辛苦挣下的血汗钱打了水漂。

　　自费留学成为主流，留学变成一种高投资、高风险的行为，但却未必带来高回报。过去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努力出国留学，现在是否该算算这里的投入产出？

　　这个问题已经摆在许多中国人的面前，这也是一些中国大城市出现“留学回报率测评”新业务的背景。

　　为留学回报做一个测评

　　周菲1998年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报纸做了4年编辑，月收入5000元左右。出于对报社未来前途的担心，周菲产生了到加拿大读MBA的想法。她算了一笔账，两年的留学需要近30万元的投入，这又让她有所顾虑。后来，她决定到上海可锐咨询公司做留学回报率测评。

　　可锐公司首席职业顾问卞秉彬告诉记者，经过接触后他发现，周菲是感知型、有创造性思维的女孩，也善于和别人沟通。她担心的是未来的发展，但喜欢自己现在做的工作。卞秉彬认为，随着中国传媒业进一步开放，广告、公关等经营业务将不断渗透。只要周菲坚守岗位，未来职业发展空间不成问题，因为她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和经验，所以现在不是她出国留学的最好时机。

　　最后，周菲放弃了留学计划，跳槽到一家公关公司做媒体经理，工资翻了近一倍。在可锐公司的建议下，周菲还到上海一所大学读在职MBA，这样不仅能保持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能拿到相关的专业资质，还节省了不少费用。

　　像可锐这样从事留学回报率测评的公司，如今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越来越多。卞秉彬表示，经过两年的长期跟踪后，他们发现有很多海归、MBA和职业经理人出现职业上的搁浅，经由留学获得的相关资质，不能解决职业回报有效性的问题。于是他们决定在一年前开展这一业务。至今已有8400多人前来咨询，但最后做了测评的只有250人左右。

　　留学回报率测评，是对留学投入和回报的评估，主要包括当事人选择的学校和专业与其职业发展的契合度分析，出国留学费用和将来预期薪水的比较。

　　具体说，就是通过一定的系统或模板，对出国留学费用、归国后预期薪水等量化指标进行处理和分析，同时结合当事人的性格特点、专业及未来被市场接受程度、工作经验、移民意向、家人接受程度、语言能力等情况，对是否出国进行判断。

　　在这8400多人中，工作3年到8年的占80%，大部分人月收入在3000元到8000元之间，平均月收入5000元。男性以IT从业者和其他中、低端的专业技术人员居多，女性则多为高端的职业经理人。其中，30%的人对留学回报没有什么期望，约8%的人绝对不抱期望。这些人一般都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出国留学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经历，而不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挣钱。

　　在最终接受评估的250人中，25%放弃了原先的留学计划。这些人又可分为三类：一是现在的工作不适合他做，即使通过留学提升专业资质，也无济于事；二是如果现在中断工作去留学，还不如继续做下去，通过在该地域和领域有效积累经验，抬高职业身价；三是盲目选择热点专业留学，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冷门工作，所以不如意。

　　卞秉彬说，他们只能评估一种职业一定时间内在职场上的发展规律，不能看得更远，否则就会流于空泛而不准确。留学对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价值观念的长期影响，不列入他们的测评范畴。

　　可锐也不做小留学生留学的回报率测评。因为小留学生出国留学与未来职业衔接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变数很大。

　　这种“留学回报率测评”的业务，也招致了业内人士的批评：测评具有片面性。留学作为一项长期浩大的工程，有许多很多因素都是潜移默化的，如留学生在语言、视野、知识结构和国际人脉上的进步，但它们都无法进入到短期的量化统计之中。

　　但无论如何，留学回报率测评的最大意义或许在于：提醒留学者更理性、合理而不是盲目地留学。 　

　　“海归”贬值了吗？

　　另一个提醒人们要计算留学的成本的因素，是“海归”开始贬值。过去有人算过一笔账：花数十万元(人民币)到国外拿一个MBA，回来后很容易就找到年薪20万的工作。但是现在，经常用来说明“海归”贬值的一个例证是：在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一个月薪只有2500元的工作，使三位留学归来的硕士生激烈竞聘。

　　另有统计说，去年仅上海一地就有7000位海归找不到工作。据可锐公司今年三月对8238名海归人员抽样调查显示，70%的海归都能在三个月内找到较为满意的工作，但时过半年在9、10月间，来沪求职的海归中，三个月内找到工作的仅有48%。

　　你可以怀疑这些数字的准确性，但有一点不容否认——海归的光芒日益褪色。卞秉彬认为，海归大幅搁浅，一方面是因为人数众多不再稀罕，一方面是企业对海归的态度日益理性。外企原本是海归最理想的落脚地，但最近几年，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不少外企都加快了人才本土化的进程。加上一些海归期望值过高，要价让有心纳贤的国有企业难以接受。在市场供需规律的作用下，海归身价下降也在情理之中。

　　卞秉彬说，有职业经验的人中断工作出国留学，主要是希望通过出国镀金，回来后顺利进入企业高层。但企业用人的不变法则是，中低端人才重学历，中高端人才重经验。因此，这些人出国前应盘点自己的职场经验，不要轻易放弃原有的工作经历而转型。否则，即便获得较高学位，回国后也未必被看好。

　　也有人认为，海归是否贬值，不应泛泛而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郭梓林说，无论贬值或升值，都是比较的结果。海归也应区别而论，如果将过去国外一流大学的海归和如今二三流大学的海归做收入上的比较，没有什么意义。

　　海归的优势是嫁接的优势。一些获得成功的海归，很多已在国内有一定的基础，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而不成功的海归，常常只是带一些半生不熟的洋货回来，动辄抱怨国内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却希望短短的留学经历能让他一步通天。

　　因此，在考虑留学的投资回报时，除了常见的经济理性判断，还有价值理性判断；除了短期收益，还有长期回报。单凭一时收入多寡断言贬值，或者一心只想“短期套现”，都不可取。获得什么样的收入，最终还是取决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