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5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个有着美丽的胡杨林和奇特的雅丹地貌的古老战场，沸腾起来了。

　　从这里，中国第一位航天员带着中国人的千年飞天梦想，升腾而起。通向这辉煌一刻的，是中国航天人走过的一条怎样坎坷、神奇的飞天之路呢？

　　“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20世纪60年代，是美苏太空竞赛如火如荼的时期。继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首飞太空之后，季托夫、谢泼德、格伦等一个个太空英雄们纷纷叩响天门。

　　“我们怎么能算是强国呢？我们甚至无法把一颗土豆送上太空。”苏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太空角逐，使毛泽东为之震惊！有着古老飞天梦想的中国，开始萌动着续梦的计划。

　　1967年7月，中国科学院和七机部共同进行了中国载人航天途径和步骤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他们的研究已小有成就，不仅做出了精美的模型，而且给飞船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曙光号”。用当时七机部副部长、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话说就是：“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1970年4月24日，中国人在度过了一个“奔走相告，如饮狂泉”的激情“东方红”之夜后，又在酝酿着一鼓作气、一飞冲天的计划。

　　北京京西宾馆里，聚集了全国80多个单位的400多名专家，讨论中国该造怎样一艘飞船。李颐黎研究员难忘当年的情景：“会议结束前，我们还有幸品尝了中国自己研制的航天食品。大家一边吃一边描绘中国未来的飞船，热情特别高涨。”

　　由于有前几年的预先研究做基础，“曙光一号”载人航天工程全面启动。那是1971年4月，以当时年份和月份为代号，被命名为“714”工程。

　　帐篷里备战航天员试验

　　“曙光号”的第一批乘客，当时在位于北京农业大学院内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里，进行飞天前的各种准备。

　　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先生近日追忆了他30年前拍摄第一批航天员训练、生活的情形———

　　当时我在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厂领导看我对宇宙探索这个题材有兴趣，就让我拍一部《载人航天》科教电影。我带了一个摄制组到北京，进了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也就是中国的航天员训练基地。

　　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成立于1968年，规模挺大，是专门为载人航天做准备工作的，当时已有各种专门的训练设备，什么振动椅、离心机、冲击塔、模拟舱之类，应有尽有。我们对宇航员的各项训练都逐一做了拍摄。当时，我国甚至连宇航员们吃的太空食品也已经研制好了，是上海一家食品厂做的。它们只有军棋子那么大，味道并不是很好，只是十分新奇。

　　有了各方面的支持，很快片子就送审了。钱学森审看了影片，我请教他有没有保密问题？他说没问题，可以公映。真正要保密的东西，我们也没让你们去拍，航天的核心技术是发动机什么的。

　　美联社很快就发了报道，说“中国的宇航员马上要上太空”。不过，当时中央主要意见还是缓缓再说，各种媒体也就没有再继续报道。

　　据叶永烈先生说，《载人航天》这部片子只在内部很小范围内放映过。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基础较薄弱，工业制造及相关的工艺水平又低，加上“文革”的动荡和天灾人祸，“曙光号”最终只尘封在一张张的构思图和一个个的试验中。

　　后来，周恩来总理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不与苏美大国开展“太空竞赛”，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发展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

　　自此，中国暂时停止了对载人航天的探索。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现任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的汤兰祥向我讲起了他所亲历的坎坷艰辛———

　　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最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所。当时，这里集中了一大批航空医学专业的工程人员。1970年底，经国务院李先念同志批准，我们与501部(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一起搬到了农业大学。空空落落的农业大学，只有我们两家单位。但我们这样的国家级保密单位，连一堵像样的墙都没有，四周只用铁丝网围了一下。

　　“曙光号”的方案为两舱式，构型类似美国的“双子星座号”飞船。外形像一个倒扣的大漏斗，由座舱和设备舱组成。当时对于飞船乘载几名宇航员，意见并不一致，大家边试验边探讨。

　　我一毕业就分到了第三研究室，参加“曙光号”飞船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的研究。研究工作紧张有序，人员也比较充足，仅第三研究室就有80多人。全国也很支持这项工作，我去河南新乡一个厂家做温度、湿度控制的协作研究，一跑就是3年。后来因为“文革”，研究工作时断时续。即使这样，工程下马时，我们还是研制出了系统级的样机，可供宇航员开展试验。

　　那时，研究所已开始了我国首批航天员的选拔工作。选拔小组先后在沈阳、南京、广州和北京军区的14个歼击机部队及院校进行挑选，总共有1840名飞行员被推荐参加“过筛子”，最后剩下88名好汉。经过三个月的再度选拔，1971年5月，20名身体健康、政治思想和飞行技术过硬的佼佼者，成为我国首批待训宇航员。我们听说淘汰率最高的是失重和负载测试。失重使人脑袋肿大，脸部充血，浑身的血向上涌，特别难受。负载测试是坐在离心机舱里，让离心机转动产生加速度，舱里的人感觉如同泰山压顶，双眼外凸、五脏六腑几乎要被挤扁，有的人还能听到自己的肺在作响。

　　当年，毛泽东主席说，农业大学建在城里，活见鬼。结果农大迁去延安，我们进来了。钢筋水泥，各种设施，大量的投入和建设刚有个样子，农大又回来了。为了顾全大局，我们把办公室腾了出来，有的科研人员只能住在帐篷里搞研究。

　　1975年，听到工程下马和大幅度整编的消息，我们的心都凉透了，选出的宇航员也陆续返回了原单位。我与501部负责飞船总体设计的范剑峰、王壮，伤心了好多天。几代人的心血，几年的秘密奋斗，都将付诸东流。唉，当时就想，中国的宇航员，什么时候才能飞天呢？

　　但我们的队伍并没有完全解散。任务取消后，一部分人继续进行载人航天预先研究，其他的人开始为其他军兵种服务。返回原单位的宇航员起先还经常打听情况，询问什么时候恢复训练，但长时间没有消息，大家慢慢也忘了这事儿。

　　直到载人航天工程再度立项时，我们又有了空前的积极性。

　　任新民：“近地空域应翱翔中国太空站”

　　角逐太空的步伐并不因某个国家的意志而放慢。

　　1983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惊动全球的“星球大战”计划。

　　戈尔巴乔夫马上提出了苏联的战略防御计划。

　　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首先提出了要建立“技术欧洲”的计划，即“尤利卡”计划。1987年11月，欧洲宇航局部长会议决定建立独立的欧洲载人航天系统。

　　日本高度重视宇航技术跟踪和关键技术预研。日本宇宙事业开发团提出了发展载人航天计划的设想。

　　印度、巴西的高技术发展计划也适时出台。

　　此时，距中国“曙光号”飞船工程下马已近10年光景。

　　面对美苏等世界宇航大国掀起的这场以经济、科技为重点，带动军事力量发展的新一轮竞争，中国何去何从？

　　1985年7月，秦皇岛，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正在召开。在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任新民的倡导下，我国载人航天计划又一次启动了。

　　这一年，任新民已经70高龄。这位被尊为航天“总总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依然以满腔的热情为航天的战略发展奔走呐喊。任新民与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一起被称为“航天四老”，而“任屠黄梁”中的“任”之所以居首位，并非浪得虚名。

　　任新民曾作为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了我国第一枚中近程弹道式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组织研制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保证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组织用长征三号火箭把亚洲一号卫星准确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商业发射服务零的突破……

　　对于20多年来一直在火箭、卫星工程间奔波的任新民来说，宇航员上天犹如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

　　在太空站研讨会上，代表们各抒己见，虽然意见大相径庭，思路也不成熟，但却有一个共识：发展载人航天是大势所趋。与会代表的研究报告被汇编成《太空站讨论会文集》，任新民在文集序言中这样写道：

　　“太空站迟早是要搞的，但等到人家都成了常规的东西，我们才开始设想，到时候就晚了。所以，从现在起就应有一个长远规划，对其中的某些单项关键技术应立即着手研究。一旦国家下决心发展载人航天，就能及时起步。我们要争取在21世纪初，在地球的近地空域翱翔着中国的永久型太空站，在太空站和地球之间有中国的运输工具，装载着人员、物资、设备穿梭往来，我国的航天员、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太空站上紧张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活动。”

　　四位科学家上书邓小平

　　1986年春天，杨嘉墀、陈芳允、王大珩、王淦昌四位科学家在《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中列入了载人航天的研究，并设法以书信的形式送到了中央最高领导人那里。3月5日，邓小平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这个高技术发展计划后来被称为“863计划”。

　　航天技术是“863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七大领域中的第二领域，主题项目是：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国家拨款50亿元。

　　“863”计划为中国的载人航天开辟了道路。1987年，在原国防科工委的组织下，组建了“863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和主题项目专家组，对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总体方案和具体途径进行全面论证。

　　这是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大会战。

　　航天飞机与载人飞船之争

　　在航天技术领域和两个主题项目概念的研究中，仅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就提出了五个方案，即：多用途飞船、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垂直起飞水平着陆的两级火箭飞机和水平起降两级入轨的空天飞机，人称“五朵金花”。

　　经过一年多的论证，专家委员会于1988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了评议会。主导意见是：航天飞机和火箭飞机虽然是未来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可能的发展方向，但我国目前还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基础和投资力度，尚不宜作为21世纪初的跟踪目标；带主动力的航天飞机要解决火箭发动机的重复使用问题，难度比较大；可供进一步研究比较的是多用途飞船方案和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方案。

　　此后，围绕中国载人航天如何起步，飞船方案论证人员和航天飞机论证人员展开了长达3年的学术争论。

　　1989年8月，国家航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丁衡高收到了航空航天部火箭技术研究院高技术论证组写来的一封信，信中的主要观点是“航天飞机方案”大大优于“多用途飞船方案”。

　　信中提到：载人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手段已经处于衰退阶段，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中国的载人航天应当有一个高起点。搞飞船做一个扔一个，不但不能争光，还会给国家抹黑。

　　而载人飞船方案论证组认为，载人飞船既可搭乘航天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能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用，且经费较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航天飞机无论是造价还是维修费用以及发射场建设都相当昂贵，中国此时还不具备航天飞机的生产工艺条件。

　　1989年，航空航天部党组专门委托庄逢甘、孙家栋两位专家主持召开飞船与小型航天飞机比较论证会。

　　论证会就在北京市阜成路8号的航天大院里进行。这是两种思想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航空航天部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高技术论证组组长李颐黎作为载人飞船方案的代言人，从技术可行性、国家经济承受能力和技术风险等方面将载人飞船方案与小型航天飞机方案作了比较。

　　李颐黎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是钱学森当年讲授《星际航行概论》时带的四大弟子之一。

　　对于比较论证会，他显然是有备而来：“欧洲发展小型航天飞机凭借的是航空技术优势，而我国航空技术不具有优势。欧洲小型航天飞机这条路尚未走完，技术风险大、投资风险大、研制周期长的弊病就已暴露出来了。”

　　“美国有钱，他们有4架航天飞机，每架回来后光检修就要半年时间，美国的航天飞机飞行一次就得4亿5亿美元；俄罗斯也有3架航天飞机，其中一架飞过一次，另一架正准备飞，还有一架是做试验用的。因为没钱，现在也飞不起了。欧空局研制的‘赫尔墨斯号’小型航天飞机也是方案一变再变，进度一拖再拖，经费一加再加，盟国都不想干了，最后只好下马。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从国情出发，绝不能搞航天飞机！”

　　这次比较论证后，航空航天部系统内逐渐达成共识：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途径从载人飞船起步。

　　钱学森：这是国家最高决策

　　论证组首席专家屠善澄院士向钱学森汇报了飞船的论证情况。钱学森很认真地听取了屠善澄的汇报，并郑重地表示：“将来人上天这个事情，比民航飞机要复杂得多，没有国际合作是不行的，哪个国家自己也干不起。这是国家最高决策。在50年代要搞‘两弹’就是国家最高决策，那也不是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能定的，而是中央定的。”

　　屠善澄问：“假如人要上天，飞船作为第一步，您的意见怎么样呢？”

　　钱学森稍稍沉吟了一下：“假设要人上天，第一步可以是这样。如果说要搞载人，那么用简单办法走一段路，保持发言权，是可以的。”

　　既然发展载人航天是国家最高领导的决策问题，那么哪位领导代表国家来做这个决策呢？

　　机遇终于来了。

　　1991年1月30日，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

　　现在回想起来，这无疑是对推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决策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

　　会议当天，刘纪原副部长刚从内蒙古指挥部调研回京。火车到站时，他对航空航天部计划司总工程师张宏显说：“到会场后，先不要留下来参加会议，你回部机关去，把我们写的《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取来封好，送给参加会议的二炮副参谋长粟前明(小平同志的妹夫)，什么话也不要说。”

　　张宏显将封在牛皮纸口袋里的文件送给栗前明时，只说：“这是刘副部长让我送给您的。”“你告诉刘副部长，我一定送到。”粟前明回答。

　　张宏显清楚地记得，在《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中，特别写到：

　　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技问题，不是科技工作者能定的。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面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的、得来不易的航天国际地位得而复失的危险。恳请中央尽快决策。

　　李鹏紧急邀见任新民

　　1991年3月14日，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任新民一上班，就接到了国务院秘书局的电话通知：李鹏总理3月15日下午3时至5时邀见任新民同志，同时还要听取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汇报。

　　任新民不禁喜上心头，他与载人航天项目专家组组长钱振业很快商定了汇报的提纲。

　　见面时，李鹏总理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想听一听有关载人飞船方面的情况。

　　任新民首先分析了中国为什么要从多用途飞船起步。他说：“我国已具有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研制条件。我国航天员的环控生保技术，有一定的预先研究基础。运载火箭可靠性技术，可采用措施提高。在返回防热技术上，已有防热材料研究成果和返回式卫星的经验可借鉴。运行返回控制技术，有通信卫星和导弹控制技术为基础。计算机综合管理技术，我国已能利用多台计算机冗余技术，实现对飞船控制，这一点还需要通过工程研制掌握。至于飞船上升段应急救生技术，这个过去没有搞过，需要研究寻求解决的途径。”

　　钱振业说：“中国的载人飞船可以用长征二号E运载火箭，经过提高可靠性的改进后进行飞船发射……”

　　“我国要搞飞船工程需要多少投资？研制周期要多长？”

　　钱振业看了一下汇报提纲：“我国研制飞船的费用约30亿元。在保证投资及时到位的条件下，工程研制需要6-7年时间。”

　　李鹏总理笑笑说道：“钱是有困难。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搞载人航天，从飞船搞起，争取建国50周年载人飞船上天！”

　　5天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来了对《航空航天重大情况(5)》报批件的批示，签收单位是航空航天部。

　　批示上留下了一串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中央领导的批示下来后，航空航天部领导、部机关便着手研究载人飞船工程的研制分工问题。工程论证进入了快车道。

　　1991年4月，北京北安河。“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讨论会由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庄逢甘主持。

　　庄逢甘是我国空气动力学首席专家，至今仍然活跃在科技的主战场。早年他在美国加州大学留学，回国后，在洲际导弹研制、风洞建设方面屡建战功。

　　“会议要求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上海航天局三个总体单位，深入论证，进一步提出各自的实施方案，以便择优选用。半年后，三个总体单位分别提交了《载人飞船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我还记得，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完成的论证绿皮书厚达0.3米。”庄逢甘回忆道。

　　1992年，中国史另起一行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载人航天问题。

　　“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要从载人飞船起步。”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上给出的公允定论，赢得了此次会议最热烈最持久的一次掌声。这是无数航天人蕴藏在心间多少年的一种能量的释放。

　　会议决定，在“863”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和航空航天部过去论证的基础上，由原国防科工委组织各方面专家，进一步对载人飞船工程研制问题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

　　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早早来到了办公室。这一天，他的心情有些特别。今天，党组将召开动员会，由他宣布我国开展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纲领性文件——《关于落实中央决策进一步搞好载人飞船工程论证工作的决定》。

　　“今年是1992年，这一年，在已经记满了5000年方块字的史册上，将另起一行，庄严书写：仙女散花，不再是年画上的；飞天弄琴，不再是石窟里的；嫦娥奔月，也不再是神话中的！中国，不会永远被地球引力捆绑住。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准备造船了。”林宗棠讲到这里时，台下掌声一片。

　　几天后，根据中央专委会的会议精神，航空航天部正式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评审组。组长是任新民，副组长是王大珩和屠善澄。成员有：王希季、庄逢甘、闵桂荣、张履谦、杨嘉墀、童铠、谢光选等院士。

　　“澳星”风波

　　1992年3月22日下午4时40分。西昌发射中心的澳星发射已经进入了-2小时准备。

　　下午5时，电视上出现了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播报：全国观众们，今晚6时30分，中央电视台将直播我国发射“澳星”的实况，请广大观众注意收看。

　　林宗棠与几位航天老总们来到西昌指控中心，临坐下时，他笑着说了一句：“几位心脏不好的，速效救心丸带了吗？”

　　“已经搁兜里了。”老专家们应道。

　　林宗棠对他的常务副部长刘纪原笑了笑说：“今天这个‘长二捆’成功与否，对于我们正在论证的飞船至关重要呀。”

　　时刻表跳变着，大厅里一片寂静。“点火！”

　　火箭底部喷出一团橘黄色的火焰，滚雷般的轰鸣在山谷里回响。

　　大屏幕上，火箭底部的火焰，突然减弱，火箭只是微微晃了晃，便不动了！

　　一张张兴奋的面孔马上凝固住了，电视机前观众吃饭的筷子僵在了半空中。

　　突然不知谁在喊：“紧急关机！”“紧急关机！”“紧急关机！”一串恐怖的声音，连连划过。

　　指挥长冲着面前的麦克风：“断掉箭上电源！”

　　零号指挥员按指挥长的意见指挥道：“断掉箭上电源，短路火工品插头，取出爆炸器与引爆器……”

　　那一刻，坐在西昌指挥大厅里的林宗棠感到了揪心般的疼痛。

　　飞船工程会不会因此再次下马，会不会因此而成为“曙光二号”？

　　4月14日，故障原因终于查清，罪魁祸首是半个绿豆大小的铝质多余物。

　　屋漏偏逢连夜雨。反对载人航天工程实施的呼声再次出现。

　　林宗棠一笑置之：“国家科委已经在《中国新闻》公布了国家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纲要首次公开，中国要研究开发载人航天技术，保持在这个领域的国际地位。这表明中央没有因为这次发射失败，失去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还有什么好顾虑的？现在只有加快载人航天工程的论证，6月份拿出完整的文本，报中央审批。”

　　8月14日，“长二捆”火箭再发“澳星”，圆满成功！

　　动用国库的金子也要干

　　1992年8月25日，中央专委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上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在《请示》中，建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分三步走：

　　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两艘无人飞船和一艘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

　　第二步，在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大约在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并利用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发射一个8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第三步，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第一艘试验无人飞船要争取1998年、确保1999年首飞，即“争八保九”。

　　1992年9月21日，一个应该载入史册的日子。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原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的汇报，中顾委老领导杨尚昆、万里、薄一波也参加了会议。

　　听完汇报后第一个发言的是李瑞环。他说，如果钱不够，奥运会不申办了也要办这个事。

　　杨尚昆强调了以大工程培养新人的意见。他说，老一辈搞了“两弹一星”，如果没有新的任务，我们的队伍无法完成新老交替，就会断档。

　　刘华清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钱不够，动用国库里的金子也要干。

　　常委们从国家利益和凝聚民心的高度，肯定了载人航天工程。会议最后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有事可以直接向中央报告。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讨论同意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正式批准实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根据中央领导指示，载人飞船工程是一项大型的保密工程，应贯彻“要静静地、坚持不懈地、锲而不舍地去搞”，“多干、少说”，“只干、不说”的原则，不报道、不宣传。因此，自1992年末，工程就在全国各有关单位中悄无声息地全面开展起来。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左赛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