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25日电　1904年的今天，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官宦家庭。而百年后的今天，老人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静静地迎来他的百岁华诞。他现在不能说，不能写，赖鼻饲维持生命。他多次对身边人表示“我是在为你们活着”。但他活着，多少人就会感到温暖，感到踏实，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巴金不仅仅是我们与上个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爱情联系的纽带，他对于我们身处的新世纪也许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刚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传》的学者陈丹晨是当年上海的老地下党员，他说，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人们现在还没有正确估评。实际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中国共产党是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巴老是中国革命青年的启蒙老师。

　　陈说，“我对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说过的话印象特别深：那时候为什么许多青年男女抱着巴老的作品，与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为他倾诉的苦闷正是年轻人的苦闷，他真诚而急于倾诉的风格正符合年轻人的态度。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泄和鼓舞，他们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爱人和自由，从此走上了与旧社会决裂的反抗道路。”

　　他回忆说，著名评论家陈荒煤曾说过，他在鲁艺当教员时发现，许多青年投奔延安并不是看了马列主义书籍，而是读了巴金的作品。他们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时哪里能反抗？就是延安。

　　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曾说，巴老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他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惟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信仰，可是在所谓“后现代型”的社会里，却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

　　著名文学评论家、巴金研究者陈丹晨也对记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爱看巴老的作品了，但这个复杂而信仰缺失的社会多需要巴金式的爱和人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朱金顺则说，“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的大师级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硕果仅存。他是我们跟上个世纪的革命、文学、爱情联系的一个纽带。”

　　作家李辉在巴金百年诞辰前写道：“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作出各种表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巴金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他现在不能说，不能写，赖鼻饲维持生命。他特别痛苦，思维清晰而不能与人交流，求死又不能。他多次向身边人表示“我是在为你们活着”。但他活着，多少人就会感到温暖。

　　正像20世纪90年代编辑了《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著名编辑家王仰晨说的，“即使他已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能力，但只要他仍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我们就会感到踏实，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摘编自《中国青年报》、原文作者：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