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6日电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指出，鸡犬之声相闻，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和浙江，两地的卫星电视却至今仍然互不落地。这两地之间的文化市场的条块分割，相互封锁到如此地步，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一现象，凸显出了中国文化体制所存在的弊端。

　　文化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这一论断，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正式文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热点词汇之一。当一个问题长期存在时，就必须从体制上寻找原因了。征诸现实，中国的文化体制无论是在宏观管理体制上，还是在微观运行机制上，抑或是在文化市场体系上，都存在着一系列的体制性障碍，束缚着文化活力的尽情迸发，阻碍着文化创新源泉的尽情涌流。文化建设的滞后，已经成为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腿，需要进行全面的体制创新。

　　供应不足凸显体制积弊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恩格尔系数平均已降到0.5以下，城市已降到0.4以下，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长，消费能力大大增强，鉴赏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多样性的特点。这既为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动力，也使文化产品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国家的文化资源大量闲置，另一方面，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还不多，国外文化产品还大量涌入，侵权盗版现象屡禁不绝，落后、封建、腐朽的东西时而沉渣泛起。而我们能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在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文化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小康社会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也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既要经济的健康发展，也要有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的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的社会，也是全民终身学习的社会。所有这一切都依赖文化的高度繁荣和发展。以此来要求中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则其体制改革已经到了非大力推进不可的时候了。

　　政府包揽的宏观管理体制缺乏竞争力

　　中国已初步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各个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质量、效益和速度。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宏观管理体制依然未能得到有效改革，仍然把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的文化事业，由政府包揽，并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尚未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面对文化市场已经出现的多种所有制竞争局面，有些国家办的文化单位反应迟钝，没有形成进入市场主动竞争的意识和体制，甚至一些文化单位在现行体制下难以为继。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这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同时也使中国面临西方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的严峻挑战，在国际文化竞争中面临巨大压力。一方面，国家的文化资源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外国文化产品大量涌入，文化产品进出口严重逆差。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外文化的直接碰撞不仅发生在境外，而且将大量发生在国内市场。如果不能尽快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优势，就有既守不住自己的文化阵地，也走不出去的危险。

　　僵化的微观运行机制束缚创造活力

　　突出体现是：劳动人事、分配和社会保障三项制度改革还在计划阶段；全员聘用制度尚未实行，竞争、激励和约束机制仍未建立；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企业改制，实施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尚待破题；资产经营责任制仍需探索，资产授权经营还需试水。微观运行机制的僵化和不健全，使文化的创造活力难以尽情发挥。

　　不规范的文化市场体系影响文化的有效传播

　　盗版猖獗，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已经一再引起跨国官司，并成为境外攻击中国不遵守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口实。中国文化市场体系的不健全，不规范，已经对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形成了重大阻碍。举要说来，中国的书报刊、影视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艺术品、演出剧目的现代市场营销系统水平低下，手段落后；市场流通领域的条块分割、流通环节过多、流通渠道过窄且不畅、国有发行渠道萎缩，主渠道的功能严重下降；地方发行传输网络画地为牢，相互封锁；文化市场管理规则政出多门，多头执法，对盗版、非法出版、非法营销等不法活动打击不力。令人关注的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已经开始，这次改革引人瞩目之处在于，按照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对文化领域的不同行业和单位进行科学分类，区别对待，按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属性和特点，进行事业体制和企业体制的不同的制度设计，实行不同的管理和治理。(杨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