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6日电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指出，国家科技大奖为何会连续多年出现一等奖空缺？专家指出，严格的评选标准固然是导致一等奖空缺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科技体制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科技部政策体改司副司长张晓原指出，从整体看，中国科技体制中存在的弊端还未从根本上解决；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面临加入世贸组织严峻挑战的新形势下，一些更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日益显现出来。破除科技发展的体制障碍，需要痛下“三板斧”。

　　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整体失序导致效率低下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中科院科技政策所所长方新认为，目前政府与市场在创新中的互动关系尚未确立，政府在宏观科技管理中的缺位、错位与越位的现象时有发生。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不清，大量本应由市场、企业投入和运作的研究开发活动，仍然在政府的指挥控制下。导致政府有限的投入分散化，不能集中到应当由政府执行的科研活动中来，同时也限制了企业技术创新力量的增强，政府执行的科学研究和企业的技术创新都面临着重大挑战。 接受采访的中科院政策局局长曹效业说得更明确，政府尚未搞清楚自己在科技发展中的定位，即“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一基本问题。他说，目前的宏观科技管理体制处于一种整体上“失序”的状态，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政府对科技的管理体制基本是用各种计划，从最上游的基础研究如973计划到高技术发展计划863，到下游的“星火计划”，政府对科技活动的操纵能力空前提高，但管理手段非常传统，计划色彩相当浓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立项——申请——研究——报奖——评奖”这样一个过程。而所有项目都是面向全国各类科研院所，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可以申请任何一个项目进行研究，很多重复就是这样滋生的——往往是同一个内容，针对不同项目的要求稍微“包装”一下，就能申请到多个项目的经费。

　　曹效业提出，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尽快理顺目前混乱的宏观系统，应当是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从具体的层面来讲，政府对科技的管理也存在较大偏差。张晓原指出，应用研究开发活动是一个国家研究开发活动中规模最大、占用经费最多的部分。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是这类活动的主体；但中国目前的情形是，这一领域的大部分产业科研力量和科技资源仍集中在政府部门，游离于企业之外，致使政府难以脱身，企业研发先天不足。1997年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在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分布是35%、36%和28%，研究开发经费来自企业的占4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可见企业尚未成为应用研发的主体。这些本该进入市场但却被政府养着的应用开发研究科研机构，迄今仍然沿用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无法产生依靠市场竞争求生存的压力，科技人员主要追求的还是论文、职称、获奖和个人学术生涯的设计，对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关心不够。由于缺乏市场导向和不重视成果转化，技术成果本身实用性、配套性差，导致了这类机构拥有大量成果、各种奖项，但真正能够应用到生产实际、形成产业化能力的却十分有限，能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的更是微乎其微。有关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每年鉴定的重大科技成果3万项左右，但能够形成专利等知识产权的很少，科研成果转化率还不到20%。

　　与应用研发机构相对，公益类科研机构应当是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重点，但目前依然是投入力度最为薄弱的环节。中国对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投入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到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社会发展领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开始突出，加强社会公益性科研事业的呼声日益迫切。未来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充分依靠科学技术，有效解决各种疫病、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洪灾旱灾等严重威胁。加强社会公益性科研工作已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分配制度僵化，流动机制不畅，人才活力难以迸发

　　近年来，中国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科研人才竞争，但与科学强国的优厚环境相比，国内科研机构显然缺乏吸引力，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吸引面临严峻挑战。主要的原因在于科技运行机制仍很落后，无法适应科技创新的规律，在国际科研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曹效业认为，目前制约中国科研人才培养与吸引的体制性障碍主要是两个，一是分配制度过于僵化。因袭计划经济体制而来的分配制度实质上是以养活职工为目的，并不考虑对人的价值认可。然而，科学、现代薪酬体系设计已经成为现代企业最具活力的激励手段，其最大特点是认可人的价值。他观察中科院各研究所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分配水平决定了一个团队的创新水平。在中关村地区，近年来中科院的许多研究所科研人员的薪酬水平与北大和清华的差距逐步扩大，“这的确带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所长们千方百计想给科研人员加薪，但往往难以逾越政策杠杆，一些所长苦笑说他们是在“踩着地雷搞队伍建设”。二是流动机制不畅、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曹效业指出，国际国内的创新队伍都越来越年轻化，科研人员创新周期也变得很短，但在现行的人才流动机制下，人才还很难真正流动起来，致使真正的帅才难以成为一个团队中的“主力前锋”，而流不出去的老将又难以担当重任。拥有1万多科研人员的德国马普学会在一个计算周期7～8年中，人才流动率为75%，即75%的人在马普的工作年限基本不会超过8年，就都换地方了，这种极强的自我更新能力从根本上保证了其在国际科学界的领先地位。中科院制定了5%的年更新率，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度极大。

　　“结构性滞后”制约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曹效业介绍说，当前中国科技发展中的“结构性滞后”问题相当突出，已经成为制约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另一个重大体制性障碍。实际上，在近20年来的世界科技竞争中，结构调整早已成为一个必须的战略选择。21世纪上半叶，生命科学将无可置疑地成为主宰，“生命科学”的学科结构已经完全变了。2001年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公布奠定了生命科学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此，世界生命科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以蛋白质和生物药品开发为重点的后基因组学阶段。据预测，2005年，生命科学产业的世界市场规模将达2500亿美元。由于生命科学将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提供无限的空间，世界各国无不争相把生命科学的研究与应用列为战略优先领域。随着科学强国的学科结构不断调整，其投入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在许多国家，生命科学的投入在整个自然科学和高新技术研究投入中的比重已经占据了半壁河山。比如德国国立马普学会，从前其支柱学科是物理学，投入的大头也集中在该领域，而目前生命科学的地位已经大大提升，投入占据了30%以上。与世界学科结构的迅猛发展相比，我们常常用习惯思维去考虑学科的布局，学科结构的自我更新、重大学科的战略调整等都显得力不从心，“慢三拍”。战略上的调整跟不上趟，投入格局也相应地落后了。从973、863、国家十五攻关计划等支持的项目来看，近年来也进行了一些微调，但远远不能跟上世界步伐。科技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机构设置重复、分散，相互封闭，学科结构老化、雷同。全国各级各类公益类科研机构2400多个，分属于不同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重复设置，难以跨部门、跨地区竞争择优。机构之间、机构内各实验室之间相互封闭，缺乏创新所必须的学科交叉与交流；机构按照学科细分设置，多年来未进行大的调整，学科结构老化陈旧而且趋同，难以适应国家发展要求。如青岛一地集中了大大小小的海洋类科研机构近20家，专业设置大同小异，科研任务基本相同，机构之间缺乏协同，造成科技资源分散浪费。(浦树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