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6日电 题：“长征二号F”火箭总指挥：黄春平
——神舟神箭群星谱之六
作者：杨虹
古时候的北京南苑，是皇家的狩猎场。
今天的北京南苑，是中国的航天城，“长征”火箭的诞生地。
在这座日渐现代化的航天城里，载人航天工程运载火箭系统的总指挥黄春平，工作、生活了已近40年。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他曾创造性地解决了飞行器局部回收难题；在无遥测数据的情况下，仅凭少量残骸找出了某型号失败原因，挽回巨大经济损失；在长征三号火箭紧急终止发射时，成功地史无前例地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组织将液氧、液氢同时泄出排故；还当过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副院长。但他的名字和事迹见诸报端和电视，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还是在飞船升空之后……
从山村里走出的火箭专家
1938年，黄春平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小山村里,这是一个出过不少名人的地方，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林则徐、林祥谦都是这个地方的人。
从小在贫困环境中长大的黄春平，对儿时的许多事情依然记忆犹新，家里住的房子是用500斤稻谷抵押来的，地是租种别人的。解放前，黄春平的母亲生过7个女儿，但因家境太差，一生下来就有6个，被父亲无奈地溺死，另一个给人家做了童养媳，而黄春平因为是个男孩子，便被留了下来。长到7岁时，他跟着叔叔到了福州市的一个学校，在那里干些洗碗摆桌之类的杂活。虽然小小年纪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但那点微薄的收入，并未让黄家的生活有所改善，到1949年时，他家欠人家的稻谷已多达3000斤。
直到1950年8月底家乡被解放，随解放军南下的工作队到了他们的家乡，黄春平才有了学习的机会。开始，他在晚上跟工作队学字，到了1951年春季，已经12岁的黄春平才进入家乡的小学，插班上了四年级，但这种平静的读书生活仅持续了3年。1954年，就在他刚上初中一年级时，他的父亲病故，母亲出去给人家作保姆，他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担子。每天早晨他要在5点多钟起床，给弟弟妹妹弄点吃的，再赶到五、六公里外的学校去上学，下午还要赶回家里为弟弟妹妹做晚饭。“这样的学习生活持续了好几年，也让我练了几年的长跑，闽侯县曾经有我800米和1500米的长跑记录。”黄春平回忆说。再后来，母亲实在无力支撑这个贫困的家，便带着黄春平的弟弟妹妹改嫁了。
考大学时，黄春平以优秀的成绩考进北京工业学院。进北京之前，村里的乡亲们给他凑了一些钱，老师给了他一双半新的胶鞋，这是黄春平穿的第一双鞋，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赤脚的。“尤其是我的姑姑，她没有孩子，我就常到她家去看她，她待我象亲儿子一样，在我上学时，给我买了藤箱、凉席和一些日常用品。我跟姑姑的感情比跟我母亲还好。姑姑1977年去世，我整整哭了3天。”
来自乡村的黄春平学习刻苦，生活上却很贫穷，一套学校发的棉衣棉裤穿了5年，放假回福建为了节省几块钱，不敢坐快车，带一大袋烧饼当干粮，乘四、五天慢车才回到家。“我完成学业，完全是靠国家的助学金，所以我一直对国家心存感激，唯有为国尽力，才觉踏实。”
1964年，黄春平来到了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从当技术员开始，然后是工程组长、室主任、副所长、综合计划部部长、科研生产部部长、院长助理、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多个型号主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正副总指挥，国家高技术计划中的“863--409”首席科学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总装备部载人航天突出贡献奖及航天长征特等奖获得者。
1967年7月，某型号发射试验出现了问题，黄春平奉命带领调查人员员奉命到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去寻找弹头残骸，并将残骸用专机拉回北京分析故障原因。查来找去仍是原因不明，有人便主张不如再进行一发试试，年轻气盛的弹头主任设计师黄春平却坚决不同意。于是，他带领工作组成员又翻过来从头找起，最终找出了弹头低空破坏的原因，提出弹头本身不存在问题，不需要再次进行抽检。这样既节约了研制经费，又满足了战备的急需。
该型号导弹后来的发射均获得成功，证实了黄春平意见的正确。让黄春平得意的是，这种导弹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当年的稳定状态。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这件事一直令黄春平颇感自豪。
在黄春平的记忆里，航天事业是一项大喜大悲的事业，火箭发射的成功与失败都令他不能忘怀。黄春平性格中掩饰不住的是男儿血性，在许多事情上他敢冒风险，在别人眼里挺没谱的事儿，他却自有主张。
1997年6月，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火箭发射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的日子来临。发射当日，火箭燃料已经加注完毕，只待一声令下火箭便可以直冲云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发射场上空突然浓云密布，电闪雷鸣。这种天气是火箭发射的大忌，火箭总指挥黄春平与总设计师范士合一致认为，此种天气不宜继续实施发射计划。
原定的发射计划就这样被不期而至的雷雨给搁浅了。而火箭上已经加注的液氢液氧燃料此时却变成了极其危险的爆炸物，一旦泄漏，必然箭毁人亡，因此必须尽早泄出液氢液氧。
同时泄出液氢液氧，以前从未干过。中国航天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场硬仗打响了。在总指挥黄春平的组织下，2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冲到了最前沿。
此时，泄出后的液氢液氧贮箱的防热层已经鼓起了细密的小气泡，一旦这些气泡变大，防热层就会失去原有的作用，导致再发射的失败。20几名“敢死队员”分成了两组，在火箭塔架上分两层排好，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针，把气泡一个一个地扎破并迅速涂上防潮漆，之后再用木槌敲打检查。两天半的时间下来，工人师傅的手都肿了起来。
看似钢筋铁骨的火箭，其实特难伺候，冷了热了都不成。作为总指挥，除了关心火箭的“冷暖”，更要考虑火箭的方方面面，确保万无一失。火箭淋雨受潮了，黄春平组织人用吹头发用的吹风机吹；火箭一级不是喜冷吗，他就组织人员运送大量的冰块敷在火箭底部。只要能保证火箭平安，所有能想到的土洋办法都用上了。
5天之后，晴空万里的发射场重新组织发射，长征三号火箭不负众望，成功地将风云二号卫星送上太空，为当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献上了一份厚礼。
为“神箭”三次落泪
第一次流泪，是在1999年，在第一次发射神舟号无人飞船的动员会上。从1992年开始进行载人航天研究以来，7年中，他和大家一起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挫折，而为之苦苦奋斗的目标在即将变为现实的时候，他的心怎么能够平静。那一次，他流下的是激动的泪水。
第二次流泪是在神舟号无人飞船发射现场，黄春平又落泪了。“如果发射不成功，我们就是全国人民的罪人！”那一刻大家格外紧张，黄春平的兜里备着救心丸，那是他怕万一承受不了发射时的紧张而备下的，装有450吨燃料的火箭一旦点火离开发射台就再也无法控制了，出了问题无可救药。这一次他流的是紧张的泪水。
第三次流泪是1999年11月20日。这一天，神舟号无人飞船发射成功，当目睹箭船顺利分离时，心弦绷得紧紧的黄春平，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动情，他说自己流下的是高兴的泪水。是呀，背负了7年的压力，积聚了7年的酸甜苦辣，一旦释放，能不像决堤的水？
如此不难看出黄春平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其实，知道他的人都知道，在漫长的火箭研制道路上，他不仅背负了沉重的压力，还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到了火箭研制的每个环节中。
一个研制队伍就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那么多的单位，那么多的人，作为总指挥每天面临的不仅有技术问题，还要协调解决各种问题。他在研制队伍里的威信很高，但他的部下面对的似乎不是一个威严的总指挥，在每次的发射现场，他那壮实的身影会出现在各个角落，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位亲切和蔼的邻家大伯，这与他运筹帷幄的大将之风、果断利索的办事方法、关心、体谅、爱护下属的工作作风都不无关系。
身为火箭总指挥，黄春平深知，火箭研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他的背后，有着更多设计、生产试验和管理者付出的辛劳，他只是他们的代表。所以，他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在试验现场，如果试验队员遇到技术问题“堵”住时，在既保进度，又保质量的前提下，黄春平会设身处地帮助对方解决困难。难怪年轻的试验队员悄悄说，别急，黄总“侠肝义胆”，会帮你在一大堆繁琐的数据中找出关键点，提醒你，点拨你，让你“守得云开见月明”。
黄春平常说，作为火箭总指挥，每临大战，必不能乱了方寸，否则队伍也会受到影响。每遇重大发射试验，黄春平很会自我调节。他的解压之道就是：邀上几个牌友，来一场“拱猪”大战。由于他要求：“对待质量问题要一路否定，才有在关键时刻的肯定。”因此到了临发射前，他比谁都踏实，“到这个时候了，我这个总指挥就该心里有数了”。“相信群众”“相信产品质量”是黄春平此时的“名言。”
为保证火箭研制生产进度，一线工人有时要加班加点，其间还常常遇到卡壳的难题，非常非常的辛苦。作为总指挥，看着工人们熬红的双眼、疲惫的面容，又拿不出更多的钱给予奖励，于心不忍地他对工人们夸下“海口”：“干好了，我请你们吃饭。”
老总请吃饭的情，工人们是领了，饭桌上就表示拼死拼活也要把活儿干漂亮。在座的管生产的领导与车间主任们则私下议论：“黄总这哪是请客呀，整个一个‘鸿门宴’！饭桌上提的那些个技术要求，让我们直嘬牙花子。”到后来，反倒是大家“怕”黄春平请客了。
为保证载人火箭质量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黄春平可谓是绞尽了脑汁。他从火箭的“细胞”--元器件抓起，紧紧把住元器件的源头，抓住工艺关，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元器件“五统一”，统一组织订货、筛选、监制、验收和失效分析。他不仅毫无遗漏地不放过任何一次的产品订货会，而且跑了许多元器件生产厂，每到一处他都要下到生产车间，提要求、参与讨论、解决问题。正是他有“早备料、备好料、打胜仗”的心计，才被冠以“元器件副院长”的美誉。十多年来，为了元器件的质量，黄春平费尽心思，通过拜访、感谢，与研制单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神舟四号飞船发射期间，他又盛情邀请50多个元器件研制单位厂、所长等代表，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睹发射盛况。
总指挥的风范
2000年12月31日，是20世纪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兴奋与期盼中守望着新世纪的来临。这一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神舟二号飞船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几天之后即可实施发射。
下午3点10分，安静的发射队“大本营”里，黄春平房间的电话骤然响起。他刚刚拿起听筒，电话里就传来急促的声音：“黄总，总装测试厂房出事了，咱们的火箭被一个意外的误动作下被撞了，您看怎么办？”闻听此言，黄春平急急叫上火箭总设计师刘竹生和年轻的副总指挥刘宇，迅速赶往厂房。
现场情况比想像的要严重。火箭箭体被撞了十多处，原本直立的箭身也已经有些倾斜了。人们流露出的目光仿佛都在无言地问：“受伤”的火箭还能起飞吗？
黄春平与刘竹生、刘宇一起爬到90多米高的总装测试厂房顶层，自上而下，一层一层地查看火箭。他们或跪或趴，仔细地看着、记着，力求找准火箭究竟伤在何处、伤势如何。他们深知，如果因为这次意外而影响了发射任务，先不说对火箭研制者是何等的打击，更主要的是无法向党和国家交代。
新世纪的第一天在凝重的气氛中开始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火箭属非正常受力，还能不能发射，谁的心中都没谱。轮到黄春平表态时，有人在他耳边悄声说：“你的发言可是要定乾坤的。”关键时刻要敢于拍板，要有根据地表态，这是黄春平的一惯作风。鉴于眼下只看到了火箭的“皮外伤”，还不能做出任何保证，他简单但却干脆地说了一句：“还是先给火箭‘体检’吧。”接着提出了具体检查方案，并保证用4个工作日完成。黄春平的意见得到了采纳。
会后，黄春平与刘竹生率领研制人员立即投入“战斗”。火箭的关键部位--电器系统通电检查、动力系统气密检查、固体发动机探伤等全面展开。3天后，厚达50多页的分析报告摆在了众人的面前。黄春平在长舒一口气后作出保证：火箭可以正常起飞！
1月10日，潇洒地矗立在发射塔架旁的长征二号F火箭，满载中国航天人的凌云壮志，送神舟二号飞船成功实现了中国航天世纪第一飞。
这一飞，仅比原计划推迟了4天。
在“神箭”四送“神舟”时。有人说，火箭技术上已经很成熟，发射成功肯定没问题。其实，成熟的技术，还必须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来保证，火箭上的5万多只元器件，只要有一个有隐患，“发脾气、闹毛病”，成千上万的劳动和心血都可能功亏一篑。
2002年11月16日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箭总装测试厂房内，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神舟四号发射前火箭的单元测试工作。此时，外安系统的连续波应答机备份产品发射部分无功率数据输出。
按飞船发射计划，11月18日连续波应答机要参加在发射场的对接测试，如果不能及时分析出原因，找出问题所在，将直接影响到整个进度。
黄春平听完情况汇报后，顾不得午休就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亲自与在成都的设备生产方联系，确定产品更换方案。由于成都至兰州再到嘉峪关的航班时间难以保证，所以即使有了办法，运输问题也无法很快解决。也是无巧不成书，当天上午发射场张建启司令员刚好与黄春平谈到从发射场到银川有一条新建成的路，如果把产品先空运到银川，同时派车到银川去接，不就能更快一些了吗？时间紧迫，经查询17日上午有从成都到银川的航班，黄春平果断决定让研制单位派人带备份机到银川，再由试验队派车去银川接，接的人把故障应答机也到银川去，交给厂方。所有的工作布置完后，已是16日16时了。
方案确定后，各系统迅速运转起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免检证、技术通知单开出，同时将连续波应答机封装打包。由于这条路线从未走过，而且时间紧任务重，黄春平还决定亲自去跑一趟，张司令员听说后，立即指派比较熟悉道路并与沿途国税部门有联系的后勤部杨处长陪同前往，试验队则选派驾驶经验丰富的李先明师傅开车、朱炳金作备份司机。
为了与时间赛跑，在一个半小时后，他们伴着晚霞，匆匆上路了。在一路狂奔后，天黑下来时，他们到达了150公里以外的额济纳旗镇。当地国税局朱局长等领导得知他们执行任务到此，亲自迎接并备了晚宴。面对盛情，黄春平表示重任在身不能久留，一行人简单用过晚餐并表示了谢意后就又踏上了征程。此去一路都是无人区，距下一站阿拉善盟还有560多公里，中间只有一个边防团的检查站。车窗外夜色苍茫，冷风凄凄，而车内人则是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跨到银川机场。
22时汽车进入了一片山区，此时油表报警指示灯开始闪亮，提醒主任该加油了！而他们并不知道前面能加油的检查站还有多远。在这荒芜人烟的茫茫戈壁之中，深夜极少能遇到过往的车辆，如果此时油料用尽，后果将难以想象。黄春平和司机一边盘算着余下的汽油还能跑多少公里，一边焦急地向远方眺望，企盼眼前出现一座加油站或一辆汽车，为他们救急。就在这时，前方出现了微弱的灯光。驶近灯光处，他们看到那就是他们盼望见到的边防检查站，大家犹如远航的水手看到陆地一样，兴奋不已。当检查站的战士得知他们的惊险经历后，眼里露出敬佩的目光。
越野车喝饱了油，又欢快地上路了。在茫茫戈壁驾车，很容易使人疲倦，但他们瞪大了眼睛，格外小心谨慎。困了，就抽根烟刺激刺激神经，累了，就换个班继续走。经过6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17日凌晨0时45分，他们终于安全抵达了阿拉善盟，直到此时，他们才敢松口气、合上眼睡一觉。
第二天早晨7时刚过，他们就起了床。吃完早餐就向机场方向赶去。谁知，由于正在修路，道路十分难行，汽车行驶速度十分缓慢，，这可急坏了李师傅，唯恐误了接飞机。黄春平一边安慰李师傅，一边指挥前进的路线。当他们到达银川机场时，离飞机降落只有18分钟了。为了不影响在当日18点30分返回发射场的时间，他们一方面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匆匆吃了中饭，一方面派人与下飞机的厂方人员接上了头。在饭桌上进行仪器交接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往回赶去。
在返回的路上，他们一边计算着路程和到发射场的时间，一边安排试验队准备测试工作。不知不觉间，天已完全黑了下来，他们就着冰冷的矿泉水，嚼着从试验队带的干粮，披星戴月地往回赶。当汽车到达边防检查站加油时，小战士惊奇无比：“怎么这么快就从银川回来了？”
天不作美，走着走着，天上飘起了片片雪花，不一会儿，戈壁滩就像盖上了一床白棉被。风雪交加，柏油路变得模糊不清，车上的5个人把5双眼睛睁得大大的，使劲地分辨着道路，驾车在风系雪中艰难地前行。
7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把900多公里的路甩在了后面，在17日20时40分，顺利返回到了发射场。
车刚停稳，试验队的同志便立即将仪器接过送往技术阵地，紧张而有序地开始了测试工作。这场“日夜兼程接设备，千里疾驰保进度”的闪电行动，成了飞船发射中的佳话。
2003年初，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黄春平表示，事故并不能阻挡人类开发太空的脚步。但火箭研制队伍必须进一步树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思想。载人航天“火箭的飞行全过程不过600秒左右，我们的要求则是产品必须达到600小时的水平。”要千方百计想办法，绞尽脑汁找点子，对前四次成功的地方进行充分认真细致的分析，在成功的过程中要敢于否定自己，戴着放大镜找问题。在加严的基础上，他又组织制订了强化质量的18条超常保证措施。特别是在2003年的春天“非典”疫情肆虐首都北京的时候，他们一边抗击非典，一边增分夺秒，精心总装。为模拟发射，他们还把靶场的操作人员请来，进行出厂前的测试工作；在产品验收上，实行预验收和正式验收等措施，做到确保质量，万无一失。
十多年来，黄春平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去做梦，尽管那承载着亿万人期望的重任，压得他几乎不敢让自己放任地去轻松一刻，65岁的他仍然发自内心地热爱着这耗尽了他的青春和大部分生命时光的事业。他说，载人航天，让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年轻的，有着没完没了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