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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东方副校长徐小平表示，从1978年邓小平重新派遣中国留学生算起，中国经历了公派留学、“寄托”留学(考托福和GRE)和多元留学三个时期。到了多元留学时期，留学已越来越成为老百姓的事，这体现在：留学目的国家越来越多，留学年龄层次日益分明，留学经费方式更显多样。

　　按《留学美国》一书的作者钱宁的说法，从国家功利到公民权利，从政府派遣行为到公民自主选择，留学的变迁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权利的增加。政府不直接干预，而是进行引导、规范和管理。

　　最早国家公派的留学生，大多是体制内有所成就的骨干成员；“寄托一代”的留学生，则是拿奖学金攻读学位的知识精英；而最近几年方兴未艾的新留学生群体，则以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父母资助的初高中生为主体，部分是认为需要充电的在职人员。

　　相比之下，前两者不需要在留学投入和风险上做过多考量；而以自费留学为主的新留学生，却应该对留学得失进行一番仔细衡量，因为其中的成本与风险是要由自己承担了。

　　专家认为，这一群体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因为：中国产生了一批高收入阶层——20%的人掌握了80%的居民存款；外国教育机构蜂拥到中国抢滩；国内高等(职业)教育供大于求。

　　1999年中国高校全面扩招，也是引发新一轮“留学潮”的因素之一。新东方学校教师钱永强说，扩招使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催生了考研热和出国热。而担心大学扩招影响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也让部分家长下定了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决心。出国成了回避高考和就业压力的捷径之一。

　　1999年中国城市居民调查表明，“子女教育”成为居民储蓄的首要原因，64.1%的被调查者为此将钱存入银行，超过了养老、医疗和购房等用途。与此同时，“自身和子女教育”的费用成为中国城市居民未来5年的主要开销，仅次于“吃”排在第二，高于“医疗保障”、“住”和“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认为，城市居民宁肯节衣缩食也要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有关，那就是——望子成龙和薪火相传的梦想。

　　众多自费留学生出国留学，是中国目前特定的“烦恼”。其实台湾地区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上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尚不发达，少有家庭负担得起子女留学的费用，大多靠成绩领取奖学金出洋深造。这批留学生“少而精”，后来很多成为台湾社会的中坚。但到80年代台湾富庶后，很多人自费出国留学“镀金”，结果留学生不再吃香，这与大陆目前的情况很相似。

　　徐小平认为，在化解这一烦恼前，无论学生还是家长都必须认识到：教育除了学校还有社会、家庭教育，除了知识还有亲情教育，除了技术还有人性教育。否则，花一大笔钱送孩子出去，这样的留学是不完整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