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扫除心灵垃圾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这是巴金对文学的见解。巴金多次说明他不是为当作家而提笔的，他只是“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他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家》、《春》、《秋》、《雾》、《雨》、《电》、《憩园》、《寒夜》无不体现着这样的文学理念。

　　用翻译拥抱整个世界

　　巴金作为一个翻译家的身份经常被人们忽视。他懂得英文、法文、俄文、日文、德文等多种语言，还有世界语。从1922年根据英译本翻译俄国人迦尔洵的小说《信号》开始，翻译一直伴随着他的创作。他的译文全集足足有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其中尤以俄国作品居多。

　　翻译家高莽先生说：“巴金先生绝对是大翻译家。他曾说翻译一是为了生活，二是为了学习，他总说自己是‘试译’。他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是思想形成的过程，他翻的作品和他的思想都是吻合的。巴金先生的语言很美，他对翻译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要准确，也要用文学来表达情感，表现原著的韵味，不能完全死抠字句。”

　　学者李辉认为，“巴金的翻译是世界性的，在翻译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等人著作的同时，他也翻译了历来被认为是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童话，还有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以及散文诗、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等，这凸现出巴金浓厚的文化兴趣与独特的艺术鉴赏力，表现出他在文化创造上的丰富性。”

　　用出版举荐文坛新人

　　学者陈丹晨先生认为，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1934年创办《文学季刊》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到1957年创刊的《收获》，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化圈。

　　巴金以决不惟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当年，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严文井、荒煤……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代表作，都是由巴金发表和出版。

　　八十年代，从维熙、谌容、张洁、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年轻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在八十年代文坛，对于那些受惠于巴金的作家们来说，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巴金，无疑也是一棵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他对文学的兼容并蓄，对年轻人的爱护和扶持，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用行动推进文化事业

　　巴金晚年向国家图书馆等处捐献大量藏书；他还不遗余力地建议并促成现代文学馆的建成，并为此捐出了自己的15万元稿费、手稿和藏书，已建成的现代文学馆大门的把手上永久地留下了他的手印。他念念不忘的另一件事是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的惨痛教训。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责任感。

　　用真话敲打麻木不仁

　　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历时八年完成了150篇。合订结集的《随想录》出版后，在思想界和读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誉为是一部“讲真话的书”，巴金先生也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陈丹晨说：“巴金一生追求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做人要正义、互助、自我牺牲。因此，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这些烙印。”以李辉的理解，是因为有了《随想录》，巴金才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人格才最后以这种方式得以定型，并且与他早年希望成为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而做出的那些未能实现的努力，有意无意之间形成一个完美的连接。“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