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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方仁不是贵州出的第一个腐败高官。连续几年，贵州高官倒下不少。对于贵州孱弱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数以万计生活在大山里尚未解决温饱的贵州农民而言，这样的官场已经是要命的了
本刊记者/李楠(发自贵阳)
位于贵阳市观水路上的贵州省委所在地，是一个开放式的大院。从省委大门走出来，迎面能看到一座低矮的假山，人造瀑布从“山”上流下。假山的另一侧临街，却靠着一座低矮的建筑物——这是一座加油站。
加油站无名无号，没人确切地知道是谁在经营。由于地理位置很好，来这里加油的车辆络绎不绝。
加油站开在省委的大门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很多贵阳人都认为，这个加油站肯定不是一般人开的，如果不是和省里的某个领导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想在这个地方开张做生意绝对不可能。有人编了一句刻薄的顺口溜来讽刺这个加油站的存在：“省委门前一座坟，里面住着刘方仁”。
刘方仁，原贵州省委书记，陕西武功人，1936年1月生。1993年由江西省政协主席的任上被调往贵州，历任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这句略显恶毒的顺口溜最终成了刘方仁的谶语，就在其政治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这位现年67岁的高官真的在政治上被埋葬了。
“贪官总司令”的宦海浮沉
2003年4月26日，新华社播发消息，公布了刘方仁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中纪委查处的事实。消息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常委会决定，给予刘方仁开除党籍处分；鉴于其收受贿赂行为已涉嫌犯罪，将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在刘方仁被查处之前，贵州省政府主管工业的第四把手、副省长刘长贵也已经被查处。7月19日召开的贵州省委九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为这两名高官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关于追认开除刘方仁、刘长贵党籍的处分决定》。
在此之前，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涉嫌非法侵占用于公路建设的国债资金大案已经真相大白，出逃的卢万里于年初被引渡回国。6月，贵州两名厅局级干部——原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姚康乐和原贵州地税局局长罗发玉——先后因涉嫌受贿和滥用职权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在一个西部省份，如此数目众多的高级官员集中落马实不多见。而刘方仁则被称为贵州的“贪官总司令”。
1951年8月，不到16岁的刘方仁参加工作，1954年12月入党，历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西安603厂工人、材料员、计划调度员。1962年毕业于沈阳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硅酸盐专业(专科班)，大专学历。
专科毕业后的15年时间里，刘方仁一直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九江3525厂工作，从技术员、值班长升至车间副主任。当车间副主任的这段经历对刘方仁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77年离开3525厂时，刘方仁已经年逾不惑，但此后他像是坐上了直升飞机，开始在仕途上青云直上。
1983年7月，刘方仁当上了江西省九江市委副书记，随后任书记，1985年6月升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从1993年2月开始，刘方仁担任江西省七届政协主席，仅仅4个月后，他再次荣升，被任命为贵州省委书记。
从车间副主任到主管一方的大员，刘方仁仅用了另外一个15年。
刘方仁在贵州的腐败从他到任之后不久便开始了，但他还是平稳地度过了两个任期，而且在老百姓中赢得了不错的口碑。“比较有实干精神”、“不像一般的领导喜欢打官腔”、“为人比较平易”，是记者在贵州采访时听到较多的关于刘方仁的评价。
2001年1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黄晴宜来到贵州，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调整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职务的决定，钱运录任贵州省委书记，不再担任贵州省省长职务；国务院副秘书长石秀诗调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并提名为贵州省省长候选人；刘方仁不再担任贵州省委书记、省委常委，但继续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此后一段时间，刘方仁很少公开露面，社会上很快便开始流传刘方仁出事了的说法，人们纷纷猜测他到北京活动去了。但之后不久，刘方仁再次出现在电视上，传言归于沉寂。
据一位有机会接近刘方仁的人士证实，那一段传言是毫无根据的。2001年，刘方仁年满65岁，按中央的规定必须退居二线，那次职务调整事实上没有其他背景。
然而，不到两年，刘方仁贪污受贿和道德败坏等问题就浮出了水面。
刘方仁最终将被如何发落目前还不得而知。虽然官方已经发布了刘方仁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消息，但是贵州省检察院起诉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案件至今还未转到他们手里。贵州省纪委宣教室的王副主任则说，中纪委对刘方仁的调查还没有结束。
中科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不久前联合做出的一份名为《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的报告得出结论，高官腐败案受到司法判处的时间跨度在延长，1992年之前的5起案件从被发现到被判处的平均时间跨度为1.2年；而1992年之后的26起案件的平均时间跨度为2.27年，增加了将近1倍。
据此推断，刘方仁案的处理短时间内难有最终结果。
省委书记的腐败路径
和我们已知的高官腐败案相比较，刘方仁这位最新落马的省部级高官的腐败之路并没有任何新意。《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一文总结出的沉迷女色、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纵容家人涉入腐败等，人们已经熟知的高官腐败的诸多要素，在刘方仁案中都可以寻到踪迹。
贵州饭店的美发厅随着刘方仁的倒下而声名大噪。正是在这里，刘方仁结识了他的情妇并开始了腐败的历程。
位于贵阳市北京路上的贵州饭店是一家贵州省政府参股的四星级酒店。作为省政府指定的接待酒店，到贵州视察工作的中央首长一般都下榻在这里，省内的主要领导也经常在这里出入。
酒店的大堂装修得富丽堂皇，在酒店主楼及周围，辅助设施一应俱全。但美发厅却被设置在了一个极其不显眼的位置。记者最终在服务员的带领下，才在一楼大堂后面狭窄的走廊尽头找到了美发厅的门。
这个美发厅是刘方仁固定的理发地点，从1993年6月初到贵州直至2002年11月被“双规”的9年多时间里，除了出差在外，刘方仁都是在这里打理他的头发。由于经常要上电视，刘对发型的要求非常严格，其他地方的理发水准很难让他满意。2002年11月15日，刘方仁最后一次在这里理发，第二天即被中央召到北京“汇报工作”，17日传来消息，“刘方仁出事了”。
这个美发厅本来有两名理发师，一男一女，女的便是后来成为刘方仁情妇的郑某某。很少有人知道郑的真实姓名，很多贵阳人都叫她郑四妹。与省委书记结识时，郑已然三十七八岁了，但姿色仍在。据一位认识她的人说，郑长得“有点像日本女人”，“比较有心计”。
1993年刘方仁调到贵州后不久，第一次来到这里理发，那次他是和妻子一起去的，给他理发的就是郑。此后，二人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刘方仁也开始独自前去理发了。刘方仁显然并未刻意掩饰与郑的关系，他的妻子不久便知道了这些事，还多次到美发厅找郑吵闹，郑每次都知趣地避开了。久而久之，刘妻不得不默认了现实。
在和省委书记发展成为情人关系之后，郑还在美发厅工作了将近5年，直到1998年，刘方仁才将其调到了贵阳市商业银行。
在认识刘方仁之前，郑不但已经结婚，而且还有了一个情夫。其情夫名叫陈林，是个商人。有了郑的牵线搭桥，陈林得到了和省委书记交好的机会。陈林很好地利用了这个资源，频频帮助刘方仁和郑某某安排幽会场所。
凭借省委书记的赏识，陈林很快成为省城贵阳举足轻重的人物。关于陈林个人的传言已经被赋予了传奇色彩，事实上很少有人确切了解他从事的生意，有人说他是湖南人，也有人说他是江西人。在关于刘方仁被处理的官方口径中，陈林的最终职务是贵州快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
让陈林在贵阳百姓中名声鹊起的是他开的一家名为金太阳的夜总会，据说开业时场面非常的大，某著名歌星到场献歌。金太阳甚至被比作贵阳的“红楼”，陈林利用这个场所结交了一些高级官员并把他们拉下水。
陈林喜欢介入政治，他通过和省委书记的特殊关系，获得了左右贵州官场官员升迁的能力，有“地下组织部长”之谓。一个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情节生动地显示了陈林的能力：一次陈林过生日，宴请贵州各政府部门的官员。席间，贵阳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有事，想提前离席，陈林当即大发雷霆，而这位副局长则乖乖地赔礼道歉。
如今，一度不可一世的陈林已经因经济问题被捕，郑某某也“跟着进去了”。曾经显赫一时的金太阳也关门大吉。
刘方仁从陈林本人处收受的贿赂并不多，总计只有12万元现金和1.99万美元。他直接接受的最大一笔贿赂来自贵州省军电建设集团总经理刘某某，计149万元。作为回报，刘方仁帮助刘某某从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获得了500万元的贷款和几个房地产开发项目。
纵容家人参与权钱交易收受贿赂也是刘方仁遭诟病最多之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一文将“家人涉入腐败现象增多”作为高官腐败的一个主要特点，研究结果表明，1992年之前的17起案件中，至少有3起有腐败高官的家人涉入；在1992年之后的37起案件中，至少有19起有家人在高官腐败活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刘方仁的腐败模式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在刘的家人中，涉入权钱交易最深的是他的儿媳妇。很多贵阳人都认识一辆车号为贵A80000的红色“本田”，车的主人就是在某银行工作的刘方仁的儿媳易某。
中纪委下发到贵州各厅局级机关的文件说，易某利用刘方仁的权势收受的贿赂高达2200万元。其中，仅帮助一个名叫刘志远的商人以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得到世纪中天国有股股权这一次，易某就拿到了500万元的贿赂。随着刘方仁的落马，世纪中天案浮出水面，导致了今年4月底世纪中天在股票市场上的大崩盘。
贵州贪官网
在中纪委下发关于刘方仁所犯错误的文件中，一共列举了他的四条罪状，除了前文提到的收受贿赂、纵容家人涉入腐败和生活作风问题之外，另外单独列出的一条是：曾收受澳大利亚商人谢某所送的价值10.6万元的一对瑞士原装劳力士手表。
这位谢某并非旁人，他是贵州原交通厅长卢万里的亲戚。1999年8月，谢某回国做生意，找到卢万里希望打通关节，卢万里自觉力有不逮，便将这位亲戚引见给了刘方仁，那一对“劳力士”便是见面礼。
在刘方仁收受的全部贿赂中，这对手表所占的比重不大，却被有人说成可能是最致命的。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2002年潜逃国外随后又被引渡回国的卢万里为了立功争取宽大处理，揭发了向刘方仁行贿的事实。中纪委根据卢万里检举的线索开始调查，最后揪出了刘方仁。
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有矛盾之处。刘方仁2002年11月中旬即在北京被“双规”，卢万里则是2003年初才被引渡回国的。所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揭发刘方仁的是此前因经济问题被处理的陈林。
谈及贵州的贪官，卢万里是无法被忽略的。在1996年3月至2002年1月担任交通厅长的近6年时间里，卢万里疯狂地收受了高达2500万元的贿赂，当之无愧地成为贵州巨贪。
交通系统向来都是肥缺，在这一领域栽倒的高官不计其数。仅在西南地区，自2000年以来，已经先后有原广西交通厅党组书记褚之田和原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因贪污受贿身陷牢狱。此外，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牛和恩于2003年因收受贿赂和滥用职权被查处；在河南，更是有连续3任交通厅长接连落马的例子。
“贵州是三不沿省份，不沿江，不沿边，不沿海，山多，交通不便，这是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想富，先修路。因此，我们把交通建设作为贵州的第一个重点来抓。”这是刘方仁在他出事前半年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的表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和贵州省都加大了对公路交通建设的投入，自1998年至2002年，累计投入到贵州公路建设上的资金超过280亿元，修建了贵阳至遵义、贵阳至新寨、贵阳至毕节、凯里至麻江、玉屏至铜仁等一批高等级公路。
大力发展交通给卢万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他没有用这个舞台造福贵州，而是大肆搜刮。据贵州省纪委常委李龙云分析，亲自兼任贵州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的卢万里及其同僚，利用制度上的漏洞，通过操纵招投标、骗标、工程层层转包、虚开工程计价单、篡改施工图纸等手段，非法侵占了上亿元的国有资产。
卢万里在任期间主持修建的贵毕线(贵阳至毕节)，竣工后发现，有些路段竟然比原计划窄了2米，以至后来交通事故接连不断，一年多以来已经有百余人在这条路上丧命，老百姓称它为“死亡之路”。
卢万里本人不但“精通”工程技术，也熟悉财务管理。出事之前，他属下的公司曾多次在审计部门的审查中蒙混过关。直到2001年8月，国家审计署在对全国16个省区420亿国债资金进行专项审计的时候才发现问题：贵州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以每个5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批实际价值只值76元的迫紧器，用于贵新和贵毕两条高速公路的建设当中。
有关部门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查实卢万里集团的腐败事实，我们不知其详。在2002年1月7日召开的贵州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卢万里的贵州省交通厅厅长职务被免去，2月份便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卢万里出逃斐济的事件。
出逃一年多以后，卢万里被引渡回国，贵州交通系统的特大贪污腐败集团的盖子被逐步揭开，原贵州省交通厅副厅长张有德和另外7名处级干部也被处理。被波及的更高层官员，除刘方仁以外，还有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
1998年当上贵州省副省长的刘长贵分管交通。据知情人称，卢万里被查处之后，因为刘长贵的力保，才给了卢出逃海外的机会。
官方发布的关于开除刘方仁和刘长贵党籍的处分决定表明，刘长贵收受贿赂的渠道和刘方仁基本是相同的，也来自陈林和贵州省军电建设集团的总经理刘某某。这些线索均表明，在贵州，腐败的高级官员犬牙交错，纠缠在一张网络之中。
和上述高官脚前脚后出事的原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姚康乐和原贵州省地税局局长罗发玉，二人有一个相似的犯罪事实，即利用职权将本单位的基建项目承包给某建筑公司，从中牟取私利。
姚、罗二人的犯罪事实在表面上看来和刘方仁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贵州省政府某部门的一位干部认为，在贵州这样一个边远的省份，官场其实很简单，书记就是老大，省长就是老二，厅局级高级干部的任用和作为不可能和一把手完全没有关系。
这位干部说，卢万里原来只是贵州铜仁地区的一个专员，却在1996年一跃坐上了交通厅长的宝座；刘长贵能够从水城钢铁公司总经理迅速升任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到1998年当上掌管实权部门的副省长，这些肯定无法和刘方仁脱离干系。
“前腐后继”的贵州官场
刘方仁不是贵州出的第一个腐败高官，他的前任刘正威的妻子、被称为“贵州第一夫人”的原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因严重的经济问题，1995年在贵阳被处以死刑。
1987年，刘正威从河南调到贵州，任省委副书记，1988年任省委书记。次年，刘正威的妻子阎健宏也从河南来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计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和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阎健宏利用职权，多次将贵州省计委掌握的进口化肥、农药、平价外汇指标、计划内的铝锭、煤炭等指标，批给她的儿子，再由其儿子倒卖给有关单位，捞取好处。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阎健宏便从中收取了75万元。
阎任董事长的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仅一年，就被查出违规资金2.8亿。仅在1993年上半年，阎健宏就分5次贪污上百万的资金。至今，在贵州提起阎健宏，人们对她的霸道还记忆犹新，依仗丈夫的权势，阎在贵州说一不二。
关于阎健宏最终倒台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得罪了一些贵州的老干部，才被告到了中纪委。
刘正威于1993年调任，正是因为这一变动，刘方仁才来到了贵州。
阎健宏被枪决的时候，刘方仁已经在贵州上任一年半了，但是“血”的教训没有挡住他在腐败路上的前进脚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认为，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西部地区的官场腐败还不算严重。一位在贵州省政府某部门工作的公务员也对记者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他告诉记者，一些来贵州投资的商人说，贵州的官还算好的，只是一顿接一顿地吃饭，还不像有些地方的官开口就要钱。
但是，对于贵州孱弱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数以万计生活在大山里尚未解决温饱的贵州农民而言，这样的官场已经是要命的了。
贫穷的贵州，忧伤的贵州
在高官们“前腐后继”的同时，贵州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仍然持续。
贵州人有一句形容自己家乡落后面貌的俗语：“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和贵州有关的成语大都带有贬义，比如黔驴技穷，比如夜郎自大。
贵州的穷不光是现状，而且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贵州有建制始于明朝永乐11年，是当时13个行省中最穷的一个。到了清朝，贵州又是18个省中最穷者之一，从建省到清王朝灭亡的500多年间，贵州财政从未能够自给。
新中国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贵州贫穷的面貌一直没有大改观。贵州人均GDP长期居全国后列，除了偶尔能排到甘肃、青海等省份之前以外，基本都是全国倒数第一。贵州人均GDP占全国平均值的百分比，1978年为47%，1985年为51%，1991年为51%，1995年为38%，1998年仅为35%。在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期之际，贵州还停留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
一方面是经济的落后，一方面却是中国自然资源最为富集的省区之一：贵州水能蕴藏量占中国总量的2.8%，排名第六位；已探明煤炭储量超过520亿吨，列中国第五位；另有43种矿产储量排名中国前十位。可是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是贵州经济发展长期难以逾越的障碍，贵州75%的土地是山地和丘陵，是中国惟一没有平原的省。长期的落后束缚了贵州人的观念，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贵州省政府一位官员说，他们搞项目引进的方式很单一，“地里能挖出什么就靠什么”，除此之外毫无出路。
学者白南风、康晓光等人20世纪80年代末就针对贵州提出了“富饶的贫困”的说法，1990年代中期，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则将贵州的长期贫困命名为“贵州现象”。
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前，存在国家投入的地区性倾斜，部分导致了贵州的落后面貌，但西部大开发以来的巨额投入又给了一些官员乘机牟取私利的机会。贵州省社科院副院长谢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西部地区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差、规范程度低，是贵州官场腐败频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国家在西部投入的重大项目的管理体制还不健全，也给贪官们留下了寻租的空间。卢万里犯罪团伙侵蚀的就是用于贵州公路建设的国债资金。
谢一还认为，国家对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的要求较低，只要维护好安定团结，不出大乱子就行了，这使得贵州缺乏加快发展的动力。现今，贵州则经常被当作一些重大改革的试验田，成功了可以在全国推广，由于地处偏远，即使尝试失败也不会影响全局。比如公交车无人售票、住房制度改革，还有最近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等试验，都是在贵阳尝试或完成的。作为试点为数不多的成就，贵阳的公交系统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赢利。
近年来，贵州的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对照1996年和2002年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可以发现贵州呈现了比较大的跨越：全省GDP从742.39亿元增长到1180亿元，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从206亿元增长到631.5亿元，财政收入从26.89亿元增长到203.03亿元，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也从586.26亿元增长为1553亿元。全省48个国定贫困县全部越过温饱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近300万人。
虽然近年来贵州经济发展的速度连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和其他地区的绝对差距却仍然较大。即使贵州能够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人均GDP也需要到2050年才能赶上全国的人均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