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8日电 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2002年度中国纳税排行榜爆出了一条新闻：一大批社会知名的富豪和他们的企业都没有进入该榜。大庆油田有限公司以纳税175.04亿元高居榜首，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以107.56亿元紧随其后。奇怪的是，《福布斯》2002年内地100名富豪只有四人及其企业进入私企纳税50强。上海的解放日报今天刊发了两篇文章对此一现象进行了解读。

　　倒挂的纳税结构与会飞的资本

　　富豪榜张扬的是私益，纳税榜表达的则是公益，如果那些让人眼红的私益未能与公益对称、财富未与责任相伴，“为富不仁”的谴责必然会落到富豪们的头上。但除此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什么更深刻的东西？

　　首先，笔者看到了一个倒挂的纳税结构。进入富豪榜的大都是非国有经济企业的老板，他们未进入纳税榜，表明在我们税收结构上，国有经济纳税占了大头，而非国有经济纳税少！一份资料显示，虽然国有经济已非经济主体，但仍然是税源的主体；非国有经济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在全部的税收贡献中则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用经济学家平新乔的话说，导致这种纳税结构倒挂的根由是税制调整的滞后，我们在税制上仍依赖于过去向国有企业征税的办法，目前的工商三税(增值税、营业税与消费税)从本质上说，与20世纪80年代政府对国有企业开征的工商税有很大的继承性。

　　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全球化背景下非国有资本享有着少纳税的绝对控制权。

　　在英国，福特汽车公司曾威胁英国政府，如果不提供1500万美元的国家资助，就把新款美洲豹车生产厂以及1000个工作岗位迁到美国去；美国俄亥俄州1982年为吸引日本本田去该州设厂，付出了1600万美元的直接投资；肯塔基州为使丰田在该州办厂，花了1.26亿美元。

　　可见，资本是有翅膀的，哪儿生产成本低、优惠政策多，就会飞到哪个地方去。基于这种“会飞的属性”，资本就会给当地政府以压力：不给优惠政策，我们就会转移生产地。税收也自然会成为资本“敲诈”政府的一个方面。因为掌握着“会飞的资本”，越富的企业在现实中交的税可能会越低。

　　当然了，会飞的只是那些自由的非国有资本。这种情况下，国有经济因为不会飞，只有老实本分地交税，而非国有经济形态的资本却因为会飞，享有着少纳税的绝对控制权———他们的代表、进入富豪榜的大佬们交的税自然也就可以少了。(曹林)

　　制度“贫困”导致富人“寡税”

　　关于富人“吃”税问题，有一个数据或许更有说服力：2001年我国7万亿存款，不足20%的富人占有80%，而他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在总量中却还不到10%(《广州日报》2002年7月3日)。美国国税局1999年统计，5%的富人提供了约55%的税收，最富的1%缴纳了19%的所得税，55%的较低收入人口缴纳的所得税只占总数的4%。对比之下，有人愤而发问：在中国，究竟谁在纳税？

　　“要想富，吃税务”———据说，这是大款心得、圈内名言。英国某世界级影星因偷税被通缉，隐居国外多年后回国仍被判刑12年，有记者问她出狱后想做什么，她答：“我要做中国的影星，因为中国的影星可以不缴这么多税，即使处罚也不会这么重。”(人民网2002年7月2日)。一语道破玄机：富人“寡税”源出制度“贫困”。

　　好的税收制度从来必须表现出富者“多税”、贫者“寡税”。管得了贫者的钱袋，却拿富者的钱箱没辙，利益分配如此扭曲，不良后果自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并滋生社会冲突，譬如“仇富”。关键的关键在于制度自身的“脱贫”进度，笔者认为重在检讨三点：一、税负设计。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平均税收负担率为6.58%，国有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分别是8.06%、6.09%，私营企业为5.67%，农业税税率为15.5%(税费改革后最高为7%)———这样的差别，是否合理？二、税收征管。据公开信息，我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征管队伍，却几乎是以最高成本、最低效率运作。应当想想，症结究竟何在？三、税法落实。有必要细细追究，实践中是否有违法的税收开、停征及减、免、退、补税的存在？纳税人、代扣义务人违法的偷、逃、抗税和征税人违法的吃、拿、卡、要、不作为等行为是否按法律责任严肃惩处了？

　　税收制度并非孤立存在，它是收入分配制度的一环，且与整个经济制度相连。应当认为，这个制度体系若因自身“贫困”而对富人“寡税”现象束手无策，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祝俊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