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状

　　在前后半个月的时间内，79岁的金庸两次来到内地。

　　9月27日，“世界旅游日”，“五岳联盟”在衡山成立。应邀到访的金庸受封名誉盟主。

　　10月8日，金庸在华山成为“武林盟主”。在华山索道广场上，主办方将一枚重达35公斤的玉石巨印赠给金庸。两名大汉用长案将巨印抬至金庸面前，启封后，由金庸盖出首幅印文。印文是汉篆刻制的六个大字，“华山武林盟主”。

　　陕西电视台选择在华山之顶的北高峰上举行“华山论剑”，此外还有3个分会场，上下4点交叉滚动，进行3个多小时大型联合直播。

　　为了保证直播顺利进行，有关方面出动了500名干警和150名武警，华山风景区8日当天封山8小时。有趣的是，当华山上的道士们得知金庸要来以后，联名写信表示抗议，不欢迎金庸来华山，理由是金庸在小说里对道教不友好。

　　在西安曲江宾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金庸说：“我希望这次的活动能办得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不要把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东西引进来。‘华山论剑’不是武功上的比试，更不是一次商业炒作，它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谈论，是纯粹的文化对话，希望它能够在文化氛围中开始和结束，千万不要搞太多的商业广告。”

　　出于对前一阶段报纸关于“金庸产业化”的批评，金庸特别给予回应：“我参加的所有活动都是不收一毛钱的。我是不需要为自己做宣传的，我的小说已经卖出去了，干嘛还需要推销？”

　　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证实说，“金庸先生在踏上陕西这块土地后，吃饭、坐车、住宿等都是自己掏钱，坚持不收我们任何的费用。”

　　因为金庸的坚持，主办方陕西电视台取消了此次“华山论剑”的冠名权。

　　据陕西电视台最新的消息，本次“华山论剑”投入的400万元人民币已顺利回收，整个活动只赢利40万元。

　　陕西省旅游局局长董宪民说，金庸之行提升了整个陕西旅游形象。陕西省政府对“华山论剑”达到的效果非常满意，希望陕西电视台能够把这个活动长期办下去。而此前陕西省武术联合会和西安武术联合会召开了联合会议，决议请全国的武功高手来陕西，进行一次真正的“华山论剑”。

　　论剑

　　10月8日，华山北峰。

　　华山北峰海拔1614.7米，峰顶只有一个不足百平方米的广场。据王渭林介绍，主办方曾拿着凳子一个一个地量过无数遍，最后发现上面最多只能摆30把椅子。除少数嘉宾和记者外，大部分记者只能集中在北峰旁的一个小亭子里观看电视直播。

　　“华山论剑”的总直播主持人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王鲁湘、陕西电视台的主持人王涛，“华山论剑”现场的主持人是陕西电视台的李蕾和嘉宾主持司马南，还有北大教授严家炎等人。将与金庸过招的是“巴蜀鬼才”魏明伦、“关中刀客”杨争光、“侠导”张纪中和“北大醉侠”孔庆东，他们将按照电视台的安排，分别从“剑影江湖”、“侠旅萍踪”、“金剧春秋”、“情为何物”四个角度，打开金庸的世界，大话江湖。

　　当金庸揭开自己书写的“华山论剑”四个大字的摩崖石刻之后，“华山论剑”正式开始。

　　王鲁湘：我们对所谓流行文化在过去一直存在文化偏见，认为它首先是低下的，第二是边缘的，第三是不重要的。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不是从事艰深痛苦的思考，我们实际是在玩乐当中，在生活的状态当中，完成一种文化的建设(应为“消费”———编者)。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金庸现象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共同话语。在华语文化圈，金庸就是类似足球的公共话题。几代人海内外这么多人谈这个话题，这本身已经进入我们生活状态的历史，进入精神生活的历史。

　　金庸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文本，对这个文本的再创作，像金庸所有的影视剧，包括舞台剧，在读者当中，在网络上，大家传阅读金庸的心得，这个叫金庸现象。金庸现象和金庸文本一起构成金庸文化。

　　王涛：这个文化的支撑点绝不是虚幻的，而是一个产业。这样一个庞大的产业，试问现在有哪样一个角色能够真正带动一个产业。

　　王鲁湘：说到这一点金庸先生更加了不起，一个人产生这么大的生产力，金庸实际上是一个行业或者是一种产业的发动母机，由他发动起来的产业产生这么大的生产力，产生这么大的价值，使这么多的人能够有口饭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已经普济苍生了。

　　魏明伦：我们题目叫剑影江湖，这个江湖是金老先生浪漫的想象构成的江湖，好像是一个社会的变形。我算不上是金迷，我站在金迷之外来看，有时候看得客观一点。我们往往被现实生活压抑，金庸先生虚构了一个江湖，人们在太压抑的时候可以躲到那个江湖去休闲娱乐。

　　金庸：就像刚才王鲁湘先生说的，我这个小说是建筑在愉快上面的。我的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想象的东西，我的希望和最大的目的还是给读者一种愉快的享受。有些朋友把我的文学作品提到很高的高度，引起很多文学批评家的反对，朋友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是他们反对我，我觉得抬举我了，我很感谢大家的评论。

　　李蕾：中外的侠有什么区别？

　　金庸：他们都是见义勇为，遇到不公平的事可以帮助人家的，这个是共同的地方。在中国社会当中，侠是一个很崇高的道德，非常重视的。外国人就不重视这个侠，他们讲骑士，骑士主要是为上帝服务的。我们中国人讲人情，看到病人痛苦或者受到欺负去帮助他，外国人认为上帝该做这个事情，我牺牲生命为了上帝，死了之后就上天堂了，动机出发点完全不同的。

　　金庸表示很佩服《水浒传》和《双旗镇刀客》的编剧杨争光，这次论剑指名要求邀请他到场。“有人问我武侠小说不写了，将来怎么样发展，我就想，像《双旗镇刀客》这一类小说是可以发展下去的。”

　　杨争光：刚才说到中国侠客和外国侠客的区别，我有一个看法，中国的侠更讲义气，有时候还有忠，忠和义这可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外国侠客除了金庸先生刚才讲的为上帝服务外，我觉得他身上正义的东西可能比中国侠客要多一些。

　　比如按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正义它有时候是很软的，你很难说哪个对哪个是错的，有时候中国的侠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事情这样做可能是不太合适，但是因为他是我的哥儿们，所以我就必须要做这个事情。这当然做起来也让人很感动，但是他做的行为的背后可能还是有一点动机不纯。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侠和外国侠客的区别。

　　司马南：侠是中国文化当中独有的东西，中国文化两千年来孔夫子文化是主流。请金庸先生讲讲孔夫子学说当中自由的境界和侠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金庸：孔夫子讲侠义讲道理，他根据自己所想的凭良心判断，凭良心，讲天地良心，这个事情不对我就去纠正。孔夫子也认为，知道不对去纠正很合理的。

　　杨争光：司马迁在《史记》上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其实还是经常捣乱的，文人也捣乱，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是还是有不同之处，我觉得侠跟孔夫子还是有差别的，孔夫子实际上是不捣乱的。

　　李蕾：现代的侠在哪儿？

　　金庸：今年中央电视台组织一个节目叫《感动中国》，就是过去2002年使中国人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邀请我做评委，全中国有三十几个评委，大家推举出来什么事情最感动中国，结果我们推举的都是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为人家抱不平的这些人，这些就是具有侠气的人。

　　我推举一位女经济学家刘姝威，她发现有一家大公司发表的年报欺骗股东，她写了一篇短文，告诉大家这篇年报是假的、靠不住。结果大公司去告她，告得她非常狼狈，她一个穷教授没有钱跟大公司打官司，但是她坚持正义把官司打下去，最后这家公司破产输了。我觉得这种人不为自己利益，而为了公众利益挺身而出不怕牺牲，这就是现代的侠。

　　杨争光：我觉得侠在现代社会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现在把侠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精神，侠义是弱势群体的一种幻想，只要有弱势群体存在，只要存在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侠的精神就不会消亡。让我来理解，侠像补丁一样。比如有一件衣服有洞，侠是补充。太相信它也不行，但是没有它也不行。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侠义的人也是不行的，靠各种各样的力量，体制再完备，角落里面还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司马南，我认为也是侠，打击伪科学这个东西，政府加大力度也忙不过来，怎么办呢？那你挺身而出了，就去做了。这就是现代的侠。

　　节目中播出了到金庸家乡浙江海宁拍摄的短片，金庸在论情和看短片期间，前后四次抹去眼角的泪珠。

　　原定3个小时的直播，延长了1个小时。金庸与由全国4家纸媒选送的金迷读者模拟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见面时，因为激动，来自湖南的“南帝”刘根生，十多分钟里，面对金庸，竟然说不清话。

　　此外，整个活动中还穿插了由大学生组织成的辩论赛，观众提问。最后的压轴戏是金庸新收的两名博士生拜见导师。

　　在倚天剑、屠龙刀上，金庸按下了自己的手印。据王渭林介绍，金庸专为本此活动题写的“华山论剑”四个大字将永远刻在华山北峰的绝壁上。

　　当直播超出了预定时间，12时10分左右，卫星信号中断。由于4个小时的直播，金庸感到非常劳累，原定在“论剑”之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被迫取消。金庸一行沿原路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