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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秋风(九鼎公共事物研究所研究员)

　　孙大午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而在一个微妙的时刻被突然拘捕，几个月后，又大事化小、小事基本化了，以缓刑的形式获得基本的自由，其中奥妙，我们不得而知。

　　这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律条文或者其执行，如果明显地有悖于人们普遍的正义感，这样的法律是否还具有正当性，人民还是否有义务遵守这样的法律？兹事体大，且不去管它。

　　但有一点，人们——从行政官员、法官到法律学者以至普通民众 都清楚，在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具体法律条文的执行，可以有很大的伸缩性。法律的条文为法院留出了很大的裁量空间，而制度安排又为各级政府直接间接地影响司法活动提供了一些机会。即以孙大午最终落实的罪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言，众所周知，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

　　目前的舆论一般认为，孙大午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乡土企业家。除了通过创办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用企业收益向社区提供公共品而造福乡梓，从而赢得社区民众的尊重之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在学习、在思考。

　　这样的人物，如果放在中国古代社会，他会是地方绅士；放在西方社会，他也会是社区活跃人士。我也可以大胆地说，以这样的事业、人格、经验和学识，孙大午定会得到当地政府官员、甚至全国政府官员的尊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帮手。

　　我们看看中国古代社会及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和城镇就会发现，这样的人物，需要有一定的财富，有那么一些学识，有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处事经验，更需要有高于一般民众的道德自觉，还要有服务乡梓的公共精神。他们靠这些素质，成为乡村生活的核心，成为社区自治的关键。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孙大午正是这样的人物，或者差不多是这样的人物。

　　然而有报道说，孙大午与地方各部门的关系相当紧张，媒体将理由归结为孙是企业家中的异类，不像别的企业家那样讨好政府。

　　这可能是直接的原因，在这背后，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由。我们目前政府安排的基本原则是：具体的管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权力都归于政府，而且，这种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与这种制度安排相应的就是一种人们很熟悉的政府观念：权力是一元的，政府的权力天然地是全能的。即使政府根本顾不上、也无暇行使的权力，未经它的允许，任何其它人或机构也不得自行行使。

　　具有这种权力观念和政府观念的政府官员，当然不乐意看到民间社会自发形成处理公共事务的另一个中心。而孙大午恰恰透出了这种迹象。从这个角度上看，孙大午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生意人，他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生意之外，对当地民众的一般生活，甚至是公共生活，发挥着一定影响。有些地方官员当然不喜欢这样的人物，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权力，起码会削弱他们的权威。

　　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压制孙大午这样的企业家，却不够审慎，缺乏远见。我们正处于转型时代，转型的方向，所有人都清楚，那就是市场和基层自治。不管是培育市场制度也好，开展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也好，归根到底，都是旨在缩小政府的某些权力，扩大民众自我治理的范围。

　　而实行自治，当然需要社区领袖。没有社区领袖的自治，定会陷入混乱。社区领袖不是光靠一次投票就能制造出来。在投票之前，每个社区都需要有一批具备社区领袖形象、品格的人物，在这之后进行的投票才有意义。否则，民主选举就是多余的，还不如抓阄或轮流坐庄。因为，让农民从一群没有经验、没有才能、没有人格的人中间进行选择，其结果可能更糟糕，他们得到的将不是有序的自治，而是长期的争权夺利游戏。这恐怕不是政府乐意看到的。

　　孙大午这样的企业家对于基层自治的意义就在这里。不管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具有公共精神的企业家，都有可能成长为目前及未来行业、社区、地方自治的领袖。他们每天活动在民众中间，民众可以以很低的成本鉴别他们的能力和品格，因此，他们是推行乡村或更高层次自治所需要的栋梁之材。

　　政府如果不希望转型的结果是混乱，那就不仅不应该防范城镇乡村自发涌现出来的社区领袖，反而应当创造条件令其发挥影响力。

　　当然，这些社区领袖可能不仅仅出自企业家，也可能出自地方教育人士、退休官员等等。政府应当通过自治制度，让这些人士承担起治理社会的责任，或者说分担起政府因为成本或信息难题而无力承担的部分治理责任。

　　像孙大午这样的人物，在恰当的制度安排下，完全可以成为社会秩序之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