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高校的一个学院有博士生300人,学校要求每人需发3篇论文,全国符合发表档次要求的该类杂志不到10份,如果一期杂志能登30篇文章,那么光这个学院博士生发的论文就要包下全国所有这些杂志的两至三期———
“我国的博士生数量已经过多,博士生培养规模不应从人口或大学生基数考虑,其总的规模应与国家科研投入和发展相关,没有高水平的科研,就带不出高水平的博士生。各高校的校长应考虑学校是否具备了相当的科研水平来培养博士,而不应将博士点的增加作为一种政绩。”在最近召开的首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上,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陈皓明教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在学术论坛上,如何提高我国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这一话题又一次成为讨论的焦点。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反映一个国家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2003年我国博士生招生数量达5万人,预计到2010年我国博士生数量将达到世界第一。而一些专家认为,连续几年招生数量的增长,从数量上我国已经成为研究生培养大国,但培养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却依然差距较大。
数量与培养资源的短缺矛盾突出
中国科学院郑时龄院士算了一笔账:某知名高校仅城市规划学院就有博士生约300人,学校要求每人需发3篇论文,全国符合发表档次要求的建筑类杂志不到10份,如果一期杂志能刊登30篇文章,那么光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生发的论文就要包下全国所有这些杂志的两至三期。更不用说全国还有其他院校的博士生们也等着发文章。
博士生数量与培养资源的短缺已经构成尖锐的矛盾。
清华已决定控制培养规模,使博士生培养向纵深发展。据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赵伟介绍,清华已经制定政策,严把招生关,规定即使是院士博导,一人最多也只能招3名博士生。
中国工程院李衍达院士也表示:博士生的培养应当优化结构,在整体结构优化的前提下,提高质量,再逐步提高数量。
博士生创新意识弱是个大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过增元认为,创新意识弱是当前博士生培养中的大问题。“现在一些高校的博士生上课,往往还延续中小学那种方式,读书本,听老师讲课。”过院士说。
他提到自己1993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给研究生上课时的经历:“那里的学生在课后项目或作业中总要搞些新花样,经常会来跟我辩上几句。这对他们来说是自觉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因为从小到大整体环境都要求他们这样做,”过院士说,“而我们的博士生则大多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添一块砖加一块瓦,很少对一些本质问题提出挑战。甚至有些华裔教授得出结论:需要攻坚的困难项目,找美国学生比较好;工作量大需要踏实工作的项目,找中国学生好。”
过院士分析,我们的教育体制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注重还不够,而在社会上,本来科研投资就少,很多企业又重视短期效益,求稳求利润,不舍得去搞有风险的创新课题。
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认为,要激励博士生的创新意识和自主性,关键是要有制度的保证。他认为,知识的界限原本就是模糊的,分类并不是很严格,而且现代科学实践证明不同学科知识的互相交叉是现代科学不断发展的动力,他建议破除现有的学科目录体系,这样,将更有利于创造新的知识。
据悉,一些高校为激励学生创新,已相继推出一些具体措施,如清华大学设立了博士生科研创新基金,以此鼓励博士生们从事一些探索性强、带有风险的科研课题。
论文数是惟一参考?
“我读博3年中听到最多的就是‘论文’两个字,发表论文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中科院一位姓黄的女博士生在论坛上如是说。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培养机构对博士生都有发表论文篇数和发表杂志档次的要求,如果篇数达不到要求便无法毕业,而评奖学金或学术新秀时,也往往以发表论文数作为参考甚至是惟一参考。
不少博士生对此表示异议。这位女博士生说:“其实由于学科不同,发表论文的档次和数量是不同的。比如我搞纳米,一个实验数据两三个星期就能得出,而有些专业的同学可能整日整夜盯着实验,但成果产出率却可能很低。”
“现行评估体系是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清华大学力学系博士生导师郑泉水教授说,“现在的评价体系是数量体系,缺少一套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做给外行人看的,这种评价体系对科技发展伤害很大。”他说,“没有评价还可以专心做学问,有了就得应付,这样就会造成学术风气浮躁。在科研项目上,不看你的产出,弄到钱就是英雄。其结果是什么项目都接,什么领域都做,做十几个领域,学术水平自然难以保证。”
而评价体系的问题同样还体现在博士生的招考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周玉说,现在博士生的招考还是按照考分情况录取,考分高就行。分数和能力固然有一致性,却也有不一致性。而国外在研究生选拔过程中主要是靠面试,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以及他所要干的事情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个性的东西很被看重。
导师与学生是大鱼小鱼的关系
国外有研究发现,在拔尖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天赋占10%,机遇占5%,而领导和老师对被培养对象的影响却占了85%之多。郑泉水教授说,从这个意义上看,导师对学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的学生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85%取决于我们的导师是不是世界一流。
目前国内有不少导师并没有真正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我跟导师一年最多能深谈两次,”某高校材料系的一名博士生说,“导师就像是项目总承包商,整天跑项目,根本没有时间参与科研。”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熊义志将自己理想中的导师进行了描述:导师与学生不是养鱼人与鱼的关系,而应该是大鱼和小鱼的关系,是伙伴关系,是友好的,互动的。小鱼跟着大鱼游,导师应该带着学生游向大海,即学术前沿。
(来源:《中国青年报》、记者:包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