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报告
11月24日,在摆满红丝带宣传品和安全性用品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上任刚满一周的项目官员何景琳博士最后一次核对了《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6天后,也就是12月1日,中国政府将在第15个“世界艾滋病日”上以中英文正式发布这份报告。
最新报告将再次敲响中国艾滋病疫情快速发展的警钟。“除云南外,新疆、广西、四川、河南、广东等省区的疫情估计数都达到或超过4万例。其中云南和新疆的部分地区注射毒品者中感染率高达80%。”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届时将得到进一步公开。
最新报告称,中国正面临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期。2001年中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发病和死亡人数比2000年增长了206.4%,2002年又比2001年增长46.4%。“在河南、安徽等省的一些重灾区,2001年后开始出现病人集中发病和死亡。”
参与起草报告工作的流行病学专家调查了202名在宾馆、按摩院和舞厅工作的卖淫妇女,发现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性交可以传播艾滋病,但只有30%的人知道可以用安全套来预防。
另据流行病学专家所开展的一项特别调查显示,艾滋病正在经由危险的男男性行为传播。被调查的857名男性大多会定期到同性恋聚集场所寻找性伙伴,还有一些人从事卖淫活动。尽管既往病例报告同性传播艾滋病的比例仅为0.2%,但在2001年底,在北京400多名男性同性恋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就已高达5%。
报告还指出,严重的社会歧视也是加剧艾滋病流行的原因。一个社会调查公司在中国4个大城市随机发放问卷,有高达75%的被访者表示将躲避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45%的人相信艾滋病是道德败坏的结果。在四川某个县收回的1148份答卷中,有88%的人希望艾滋病人不要和社会发生交往。
国家安全问题
就在一年前,联合国中国艾滋病专题组曾发布了以《中国艾滋病:危险的泰坦尼克号》为标题的调查报告,提出了严重警告。由于报告是专题组单方面完成的,最后未被政府正式采纳。
但类似的警告至今不绝于耳。11月10日,在清华大学“AIDS与SARS国际研讨会”上,以国际防治艾滋病基金会主席身份与会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告诫说,如果有1500万到3000万人得了艾滋病的话,中国的经济成果将毁于一旦。
“与SARS相比,艾滋病的现状同样令人非常震惊。”鸡尾酒疗法发明人何大一博士在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时说,“今天一天就会增加14000例感染,其中95%是在发展中国家,2000例发生在儿童身上,新感染者中大部分都是青少年。”
何大一说:“虽然艾滋病从感染到死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会让人们缺乏紧迫感,但它就是这样一个灾难。”
面对严峻形势,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日前发起韩启德、侯云德、钟南山等另外21位院士,联名呼吁多部门采取“讲究实效”的行动,遏制艾滋病在中国蔓延。
“如果不能采取很好的预防措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还将继续增加。按照30%的增长速度计算,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曾毅院士早在几年前就作了这样的预测。
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临,中国无疑是名副其实的艾滋病大国。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景军教授说,届时由艾滋病所造成的贫困人口将高达2400万到3200万,还会出现23万艾滋病孤儿,“不仅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还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好的信号
SARS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和公开,给许多艾滋病工作者带来很大的鼓舞。“我们正看到很好的势头,政府开始以更务实的态度工作,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何景琳的感受代表了大多专家的意见。
在今年9月联大艾滋病特别会议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代表中国政府承诺,将为农村和城市中经济较为困难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治疗。据悉,到今年底将有约5000名符合上述条件的艾滋病感染者接受免费治疗,明年这一计划将对所有符合条件者实施。
政府的承诺还包括对贫困的艾滋病病人给予经济救助,对其子女免收上学费用,进一步完善有关艾滋病的法律法规,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反对社会歧视。
对于更多的感染者来说,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大幅度降价更是值得庆贺。2000年,中国才有了正式的艾滋病进口药物,而当时一年的“处方”高达8万到10万元。而在2002年,这个价格已减至2万到3万元。经过政府谈判和出台系列优惠政策,目前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已降到3500元。
“我希望把便宜的药品带到中国和整个亚洲来,我会尽全力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克林顿在清华演讲时的这番表态博得了全场的掌声。
还有希望
“我不喜欢用‘泰坦尼克号’这样的比喻,谁都不愿意看到中国真的成为一艘沉船。”何景琳说,“艾滋病在全球能否控制住,中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艾滋病还是低流行态势,我们还是有希望去控制那些低流行地区。”
何景琳更愿借用一本书名来概括中国目前的艾滋病形势:“我们有希望,也需要帮助。”对于感染者和病人的数字在不断刷新,她说:“我们正是在工作的过程中,才发现问题是如此地严重,我们必须先把他们找出来。”
“我们工作的效果是要让艾滋病的新感染人数大大减少。与SARS不同,你控制住了就能很快显现出来,我们的工作不会马上就看到很明显的效果。但你到2010年,到那时候再把实际感染人数和预测人数作个比较。”
在清华研讨会后做客新浪网的何大一却举了一个和SARS相同的例子。“中国成功地抑制住了SARS的蔓延,尽管至今还没有找到SARS的病理,也没有找到对抗SARS的疫苗。”他说,“艾滋病也是这样,虽然还没找到解决它的办法,但依然可以控制住。”
何大一表示,艾滋病是一个可以预防的疾病,人们的态度是决定能否战胜它的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是像南非那样,在1990年疫情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任其发展,最终走一条很高的疫情曲线,还是像泰国那样,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使疫情曲线趋向平缓,现在还没到没得选择的地步。”何景琳整理一下披肩,用手势比划出两条曲线。
承诺之后
一连串的好消息,尤其是政府的承诺,使得何景琳所说的“选择”成为可能。但大多专家表示,关键是要尽快落实这些承诺。中国要在今后六七年中扭转艾滋病蔓延的态势,必须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怎么制定实施细则?国家提供的免费药物怎么送到病人和感染者手中?如何确保贫困艾滋病人子女上学?下一个示范县如何推广?这里面有太多的工作等着专业技术人员去做。”何景琳对中国目前艾滋病防治队伍的现状表示担忧。
她举例说,《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01年)》早就出台了,但实施的效果如何?需要尽快认真总结经验。
何大一则强调了高层领导重视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国性的行动,需要把它作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来对待,来对抗艾滋病的蔓延。”他说。
“我们发现,往往一个地方的领导重视,这个地方的工作就做得比较好。是不是可以把艾滋病防治工作和地方领导政绩考核挂钩呢?何景琳建议。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热认为,未来10年内,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趋势将决定全世界艾滋病流行的未来。尽管取得了成绩,中国仍需要在各个层面进一步扩展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同时需要企业的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
100%安全套
尽管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吸毒者共用针具,但经性传播的比例逐年上升。“光靠公安部门严打,只会导致性传播疾病变得更难控制,最有效的办法是推广安全套的使用。”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协调官员赵鹏飞说。
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联合引进了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项目:100%的娱乐场所参加;100%的小姐参加;100%的性交过程使用。之前,这个项目已在泰国和柬埔寨等国取得了很好的降低性传播疾病的成绩。
安全套项目第一批试点选在江苏靖江和湖北黄陂,2002年又启动了湖南澧县和海南儋州两个城市的试点,目前正在广西等地推广。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总结了达到最佳效果的经验,就是政府领导,卫生为主,公安支持,其他部门甚至包括娱乐场所老板的配合。”赵鹏飞表示,这是一场有中国特色的“安全套运动”。
“现在第一批试点已经结束,结果表明安全套使用率达到90%以上,性病发病率减少50%。第二批试点城市明年上半年结束,目前安全套使用率已达到80%,性病减少30%。”赵鹏飞介绍说。
“我们在娱乐场所推广安全套后,不但没有出现鼓励卖淫嫖娼的现象,反而使性病大大减少。”他说,“它和公安部门的严打既不矛盾,也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这个项目不能停,我们还要大力推广,范围还要扩大。”
(来源:南方周末、记者:徐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