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6日电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称，作为1996年《金融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课题组的报告执笔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成员张承惠研究员说，“我们无法否认，改革面对着巨大的体制障碍，存在着明显的迟滞，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速度和效率。”

　　改革以来中国金融资产在数量上增长惊人，但从质的角度考察，问题突出表现在金融机构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经营活动高风险、高成本、低效益。加上政策性职能与商业职能相混淆，导致金融资产质量不断下降。同时，金融秩序很不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就能引起市场波澜。因此，政府往往就不得不加以干预，但在稳定秩序的同时也抑制了市场的正常发展。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定中国最大的金融风险是银行风险，中国最大的金融改革难题是体制突破。国内有权威机构的研究人员指出，金融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战中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堡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首先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一个专业性术语，并不牵涉政治性。而且这是国际金融界近30年来经过惨痛教训、尤其是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得出的宝贵经验。十几年来，央行独立性有所加强，但货币政策目标始终未能真正摆脱对国家计划和经济增长目标的依附地位，被迫承担大量财政职能的状况也未能根本改观。尤其是央行还没有独立决策货币政策的能力，导致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任务与其调控能力、调控微观基础极不适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王召博士说，由于央行不能独立决策货币政策取向，因此货币政策出台时滞过长，容易错过最佳时机。增强央行独立性本质上意味着人民银行将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的状态独立做出判断、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和执行计划。这种独立性有内外两层含义。从外部来讲，中央银行体制改革过程中，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应该赋予其更大的决策权，而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政策执行机构，至少应该具备独立选择和制定货币政策取向，决定利率、汇率水平和货币供给量。从内部讲，央行需要给予大区分行一定的独立性，赋予其制定区域性货币政策的权限。这样才可以发挥分行积极性，根据地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制定和执行带有不同重点内容的金融政策。这样一来，才有可能在消除各种行政性干预的同时，改变目前中央银行受制于经济增长具体目标、而不能专一地执行以币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选择，以便使其根据现代央行运行内在机制来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的健康发展。

　　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是企业微观机制再造的过程，它对中国金融业未来的生存发展更为重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有资本代表权和银行内部经营管理权不分、内部管理层松弛，资本代表权不明。

　　张承惠就这个问题作了更详细的解剖：银行产权名为国有，实际上却因没有明确的所有者主体、没有明确的所有者要求而虚置，由此银行产生了巨大的代理风险和普遍的“内部人控制”。他认为，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转轨遭遇的主要障碍实际上就是产权制度。由于政银关系、银企关系没有理顺，政策性职能未能根本解除，国有银行始终未能成为真正独立的经营主体。而且，由于国家财政不堪承受转轨代价，四大国有银行成为了政策性职能的当然承担者，抛弃商业利益转而扶持国企、维持特困企业职工生活、为财政垫付各种款项，使国有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产生大量不良资产。

　　金融改革的突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成败，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政银分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认为，这场改革的突破，就是要完成政银分开，清除其本由政府担负的社会职能，让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运营机制运行，而非其他。

　　对于金融监管问题，张承惠认为现行监管体制存在重大缺陷。首先就是监管当局缺乏独立性和权威，难以对商业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监管。尤其是银行，相应监管权力被分割到各个党政部门，并且由于责权不对称、部门间缺乏协调和存在利益冲突，而使监管准则落后和不配套，监管最终变得表面上严格而实际上十分宽松。

　　而且缺乏危机预警和紧急处理系统，反应迟缓，处理问题时政策多变，缺少规范和标准。同时对监管者的监管也不能跟上。在中国监管人员与被监管银行之间往往存在形形色色的利益关系，发生腐败的风险非常高。在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上，还基本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主要依靠搞突击性“大检查”。张承惠认为，我们的监管是“能做什么”的合规监管，而不是“不能做什么”的风险监管。

　　今年4月银监会成立，在机构设置上明确了监管的专职责任。但王召认为这只是组织结构上的改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金融监管效率低下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更指出，目前商业银行有8种类型、近4万个机构，各类机构情况都不一样，非常复杂，化解风险的工作又在艰难的过程中。现在银监会独立出来后，不可避免会增加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摩擦成本和协调成本，稍不注意就有可能降低监管效率。建立央行与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就成了当前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当务之急。(王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