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31日电 香港商报今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红撰文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对人民币汇率政策施加压力，要求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重估，或与美元脱钩，或采取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甚至主张人民币完全浮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响应，一是坚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一贯立场；二是承诺人民币自由兑换，但必须采取谨慎而渐进的方式，人民币汇率将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内。

　　该报剖析了双方分歧，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回答。一是对中美贸易差额的汇率因素的不同估计。

　　首先反映在贸易差额统计的不同。比如，2002年的双边贸易差额，中国的数据为430亿美元，而美国数据高达1030亿美元。再比如，今年1月到9月，根据中国数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20亿美元，而美国数据表明，从1月到8月，美国对中国的逆差达770亿美元。由于中美贸易差额实际上是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主要理由，统计上的分歧不能小视。

　　其次，主张人民币升值的重要依据是，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这同中国政府人为控制人民汇率有直接关系，因为人民币汇率的人为低估导致中国对美出口的急剧增加。事实上，上述观点夸大了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差额的关系。这是因为：

　　一方面，中国出口的竞争优势主要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不是价格因素。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年劳动成本大约1200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年劳动成本的2.2%。劳动力成本优势是造成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而调整人民币汇率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出口的这一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销往美国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制造品，在美国进口的这类低附加值产品中，其它国家对中国的竞争性很低，而美国消费者对类似产品需求的替代性也很低，因此，即使人民币升值，在美国对中国产品进口替代性较低的条件下，无助于对美中贸易差额的改善。事实上，高盛公司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中国与美国贸易差额的变动对两国相对需求和汇率的变动的敏感性很低。

　　二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对人民币币值进行重估。

　　调整汇率政策，涉及两个核心问题：怎样调整和何时调整。关于怎样调整，基本上有两种选择：调整币值；改变制度。

　　首先看调整币值。要求中国瞬间进行大幅度调整币值显然在政策上不可行。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到底什么水平的汇率是“正确的汇率”？升值多少才算得上“足够”？目前各种对低估程度的估计有很大的差异。对于政策制订者来讲，在一次性升值缺乏依赖的准确的估计的情况下，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此外，从目前的中国现状和国情来看，不易于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就业压力。一次性大幅度升值在短期内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是显着的，况且就业问题在中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其次看改变制度。一种让人民币变为完全浮动制度的主张显然在短期甚至中期内是不可取的。而一种中间制度，比如扩大波动区间，也许是一种折中的办法。通过扩大浮动区间，既实现对汇率错位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又避免大幅度升值的不稳定冲击。至于如何避免可能带来的更大的不稳定性升值预期导致投机性投入，可以通过资本管制等措施来抵御。然而，即使这样一种制度调整，也同样要以渐进原则为本。

　　关于何时调整，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与汇率政策调整的关系。这里有几种选择。第一，能不能将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同时快速实现？这一主张显然对中国不现实。第二，能不能先开放资本项目，然后变汇率制度？这也是行不通的，这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在先。第三，能不能先变汇率制度，再开放资本项目，或者改变人民币汇率政策，同时仍然实行资本管制？这在短期是可行的，但从长期看，中国不太可能保持长久的资本管制，加入WTO是一个中期内强有力的催化剂，尽管不是开放资本管制的直接原因。同时，在资本管制扭曲了自由的外汇供求的情况下，灵活汇率制度是没有意义的。最后，比较可取的模式是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实现灵活的汇率制度安排同时进行，这与中国一直遵循的渐进改革模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