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6日电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张庆伟
——神舟神箭群星谱之一
作者：张春雷
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承担着研制神舟号飞船和长征二号F火箭重要任务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是一家有着光荣历史、创造了辉煌业绩的国有独资特大型企业。在她47年的历程中，书写了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成就，记录了成功发射五艘飞船、六十多颗国产卫星和二十多颗国外卫星的骄傲。可是你也许想不到，如今这个神奇单位的领军人，竟是一个年仅42岁的年轻人。他叫张庆伟。
张庆伟27岁与中国航天结缘，之后15年期间中国航天的许多重大事件，可以说都有张庆伟参与其中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他更是先后担任了长征二号F火箭副总设计师和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等要职。在一次次攻关与成功之中，张庆伟尽情抒发着自己的青春豪情。
从最不起眼的小事做起
1961年11月，张庆伟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1978年，高中毕业的张庆伟怀着当飞机设计师的梦想，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在那所以航空、航天、航海“三航”学科为特色的全国重点高校里，张庆伟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
大学期间，张庆伟除了刻苦学习外，还喜欢看各种体育比赛。但当时我国的电视转播技术非常落后，要看一场体育比赛的转播是很不容易的事。张庆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跟同学们在电视旁观看汤姆斯杯羽毛球比赛转播，结果刚看一半信号就断了。当时大家根本想不到，十几年后同学堆里竟会出一个中国航天科技工业的领导者。
经过四年的系统学习后，张庆伟1982年8月大学毕业来到航空工业部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之初，正赶上我国第一代歼击轰炸机——“飞豹”的研制，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久便当上了工程组组长，带领一班人刻苦攻关，为后来“飞豹”的一飞冲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年后，渴望“充电”的张庆伟再次回到母校，攻读飞行器设计控制理论及应用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西工大的飞行器设计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不仅师资力量雄厚，科研与教学设备精良，还能为学生提供新概念新思想、先进的设计和评价手段。通过在西工大两年半的研究生学习，张庆伟打下了深厚的科研功底。
1988年3月，在国务院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航空工业部和航天工业部合并成立了航空航天工业部。4月，张庆伟硕士毕业，也许是受航空航天“联姻”的影响，他做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选择——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在火箭总体室开始了参与火箭的研制。
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一踏入航天这个神秘的殿堂，都充满了幻想和憧憬，27岁的张庆伟自然也不甘落后。他暗下决心，从最不起眼的小事做起，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不管分内分外，只要是工作，张庆伟总是不遗余力。洽谈对外发射服务，外方专家使用计算机画图，要求我方也要使用计算机演示原理图，而画图工作没人做，张庆伟便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保证了演示的顺利进行。翻译有关资料的工作跟不上，他又积极参与其中，英译中、中译英，不厌其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于中国航天来讲是一个突破性的历史发展期，长征火箭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等项目的纷纷上马，给许多立志于航天事业的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大舞台。当时刚刚进入航天的张庆伟便赶上了这个好时候。
机遇的取得不仅凭借日常实力的积累，更要建立在关键时刻勇于承担责任和能够承担责任之上。
1989年1月23日，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合同最终签订，发射日期定在1990年4月7日。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香港亚洲卫星公司所有的亚洲一号卫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颗用长征火箭发射的外国卫星。
第一份“涉外合同”带给中国航天人的既有欣喜也有挑战。美国人研制的卫星虽然性能先进，但也有“先天不足”——卫星在星箭分离后不能自动起旋。于是，休斯公司对发射“亚洲一号”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卫星必须在起旋后脱离火箭。在论证会上，一位老专家提出了使火箭整体起旋，带动卫星旋转后再分离的方案，但需要进一步论证卫星的入轨精度。一阵沉默之后，坐在后排的张庆伟大胆地说了一句：“可以用计算机先计算一下。”会议主持者颇感兴趣地问道：“你来干行不行？”他干脆地回答：“我可以试试。”机会，终于向这个勤奋的年轻人张开了双臂，也一下子让他从预备队到了突击队。
张庆伟凭借自己在计算机辅助设计方面的过硬功夫，很快推导出了数学公式，编制好程序，并在计算机上建立了仿真模型，完成了星箭起旋方案分析。然而自傲的美国人从骨子里并不愿意接受这个方案，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来进行刁难，并威胁要取消合同。面对压力，张庆伟于1989年11月随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代表团来到美国洛杉矶，同休斯公司进行最后的谈判。在谈判桌前，他从容不迫地指出对方在技术问题上的几个错误。对方面红耳赤，便又抛出几个方案，让他计算验证。埋头在计算机房工作了一天半后，张庆伟带着计算结果重新出现在谈判桌前。面对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的自尊与自信，美国人树起了大拇指，方案获得通过。
1990年2月4日，长征三号火箭在发射东方红二号甲卫星时做了成功的起旋试验。同年4月7日21时30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一举成功，一年前签订的那份合同在这一瞬间终于化作了辉煌的现实。这次发射创造了休斯公司已发射的32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记录，在场的外国人纷纷树起了大拇指。
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这同样是一个令人激动、令人难忘的时刻，中国火箭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而且这一步相当坚实、稳重。中国航天人的自信和实力，通过电视直播信号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全球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眼前。而为长征火箭首次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成功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的张庆伟，也因此从众多的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随着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我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长二捆”也进入了研制的最后冲刺阶段。发射澳星的“长二捆”火箭合同要求的研制时间只有18个月，卫星大，火箭大，卫星的整流罩是亚洲第一大的，研制的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张庆伟参加了火箭助推器捆绑分离技术的攻关，负责助推器分离过程分析。在没有翔实的材料、国内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他结合现有条件，建立了助推器/芯级火箭分离动力数学模型，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仿真研究，终于使该技术取得试验一次成功，为18个月研制出“长二捆”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当距合同规定的将“长二捆”竖在发射台上的时间仅有一个半月时，卫星整流罩平推分离试验却未获完全成功。大家心急如焚，整流罩能否成功分离成为能否按时发射的最大问题。同样在紧要关头，张庆伟再次临危受命，和另外两位老同志一起毅然承担了攻克难关的重任。他们夜以继日地苦干，提出了新的方案。对此，张庆伟还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经计算机仿真验证了方案的可行性。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新方案两次试验均获成功。
1990年7月16日，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运载火箭——“长二捆”首飞成功。这不但创造了18个月研制一枚新型火箭的国际航天界的纪录，而且为下一步圆满完成“澳星”的发射和长征火箭开拓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2年，作为当时航空航天工业部选派的学员，张庆伟参加了在日本的国际空间大学的学习。他深知中国航天与世界航天大国之间的差距，同时深感肩上担子的分量。在学习汇报中他写道：“通过两个月的学习，增添了自己为我国航天技术赶超先进国家做贡献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我们中国人是最早梦想走向太空并为此而献身的民族，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应当为做出新的贡献而努力。”
再难也不能让车轮倒退
在1990年7月“长二捆”火箭首飞成功时，西方航天界便有人惊呼“中国已有能力把载人飞行器送入太空”。这种说法虽有夸大之嫌，但却有一定的道理。载人航天是当今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航天系统工程，综合美国和前苏联(俄罗斯)的经验，载人航天之路首当其冲要解决三大技术难题：可靠性高、大推力的运载火箭，安全返回技术，良好的生命保障系统和工作环境。有了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展载人航天便有了前提和基础。
“长二捆”火箭的研制和发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蓝图的尽早出台。1992年1月8日，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有关领导和专家，向国务院和中央专委汇报了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情况与申请工程立项的意见。中央专委确定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并指示再进行为期半年的论证，届时向专委汇报后报中央政治局决策。
按照“快、好、省”的思路，载人航天工程中承担运载任务的火箭——如今已大名鼎鼎的长二F火箭，便要在“长二捆”火箭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凭借在亚洲一号卫星发射和长二捆火箭首飞任务中的出色表现，张庆伟被委以重任，负责执笔对“长二捆”火箭改进总体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
与各国相同，中国的火箭技术是由导弹发展演化而来的，在设计上不含任何载人飞行的理念。虽然长二F火箭是“长二捆”火箭的改进加强型，但本质上却因肩负载人使命而与后者有着很大差别。张庆伟和30多名技术人员一起，深入研究分析，广泛听取意见，针对火箭载人需解决的四大技术问题——提高可靠性指标、完善故障检测系统、增加逃逸救生系统和实现整体垂直转场，写出了详尽的技术改进方案和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项大的工程除了技术上可行，还要有经济上的保证。为了准确掌握火箭改型所需的经费，张庆伟常常和财务人员在他那间不足十平方米大小的宿舍内挑灯夜战，反复计算，最终写出了令人信服的经济可行性分析报告。
1992年9月21日，中央正式批准实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对于这一长期的、需要创新的大型工程，组织上决定给予年轻人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于是，早已崭露头角的31岁的张庆伟，被任命为长二F火箭的副总设计师，在当时航空航天部里他是最年轻的副总师。
作为分管火箭总体设计的副总设计师，张庆伟深知科学、严格的工作规范对于火箭研制这一大的系统工程的重要性。他亲自动笔，编写了《长二F火箭设计准则》，制定了长二F火箭的研制流程，对火箭研制的每个阶段、每个环节、每个步骤，都给出了规范性要求。
设计准则和研制流程的出台，虽然保证了工作的有序进行，但真正的“硬骨头”还是一个接一个的技术攻关：逃逸塔的设计、助推器的加长、整流罩的减重……每一个攻关都是一场“战役”，而每一场“战役”张庆伟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在长二F火箭的技术攻关中，难度最大的工程之一便是栅格翼的研制。栅格翼是逃逸系统结构组成的重要部件，其作用是保证逃逸时火箭的稳定。对于仅从图片上见过栅格翼外形的中国航天人来讲，研制之初简直就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当时也曾想走“捷径”，从国外引进图纸和技术，但对方开口就要上千万美元。负责谈判的张庆伟清楚，上千万美元对于资金比较紧张的火箭研制工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穷志不短，他决定带领大家创造奇迹。
没有图纸和技术，大家便利用从国外找来的一本厚厚的资料书，开始了“自学成才”。栅格翼的设计要求高，加工难度大，工装复杂，在经历了不锈钢、钛合金和铝合金三种方案艰难的技术攻关历程后，最终选定由翼片焊接而成的铝合金方案。但栅格翼的翼片材料很薄，由几百条焊缝长达150多米交叉焊接组成方格，焊缝数量多，极易产生变形。张庆伟带领技术人员跑遍了国内焊接技术领先的加工厂，最后选定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作为协作伙伴。
在哈飞进行栅格翼技术攻关正逢冬季，张庆伟每天和技术人员骑着自行车往返与住地和工厂之间。他们和工厂的两位老师傅一起，设计了专门的焊枪，反复进行加工试验，最终取得了成功。研制过程中每一次进步都饱含着攻关的乐趣，每一次成功都让张庆伟他们高兴好几天。
载人航天对发射场也提出了更高的技术保障要求，新型火箭的研制必须与发射场的建设协同进行。在工程协调会上，张庆伟代表火箭研制系统提出，发射场的布局规划和设施配置必须充分满足火箭载人发射的技术保证条件。为了垂直测试厂房和封闭式发射塔架的建设，张庆伟多次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发射场系统的技术人员交换设计意见，协调技术接口，避免了火箭到发射场后的“水土不服”。
1996年，经过近5年的论证、设计和研制后，长二F火箭初具雏形。按当时的想法，长二F火箭在1997年便要进行首飞试验了，多年的心血即将换来第一枚果实。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的冲刺，作为副总设计师的张庆伟也同样盼望能早一天亲自护送火箭前往发射场“一试身手”。
然而就在此时，一项任命改变了张庆伟的人生轨迹：他被调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从此不再担任长二F火箭的副总设计师。当时张庆伟正在拜科努尔发射场参观俄罗斯联盟TM号飞船的发射，别人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激励。当张庆伟从国际长途电话中得知上述任命时，他对突如其来的任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当时的梦想是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干一番事业。
对中国航天人来说，199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的2月15日和8月18日，长征火箭两次发射外星失败，先是长征三号乙火箭首飞坠地爆炸，后是长征三号火箭未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接连的发射失败使中国航天的国际声誉受到了重创，部分已签订的发射合同被取消，严峻的形势把大家逼到了“失败不起，没有退路，只能成功”的地步。
这年8月，35岁的张庆伟走马上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并在上任不到半年的情况下，担起了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责任人和发射队队长的重任。这是继1996年两次发射失败后以该院为主研制的长征火箭首次恢复发射卫星，国外舆论甚至评论说，中国航天人在西昌孤注一掷，如果这次发射再失败的话，则意味着中国的航天发射技术倒退了10年。
临危受命的张庆伟深感责任重大，任务完不成，将带来不可挽回的巨大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不能失败了，中国航天不能再失败了。第一次带领发射队就要去完成一次近乎苛刻的发射任务，张庆伟没有退缩，更没计较个人名利。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严格质量管理，带领全体研制人员团结一心，负重拼搏。
除了要解决技术难题之外，张庆伟还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人的问题。当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受“2·15”火箭爆炸的影响，原先发射队员住的宿舍不能住了，他就带领大家在简陋的房子前升国旗、唱国歌，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保证300多位发射队员不被之前的两次失败压垮，使整个团队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战斗力。
1997年5月12日，长征三号甲火箭托举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耸起，发射前，按计划应留在距发射点6公里以外指挥控制大厅里的张庆伟，毅然出现在发射的最前沿阵地。因为他觉得，作为发射队队长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给大家以决心和信心。事后有人问他距离发射架那么近，不危险吗？张庆伟实话实说：“是有一点危险。但当时主要是想通过身体力行直接给大家树立信心，也就想不了太多了。”
张庆伟和同事们凭借果敢与努力，终于成功地将我国新一代通信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打赢了长征火箭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一战，为同年长征火箭后续5次发射连获成功开了个好头。在1997年长征火箭“六战六捷”战役中，许多航天人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一鼓作气，张庆伟更不例外。刚刚从西昌返回北京的他，又被任命为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亚太二号R卫星发射队的队长。
亚太二号R卫星是美国劳拉公司为香港亚太公司研制的通信卫星，发射属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按照既定的发射日期，这将是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国航天首次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司发射卫星，意义和影响非同一般。
在这一场“硬仗”中，他在现场指挥协调，与研制人员一起克服“长三乙”首飞失利带来的巨大压力，夜以继日奋战32天，高质量地完成了火箭总装任务，比常规的总装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一。1997年10月17日，同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张庆伟和同事们圆满完成了“长三乙”的发射任务，将亚太二号R卫星准确地送入预定轨道，取得了长征火箭第48次发射的圆满成功。
航天发射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成功离不开强有力的集中领导。作为一名年轻的领导者，张庆伟手下的骨干都比他年长，这种情况下如何树立自己的权威呢？张庆伟认为，在关键时刻必须敢拍板、敢决策、敢决断。如果你拍板的事情实践证明都是对的，权威自然就树立起来了。而决断的基础是你掌握了多少信息，而信心则来自过硬的专业技术。
敢于拍板、信心十足的张庆伟在成功中树立了权威，并将其转变为下一次的成功。从1997年到1998年，他负责的火箭发射任务都取得了成功，为挽回中国航天在国际上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祖国增了光。
1998年8月，张庆伟担任了航天总公司总经理技术业务助理,协助总经理全面负责导弹武器和运载火箭科研生产的指挥调度、组织协调和质量监督工作。他经常深入基层科研生产一线调查研究，为迅速开展工作、打开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激起了全国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暴行的极大愤怒。当时张庆伟正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执行长征四号乙火箭发射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和实践五号科学实验卫星的任务。面对霸权主义的公然挑衅，张庆伟和发射队员们把对北约暴行的极大义愤转化为做好发射工作的强大动力，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2天后，张庆伟和全体发射队员不负众望，实现了长征四号乙火箭首次发射的圆满成功，在特殊时期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振奋了民族精神。
在北约导弹袭击我大使馆事件发生后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美国以考克斯为代表的一小撮反华政客，又无中生有地炮制出一份罗列中国窃取美国导弹火箭秘密的文件——《考克斯报告》。面对无耻的造谣，张庆伟用“非常气愤”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愤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以长三乙火箭故障分析为例，驳斥《考克斯报告》。指出，长三乙火箭在1996年2月15日首飞失利后，自己作为火箭故障审查委员会成员，参与了故障分析。经过大量的遥测数据分析和地面试验，最终确定故障原因是火箭惯性平台中的一个集成电路焊点质量问题。中国航天专家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找到了发生故障的原因。所谓美国公司帮助中国找到卫星发射失败的原因，完全是空穴来风。
事实是对谣言的最好回应。1999年8月2日，张庆伟又带领参试人员成功地进行了我国新型远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再一次壮了国威、军威，同时也为建国5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中国航天事业以自己的实力无可辩驳地痛斥了《考克斯报告》的无耻谎言。
新型远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张庆伟以高票当选为第十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在此之前，他还先后获得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和航空航天工业部“首届航天十佳科技青年”称号，获中国科协第三届青年科技奖，航空航天工业部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一项，三等奖两项，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中央国家机关评为“十杰”青年。
成功和发展都是硬道理
1999年，建国50周年的日子，在国庆节大阅兵上，中国航天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雄厚的实力，其中的某重点型号导弹凝结着张庆伟的青春热血；在那一年，中国航天自身也进行了体制上的重大变革——航天总公司改建为两大航天集团公司，这件事同样给了张庆伟展示才华的机会。
1999年4月，张庆伟被任命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筹备组成员。7月1日，38岁的张庆伟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分管集团公司导弹武器型号和运载火箭的科研生产任务。
集团公司成立伊始，以运载火箭为首的型号科研生产任务便异常繁忙。1999年下半年，长四乙火箭和长二F火箭分别成功地将资源一号卫星和神舟一号飞船送入太空。2000年，“长三”、“长三甲”、“长四乙”等火箭更是一同上阵，相继要进行5次卫星发射。
面对世纪之交繁重的科研生产任务，刚刚组建不久的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提出了“决战2000年”的口号。作为分管领导，张庆伟在多种场合强调，2000年的发射任务中新项目多，要求高，难度大，周期紧，影响深远。能否完成这些任务，关系到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关系到集团公司的长远发展，任何一次失败都可能造成全局的被动，产生政治、经济、形象、信誉以及改革进程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他要求大家卧薪尝胆，戒骄戒躁，严格质量，确保进度。
2000年，张庆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发射基地度过的。一年里，他先后5次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亲自指挥将中星-22号卫星、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中国资源二号卫星以及两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成功地送上了太空，取得了新千年的第一个“满堂红”。
作为分管集团公司导弹武器型号和运载火箭科研生产的副总经理，载人航天工程是张庆伟工作的“重中之重”。曾当过长二F火箭副总设计师的他，此时再一次与载人航天结伴而行。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试验飞船一飞惊天，与载人航天工程结缘8载的张庆伟，在酒泉发射现场观看了长二F火箭的“处女作”。9天后，在第十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颁奖典礼上，胸挂奖牌的张庆伟，回赠给大会的是一面随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绕地球14圈、行程60万公里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
2000年《中国青年》第一期隆重推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名青年人物，张庆伟的名字赫然其中。
作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张庆伟对年轻人总是给予更多的关注。2000年12月28日晚，神舟二号飞船发射前半个月，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火箭总体室在戈壁滩上的一个蒙古包内举行聚会，曾在火箭总体室工作过的张庆伟与王永志、沈辛荪、刘竹生、王德臣等火箭总设计师一起，同十几名年龄在30岁以内的年轻参试队员一同畅谈。当张庆伟看到参试队员个个朝气蓬勃、年轻有为，在火箭研制中把守着重要岗位，十分欣慰。高兴之余，他放歌一曲《祈祷》，用自己嘹亮的歌喉祈祷神舟二号飞船发射成功，祈祷中国航天事业后继有人、永铸辉煌。2001年1月10日，张庆伟的“祈祷”成真，我国第一艘按载人要求全系统配置的正样飞船——“神舟二号”发射成功。
2001年11月，就在张庆伟刚满40岁的时候，党中央把一个更重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肩上——他担任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党组书记，是十大军工集团中最年轻的总经理。在担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的同时，张庆伟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张庆伟深知，此时自己的首要任务便是将中国自己的航天员送入太空，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
上任不到两周，张庆伟便主持召开了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载人航天标准化专题会议，提出要以载人标准确保载人安全。张庆伟在会上强调，载人航天工程已进入关键时期，搞好标准和规范是质量形势的要求，也是确保航天员绝对安全的基础。他指出，载人航天工程的标准必须是全面、严谨、可操作、可检查的，绝不能出现厨师做菜时常说的“盐少许”之类的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情况。
2002年3月，大西北戈壁滩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又一个春天来到了。从2001年1月神舟二号飞船发射成功后，这里曾寂寞了一段时间。而此时，总装测试厂房里又出现了一张张严肃认真的脸庞，神舟三号飞船的发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3月19日，在距飞船预定发射日期不到一周的时间，张庆伟第一次以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的身份来到发射场。他心里清楚，这一次的发射“只能成功”，别无选择。作为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一把手，张庆伟此时对“对党中央负责”这句话的含义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3月22日，前几天还沙尘满天的酒泉戈壁滩，此时竟变得风和日丽。这一天，是“航天质量日”十周年纪念日，10年前的“3·22”，“长二捆”火箭在西昌留下了让航天人刻骨铭心的遗憾；10年后的这一天，是长二F火箭与神舟三号飞船对接后从厂房转到发射塔架旁的日子，再过三天，“神箭”即将托举“神舟”第三次从这里腾飞。
这一天，张庆伟早早来到总装测试厂房门口，他要亲自护送箭船到发射场地。9点30分，厂房大门打开，组装为一体的箭船在牵引车的牵引下缓缓移向发射塔架。从厂房到发射塔架有1公里的路程，张庆伟一步一步地跟着火箭前行，虽然脸上不时流露出轻松的笑容，但心里面丈量的却是沉甸甸的责任。
3月25日，是注定令航天人骄傲的日子。当天下午，张庆伟代表航天人迎接江泽民总书记的到来，此时，发射已进入倒计时状态。晚上22点15分，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升空，张庆伟在指挥控制中心陪同江总书记目睹了壮观的瞬间。当“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翼帆板正常打开”的报告传来时，指挥控制中心立即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江总书记再次握住张庆伟的手，向这位年轻的“当家人”表示祝贺。那一刻，张庆伟心潮澎湃。总书记夸赞航天科技队伍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话语，使他再一次深深地感到了党和人民对航天人的高度肯定和充分信任。
神舟三号飞船经过7天的太空遨游，于4月1日晚成功返航。在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张庆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指出，在整个工程的研制和发射试验过程中，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广大干部职工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奏响的是一首高昂激越的民族志气歌，书写的是中国人豪迈的太空宣言。更令人激动和难忘的是，江泽民总书记亲临发射现场，亲切接见参试人员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对航天人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他表示，自己将带领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全体职工，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管理、更细的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好载人航天工程后续的研制试验任务。
张庆伟说到做到。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在抓集团公司各项改革和多型号研制任务的同时，始终不忘神舟四号飞船的研制工作。他多次听专题汇报、现场检查，为研制工作排忧解难。
2002年12月30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最后一艘无人飞船神舟四号发射升空，中国航天人创造了一年之内两次发射飞船的“奇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张庆伟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的身份，陪同李鹏、吴邦国、贾庆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目睹了十六大后中国航天的“开门红”。
2003年1月5日，神舟四号飞船的成功返回地面，意味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无人试验阶段的圆满成功，即将实现载人飞行的伟大梦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张庆伟对中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意义和影响做了阐述。他指出，载人航天工程是我国航天事业创立47年来技术难度最高、规模最大、工程最复杂、质量可靠性要求最高的工程，是当今高技术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体现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整体科技水平。载人航天工程实施10多年来，突破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提高了我国航天科技及相关学科的水平，特别是信息、材料、能源等21世纪新兴学科领域的整体水平；建设并完善了一批先进性与实用性兼备，满足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载人航天工程设施；培养了一支以青年人为主要力量的航天科技人才队伍。载人航天工程的实施，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使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展到太空，为今后数十年逐渐开发和利用太空资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后续影响深远。
在确保顺利完成载人航天工程的同时，作为总经理的张庆伟开始规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整体改革与发展。为此，他重新锁定了自己的坐标和定位，即努力从一个技术管理型干部变成现代高科技产业集团的企业家。他认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既然是企业，自己的定位就应该是企业家。而作为企业家，创新应是永恒的追求。航天产业总是处于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最前沿，“两弹一星”时期的自力更生攻克技术难关和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就是当时的一种创新。现在更需要新一代航天人进行创新。
张庆伟上任后的第一个创新便是对集团公司总部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调整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便是根据航天面临的三大市场分类，成立了武器部、宇航部和经营投资部，突出了航天科技的主业，把过去分散在几个部门的工作进行了整合，减少了业务交叉，缩短了管理链条。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表明，张庆伟带领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积极融入市场经济，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信心、决心和态势。
在完成总部机构调整之后，张庆伟把下一个创新点锁定在构建母子公司体制上，提出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集团公司为母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主，以其他公司为补充，以资产为纽带，多种形式并存的集团构架。为此，他下大力气在集团公司范围内进行了科研生产能力调整、专业重组以及科研院所改制，先后调整组建了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中国航天工程咨询中心等单位，用发展的办法解决了小而全、自我封闭、低水平重复建设、制约专业技术发展等问题。
机构和结构的调整是一种创新，放眼未来提出宏伟的发展目标同样是一种创新。作为年轻的企业家，张庆伟雄心勃勃：到2010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将建立具有经济规模的航天高科技产业，国际化经营，建成国际一流的宇航公司。为了实现“国际一流”的目标，他带领手下的精兵强将一手抓导弹武器系统、宇航技术与产品、主导民品三大航天科技主业的发展，一手抓企业信息化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努力实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创新的目的是发展。在张庆伟的带领下，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在改革的同时，以科研生产为代表的各项工作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2002年5月15日，长征四号乙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将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和海洋一号卫星送上太空，我国长期稳定运行的卫星对地观测体系基本形成。
--2002年5月22日，鑫诺二号卫星研制合同签署，标志着以我国新一代大型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公用平台为基础的大容量通信卫星首发星项目正式启动。
--2002年9月，张庆伟随同朱镕基总理出访法国。在巴黎，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与法国阿尔卡特宇航公司签署了总额为5690万美元的通信卫星有效载荷国际合作合同。朱镕基总理和法国总理拉法兰亲自出席了合同的签字仪式。
——2002年10月23日，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由法国制造的香港亚太六号卫星的合同签署，迈出了中国航天与欧洲宇航、中国香港地区成功合作的新步伐，也是中国航天拓展国际市场的新进展。
——2002年10月27日，长征四号乙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将中国资源二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为即将召开的十六大献上了航天人的一份厚礼。
——2002年11月，某航天重点型号进行试验，标志着高新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2003年5月25日，长征三号甲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将第三颗北斗导航定位卫星送上太空，长征系列火箭的第70次发射鼓舞了全国人民抗击非典的士气。
……
最为重要的是：“神舟三号”、“神舟四号”相继发射成功，为实现中华民族千百年的飞天梦奠定的坚实基础！
2002年11月8日～14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张庆伟作为中央企业系统代表团的代表出席了盛会。在大会的选举中，这位年仅41岁的张庆伟、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入党的新鲜血液，成为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的张庆伟，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他深知，这些绝不是个人的荣誉，而是党中央对航天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张庆伟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奋斗的大目标，铸造国际一流宇航公司是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奋斗的局部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军中，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其所承担的任务和取得的每一次成功，对巩固国防、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宁，对壮国威、振民心，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提高综合国力，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促进力。当航天科技战线的职工用辛勤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迎来新的胜利时，就会向国际一流宇航公司的目标迈进一大步，也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发展是硬道理，是前行的动力；成功是发展的基石，同样也是硬道理。瞻望漫漫征程，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奋斗目标定得很高的张庆伟，心中的承诺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地去实践。(中国航天报记者张春雷)
张庆伟简历
张庆伟,男,汉族，中共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常委，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研究员。1961年11月7日生，祖籍河北乐亭，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年10月在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飞机杓谱ㄒ笛啊?982年毕业后分配到航空部603所工作，从事飞机垂直尾翼设计工作并担任工程组长。1985年9月在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读硕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后在航空航天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工作，1995年7月任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1996年8月任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8月任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1999年7月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2001年11月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张庆伟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从事国家重点工程飞机结构设计工作。研究生毕业后，从事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承担了卫星自旋系统与章动特性分析、火箭助推器分离技术和卫星整流罩分离技术等重任。1992年任长征二号F火箭的副总设计师，为运载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96年走上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领导岗位后，多次担任火箭发射队队长，特别是在长征火箭两次严重失利后临危受命，带领发射队重塑信心，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1999年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后，协助总经理分管科研生产，为确保发射成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和卓有成效的工作。2002年以来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顺利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01年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以来，确立了“发展航天、强大集团、改革创新、铸造一流”的发展方针和专业化、产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的建设方略，集团公司的导弹武器系统、宇航技术与产品、主导民品三大主业发展势头良好，正带领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向国际一流宇航公司迈进。
1999年被评选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1999年被推选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2001年8月被推举为中央企业工委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作为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曾先后荣获中国科技协会第三届青年进步奖，国际科技进步一等奖和航空航天部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一项，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