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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商、黑勾结产生的合力，正对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

　　郑州“黑市”

　　宋留根，郑州“黑道教父”，也是中原商都数百个批发市场的垄断者。他在聚集亿万财富的同时，对经济社会的破坏却难以计算

　　本刊记者/刘志明(发自郑州)

　　三年前的那个夜晚令51岁的李连中一生都刻骨铭心。

　　2000年11月28日夜11时28分，李连中驱车赶回郑州市管城区消滩小区的家。刚下车，几个黑影从暗中蹿出，抡起铁棍对着他一通乱砸。

　　李连中的腿和胳膊当即被打断，所幸免于一死，但从此四肢里多了钢板、钢管和螺丝。

　　事发时，李是郑州市西十里铺村村长，郑州西站路水果批发市场的负责人。李连中咬着牙说：“肯定是宋留根那伙人干的。”

　　最后一块“阵地”的失守

　　宋留根在郑州西郊大名鼎鼎，有“黑道教父”之称。李连中认为，宋的人之所以对他痛下杀手，是因为他们想控制西站路水果批发市场的企图，被他和西十里铺的村民坚决抵制。

　　西站路水果批发市场，最初是由西十里铺村村民集资做起来的，李连中是带头人。这个市场专做香蕉批发，是全国最大的香蕉集散地，从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等地远道运来的香蕉，在这里中转，再贩运到河南周边各地。生意最好时，年交易额高达5个亿。

　　此前，郑州市大大小小几百个批发市场，都已被宋留根等人控制。而西站路这个水果批发市场，因其肥美，宋觊觎已久，想尽办法都要渗透进来。

　　李连中说，还在1998年的时候，宋留根的人便多次到市场闹事，找商户的麻烦。有一次，李连中到外地开会，家里人给他打电话说，有人又来闹事了，如果你不回来处理好，商户就要全部搬走。会未开完，李连中马上赶回，把村民组织起来，保卫市场。

　　一位知情人称，维护市场只能靠村民自己，指望公安局不顶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宋留根等人已是几进几出了，抓了就放。”

　　第二天一早，西十里铺村五六百个村民打着长条幅，到市场给商户助威。效果果然明显，当天宋的人再没敢去市场闹事。此后，村里组织了二十个来个村民，每天从早到晚在市场巡逻。

　　李连中说，在郑州市所有批发市场，只有他们一家这么做，因而一直没被宋留根的人控制住。但宋的人还是经常给李连中打电话，要求提供水果摊位。李连中知道，宋留根并不是真正做生意，只要有一个摊位给他们，这个市场就完了。李甚至给工商局长、工商所长打招呼，不要给他们摊位。“正是因为我对他们抵制得太狠了，所以他们怀恨在心，对我下了毒手！”

　　郑州市批发市场最后的阵地终究没能守住。2002年3月，这个水果批发市场搬往西环路去了。知情人称，这是因为部分商户受了宋留根的人的蛊惑，认为西站路市场工商费收得过高，而宋留根收的保护费要低于工商费。“一车香蕉约交保护费100元，而工商费则要交200元、300元、500元不等。”

　　有商户不愿意搬，宋的人便阻挠其交易，不从就砸车。

　　商户贺金山不干，被打成重伤，远走开封。

　　而水果市场搬到西环路，就被宋留根控制。据说连工商人员都不敢进市场收费。

　　第一桶“黑金”

　　在郑州，无数生意人对宋留根一伙普遍的心态是——恐惧。

　　即使是在他们被抓以后，在记者面前，提起宋留根，多数商户欲说还休。郑州市纺织大世界一位商户坦言：“我们都怕，怕他们报复。”

　　宋留根何许人，竟会让郑州商人闻之色变？

　　来自郑州警方的资料：宋留根，男，40岁，1981年郑州国棉五厂中学高中毕业，后在国棉五厂工作，1987年离职。曾因包庇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便混迹在郑州市原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

　　在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宋留根发现搞布料批发利润丰厚，竟突发奇想，欲垄断这块生意。这时，他的身边慢慢聚拢了马小辫(真名马献洲)、郝洪山等人。1993年夏，他们利用威胁、恐吓等手段，赶走商户，垄断经营“麻纱”，三个月间，每人获利2万多元。这是宋留根黑道生意的第一桶金。

　　第一次得逞，宋留根等又想插足布匹托运市场，以攫取更大利益。这一次不再顺利，宋与托运商“小丑”矛盾激化。“小丑”，原名冯双亭，也曾是国棉五厂工人，是出了名的“混混”。在当时，“小丑”远比宋留根名气大，没人敢惹。

　　可宋留根还把他除掉了。

　　1993年8月23日晚，宋留根带领陈华、王强等，持枪埋伏在西站路五厂家属院——“小丑”回家的必经之地。当晚9时许，“小丑”夫妇外出归来，宋留根掏枪顶住“小丑”头部射击。

　　“小丑”当即毙命，其妻子也身中数枪，重伤。

　　宋留根被抓获。在关押几个月后，居然又重现郑州街头。

　　抓而复放，无疑使宋留根的名气大了起来。

　　而“小丑”一死，其他托运商便先后退出了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无人再敢与宋较劲。

　　暴力垄断托运市场

　　1995年4月，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拆迁，市场移至西站路附近的纺织大世界。

　　纺织大世界位于郑州西郊，是河南省最大的布匹、纺织品批发市场，也是全国十大布匹批发市场之一。在1995年鼎盛时期，纺织大世界坐拥商户2500多家，年交易额40亿元，户均纳税350元/月，年纳税总额1000万元。纺织大世界的货源地主要集中在全国最大的纺织品集散地浙江绍兴柯桥镇“中国轻纺城”以及常熟、广州等。

　　宋留根、马小辫、郝洪山等人的“生意”也随着友爱路布料市场的拆迁转移至纺织大世界。他们急于拓展“生意”，几近疯狂。他们首先要控制的，仍旧是利润巨大的货物托运市场。

　　而第一步，就是要不择手段，搞掉所有竞争对手。宋留根很快就把这一“构想”付诸行动。

　　郑州警方向本刊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

　　1995年，浙江柯桥驻郑州某托运部三人被砍；

　　1996年春，河南新乡托运部被捣毁；

　　1996年5月，河南洛阳托运部数人遭暴打；

　　1997年冬某晚，宋留根及其手下王庆国率30多名打手，头戴清一色黄色工程防护帽，身着清一色黑色皮衣，内藏短柄猎枪、自制手枪、大砍刀、钢管等，直扑“胖建”(真名郑建平)设在市场内的托运部。“胖建”闻讯翻墙逃走。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双方各纠集打手，在郑州工人路火并，“胖建”惨败，将托运部拱手相让。

　　1998年初，某托运部不听“招呼”，从浙江柯桥托运一车布匹到郑州。车行至河南信阳，被尾随而至的宋留根的打手“黄鱼”(真名范强)追上。“黄鱼”等人将三名司机当场杀死，埋尸灭迹，布匹和卡车则就地变卖。

　　1998年7月，宋留根手下“小广”(真名张广明)、“小一”(真名徐均意)、“黄鱼”三人闯入浙江柯桥一托运部，用猎枪当场打死两名“不听话”的商人。其后担心“黄鱼”嘴松漏风，经宋留根授意，“小广”、“小一”在柯桥又将“黄鱼”杀死并碎尸。

　　1998年10月，为争夺货源，宋留根把持的浙江柯桥至郑州公路托运部与马某控制的浙江柯桥铁路托运部发生火并，双方均使用了猎枪、手枪和刀棍。殴斗中，一人死，两人重伤。垄断柯桥货源后，宋留根、马小辫便派嫡系打手“小孩”(真名李星)常年带十余人镇守柯桥。

　　……

　　而对那些不愿在其托运部运货的商户，宋更不放过，稍有不从，掀摊，恐吓，殴打，逼其就范。

　　1995年，纺织大世界残疾人商户孙志安，因没有在宋留根的托运部发货，惟一的一条腿也被打折。同年8月，布商连某因相同原因遭到暴殴。

　　记者在纺织大世界采访，商户们忆起往事，无不心有余悸。

　　到1996年下半年，宋留根彻底垄断了郑州纺织大世界的货运市场。据警方提供的材料，在纺织大世界，宋年均获利4000多万元，其成员也发展到100余人。

　　“商都”沦陷

　　郑州历为中原重镇，交通便利，商贸发达，有“商都”之称。

　　1997年，郑州获准成为中国商贸中心改革的试点城市。商贸城建设一直是其城市发展规划的重中之重。郑州有着为数众多的货物批发市场，大大小小不下几百家。而宋留根的崛起，与经济环境不无关联。

　　1995年以来，随着宋留根团伙的急剧“壮大”，郑州市大多货物批发市场的货运，如纺织大世界、二环道果品批发市场、鞋城、摩配城、光彩服装市场、敦睦路服装批发市场、银基商贸城者，有的被其彻底控制，有的则与其他团伙共同控制，几乎无一幸免。

　　一位知情人称，西站路水果批发市场的最后“失守”，标志着商城郑州的“沦陷”。

　　一个现象在郑州广为人知：在鞋城、纺织大世界等地，很多商户走了，有的迁往他处，有的彻底改行。“他们都是被打跑的”，纺织大世界一位商户这样告诉记者。

　　纺织大世界的货运在1996年年底被宋留根团伙彻底控制后，货运价格便大幅攀高。警方资料显示，浙江柯桥“中国轻纺城”至国内各主要城市布匹托运费用，根据运输距离基本维持在每公斤0.2～0.3元之间，单车运费(每车载重60吨)在1～2万元之间。但在所有的路线当中，唯独柯桥——郑州一线，行程仅1330公里，每公斤费用却为0.6元，单车运费高达3.6万元，费用竟是同等距离线路的3倍之多。仅此一项，纺织大世界每家商户每年就要比周边城市的同行多负担近4万元的托运支出。

　　据估算，纺织大世界现在每天公路运输量达15车(高峰时每天40车以上)，铁路运输每天两节车皮(每节车皮载重60吨)，仅垄断托运一项，宋留根团伙每年就获利3000万元以上。

　　而高额的卸货费用则是商户们不得不忍气吞声支付的另一笔开销。正常情况下，柯桥、广州、常熟等地进郑州的卸货费用为单车600元，单件2元，唯独宋留根垄断的卸货站，卸货费竟比正常情况下高出2.5倍。

　　市场的每一个环节，只要能赚钱，宋留根便要控制。

　　纺织大世界的三轮车运货，都由其团伙中的“三号”人物郝洪山控制，0.5元一包的运费在控制后涨至7元。盒饭生意，则由宋留根团伙的骨干刘慈恩垄断，他们强迫所有卖盒饭的小贩都要到他们那里去进货，一套围裙、帽子竟卖80元，100元的盒饭车卖到300元。光卖盒饭，每年的利润也在百万元以上。而宋留根团伙成员刘文贤，更是在市场内成立“商会”，并自封为会长，一年收保护费高达216万元。

　　恶劣的经济环境使纺织大世界生意一落千丈。资料显示，纺织大世界由1995年每年销售40多亿元，下降到2002年的10亿元，只及鼎盛时期的1/4。商户由1995年的2500多家下降到时下不足700家。

　　公司化运作

　　一位郑州警员对宋留根、马小辫、郝洪山团伙的评价不低：“虽然是打打杀杀出身，但他们并不局限于打手的水平，他们很聪明，他们深知扣着‘黑社会’的帽子是没有多大发展前途的，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罪恶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以商养黑，以黑护商。”

　　1998年10月，铁路部门试行行包专列个体承包经营。抓住这一机会是这个黑社会团伙“公司化”运作的开始——宋、马、郝三人，联手创建了“创业货运公司”。

　　创业公司成立之初，三大股东共同出资，郝洪山负责具体经营，每年向铁路部门上缴500多万元的承包费用，而其启动资金完全为郑州纺织大世界托运部垄断经营所得。

　　自公司正式运营，宋留根手下大批打手涌入，许多骨干成员摇身一变，成了公司各部门业务主管。

　　一旦有竞争对手想插手铁路行包生意，威胁、殴打、绑架，是他们铲除竞争者的惯用手段，以确保创业公司的独家垄断地位。

　　从1999年起，创业公司对铁路行包专列的独家垄断开始巨额获利，年利润达5000多万元。2000年，公司更名为“河南恒业运输有限公司”。

　　知情人告诉记者，恒业公司现已在郑州、广州等地建起30多个运输网点，遍及这些地方的各大批发市场，有正式员工近百人，相当一部分是宋留根团伙的骨干成员。一种说法是，恒业公司已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物流公司。

　　恒业公司开始肆意抬高从广州至郑州的铁路行包专列运费。郑州警方向本刊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鞋类运输，国营铁路是0.23元/公斤，恒业公司是0.7元/公斤；服装运输，国营铁路是0.24元/公斤，恒业公司是0.8元/公斤；钢材运输，国营铁路是0.2元/公斤，恒业公司是0.6元/公斤。从广州运至郑州，1800公里行程，宋留根控制的恒业公司的运费竟是国营铁路部门运费的2～3倍。

　　据警方介绍，恒业公司承包的对开行包专列郑州——广州线路的三节车皮，每天到站、出站各一次，每节车皮载重60吨，按照各类货物的运输均价0.5/公斤计算，每天收入在15万元以上。而按照恒业公司与铁路部门签定的承包合同，每公斤货物运输成本还不到0.1元，其间暴利一目了然。

　　利用这条运输线路，宋留根开始大肆走私香烟、盗版光盘、汽车，甚至贩运毒品。

　　未知的保护伞

　　宋留根的影响最终导致警方的行动。

　　从去年7月开始，郑州警方开始对宋留根团伙进行抓捕，今年6月，宋留根、马小辫、郝洪山先后归案。警方透露，至今已抓获该团伙成员100多人。

　　待宋留根团伙的种种劣行公之于众，闻者无不咋舌——众目睽睽之下，一个黑社会团伙怎么能够发展至如此之大？

　　2003年7月底8月初，本刊记者在郑州采访之时，郑州警方正在对宋等人进行突审。期间，记者在郑州市第二看守所见到审讯中的马小辫。警方称，在该团伙三大头目中，马交代问题还算较好，而宋、郝二人，根本不配合。

　　据警方介绍，在恒业公司——宋留根团伙内部，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宋留根负责控制郑州地区；“二号”人物马小辫负责控制货源地浙江“中国轻纺城”，顺带铲除竞争对手；“三号”人物郝洪山负责“官场上的事”。

　　据熟悉郝洪山的人说，郝很有心机，团伙出现的危机，一般都由他来出谋划策，疏通关系，“摆平”事端；而社会事务，如与政府机关的交往，也都是由他来搞掂。

　　据本刊记者的了解，宋留根团伙内部制定了严密的“家法帮规”，所有成员都必须听从“大哥”宋留根的安排，严禁泄密；团伙成员作案被抓，只能就事论事，不得牵涉他人，更不能泄露组织内幕；团伙成员严禁吸毒，一经发现，立即清除——在他们看来，染上毒瘾，组织秘密不保。

　　奖惩分明：按照功劳、作用的大小，成员被分为不同等级，以此计发“工资”，依照等级，每月3000、5000、8000、10000元不等。

　　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后台与靠山，恒业公司还专门从巨额黑金中抽出部分利润作为“活动经费”，多方拉拢利诱。而“他们的黑后台、保护伞，都具有一定的权势与能力”。一位警方人士说。

　　这足以佐证宋留根与马小辫在犯了命案之后何以能“进而复出”了。据“小孩”(真名李星)交代，早在1993年宋留根杀掉“小丑”被警方抓获时，一个叫“果子”(真名杜建国)的团伙成员就曾从浙江柯桥“小孩”处取走现金80万元，为宋留根“跑事”；几个月后，宋被取保。

　　办案警员告诉记者，马小辫致人死命也是事实清楚的一个案子，最后仍不了了之。

　　采访中记者明显感觉得到郑州警方办案遇到的阻力之大。一位警员说，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恒业”的保护伞涉及到一些职能部门。

　　在对宋留根、马小辫的审讯中得知，即使是在警方内部，也有“内奸”。“难怪害得弟兄们一圈圈白跑”，这位警员说。

　　宋留根之后的“商都”

　　郑州警方对宋留根团伙的定性：河南省1949年以来最大的涉黑团伙。

　　警方认为，宋留根团伙成员固定，有组织，人员分工明确，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势力范围，并采用暴力手段称霸一方，垄断市场，谋取暴利，依靠经济基础组建公司寻求保护伞——一个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对于宋留根黑社会团伙生成的原因，坊间自有议论：为什么它能茁壮成长？没有适合他们的土壤与空气，他们不会成长这么快。

　　宋留根团伙被打掉，大快郑州众商户之心，但他们也有深深的顾虑。“官方说这个案子起码会涉及到200人，但‘枪毙不过前十’。判得轻的一旦出来，实施报复咋办？”

　　郑州某商贸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者更是悲观。他在该商贸城经营多年，亲眼看着宋留根的势力如何渗入。而宋留根当初能进入这个商贸城，是被该商贸城老板主动“引进”来对付其对手的。

　　这位管理者说，为了能减少支付给宋留根等人的“好处费”，商贸城老板又先后“引入”了其他几股势力，以对宋形成制肘。而现在，即使是宋留根团伙被打掉，这个商贸城里依旧盘踞着三四伙黑势力。

　　在这位商城管理者看来，宋留根只是郑州西郊一霸，而在郑州火车站、某商贸城一带(亦即郑州市中心一带)，就轮不上宋留根了。

　　数十年来，这位管理者在这家商贸城亲眼目睹了众多黑道势力的争斗与起伏。他向记者详细描述了其间颇多细节，然后怆然感慨：

　　“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起一茬。现在宋留根这一茬去了，也许不久，新的一茬又会起来。”

　　“明星企业家”的涉黑之路

　　一个鼎鼎有名的企业家，被指为黑社会性质团伙的头目，其公司亦有黑社会化倾向。从本刊记者掌握的材料来看，不能认定曲全国有把公司“黑化”的故意，但他显然纵容了手下以黑社会性质暴力犯罪谋求利益最大化

　　本刊记者/段宇宏(发自辽宁抚顺)

　　7月22日，辽宁省抚顺市公安局对外宣布，历经18个月的侦查和追捕，涉案人员全部被抓获，“抚顺涉黑第一案”告破。

　　这一涉黑案件令人关注，是因为其“大哥”是抚顺房地产界的明星企业家、新抚区人大常委——曲全国。警方指控，他与实际操纵该团伙的“头目”冯刚相互勾结，以黑护商，以商养黑，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嫌疑。

　　抚顺警方称，这些涉案人员涉嫌黑社会组织以及杀人、强奸、绑架、伤害、敲诈勒索和非法持有、买卖、运输、制造枪支罪。当地媒体转述抚顺市公安局的说法——此案牵涉人数之多、隐藏之深、罪恶之大、影响之大、关系之复杂均为抚顺市1949年以来之最。

　　被称为这个团伙的“急先锋”的冯刚，从2001年初开始，先后网罗了50余名两劳释解人员，购买各种枪支18支，用以武装团伙成员，并且倚仗形成的黑势力在抚顺城区为非作歹，称霸一方。他们与正大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曲全国达成默契，暴力追讨债务、威逼强行拆迁。

　　7月27日，记者来到抚顺。

　　据记者的了解，抚顺市一些方面对于涉案人员是否应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存有疑义。曲全国的公司正常运作，所开发的项目也在继续进行。

　　此前，抚顺警方曾声称，因曲全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合法的企业招牌、区人大常委的头衔，致使识别此案的犯罪性质、取得犯罪证据异常艰难。

　　而从本刊记者掌握的材料来看，虽不能认定曲全国有把公司“黑化”的故意，但他显然纵容了手下人在公司运作(尤其是拆迁)中，以黑社会性质暴力手段谋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枪杀引发的“涉黑案”

　　风马牛不相及，这个词似乎更能够形容接触到曲国全与冯刚身份信息时的第一判断。

　　曲全国，抚顺市新抚区人大常委，抚顺市正大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获有中国社科院在抚顺举办的研究生班文凭。当地房地产界的明星企业家。

　　冯刚，无业游民，初中文化。先后因私藏枪支、敲诈勒索、伤害他人等罪名被多次劳教，一个流氓团伙头目。当地人眼中的“大地癞”。

　　“抚顺打黑第一案”的告破，凸显出他们关系中的诸多交汇点。

　　抚顺市公安局的指控及公布的证据称，冯刚等人打砸抢杀，绑架勒索，涉嫌众多项罪行；而曲全国涉嫌唆使冯刚等人谋杀曲妻，致其重伤，并对凶手加以包庇和资助。

　　新抚区公安分局的秘密调查显示，冯刚团伙在2002年初实力渐大，羽翼丰满，与曲全国的资助和庇护分不开。

　　曲全国在房地产开发中雇佣冯刚等人专门对付拆迁中的“钉子户”。正大公司2001年接手，现在仍在进行的棚厦地区改造工程中，曲给予冯刚等人物质奖励——“赶走住房面积60平方米以下的一户，赏5千；赶走住房面积60平方米以上的一户，赏1万”。冯刚团伙以正大公司动迁科的名义，采用恐吓和暴力手段为曲的拆迁效力，同时也利用从曲处获得的好处和庇护“发展壮大”。

　　有了经济后盾后，冯刚开始用“先进武器”武装自己，他从黑龙江以每支1千至2千的价格购入一批转轮手枪，一群打打杀杀的地痞流氓从散兵游勇变得有组织起来，在黑道上“异军突起”。2002年5月，冯刚与他人争夺地盘，在新抚区福民街对其连开数枪，将其打成重伤。

　　冯刚与曲全国这种各取所需的关系长时间内在暗处维系着，直到2002的一起枪杀案才被打破。

　　2002年5月13日中午，一伙人手持猎枪和尖刀，闯入正大公司动迁科副科长王忠彦的办室，朝王连开两枪，并将在场的潘某刺伤，然后逃之夭夭。

　　中枪的王忠彦在断气前，说出了凶手的名字——冯刚，及其团伙中的王英顺等人。

　　枪案发生前，同在正大公司动迁科效力的冯刚和王忠彦曾发生冲突，彼此都扬言要给对方以颜色。

　　警方在冯刚姐姐家中查获10余支转轮手枪，因此震动了公安部和辽宁省公安厅。

　　一系列艰难侦察的收获是，警方不仅发现了冯刚团伙打架斗殴、杀人强奸、绑架勒索等多种恶行，同时也注意到该团伙与曲全国之间的关系。

　　拆迁中的黑势力

　　棚厦区改造工程，是曲全国的正大公司正在进行的项目。据公安局介绍，该项目占地面积达4平方公里，产值逾10亿元。

　　棚厦区是指新抚区零道街至十四道街的地区，共1800户居民，房屋多数为棚户和平房，居民身份混杂。

　　这里素来以脏、乱、差闻名，是抚顺市城区改造的重点和难点。一位与曲全国有十年工作交往的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说，曲作为当地房地产界的明星企业家，接手这个项目，有点想树“形象工程”的意思。只是没想到“他会栽在这个项目上”。

　　抚顺市政府2000年专门发布的72号令——《抚顺市城市旧平房区改造房屋拆迁暂行规定》，成为正大公司实施拆迁的政策依据。但此《规定》并不能让所有的居民满意，对于各自应得的拆迁补偿的不同理解，一些居民拒绝搬迁。

　　从2001年4月改造工程开始，棚厦区部分居民陆续迁出。现在这里能看到的，是沿街遍布的巨幅广告牌，以及广告牌后正在施工的工地。

　　20余户人家死活不搬，他们的房屋零星散落在工地中。自2001年6月，这里便停水断电，这些被称为“钉子户”的人们，挑水、点蜡烛的生活已经持续了两年多。

　　在他们的回忆里，自己所遭遇到的拆迁充斥着恐吓和暴力。有人义愤，“我们随时准备跟他们拼命”；有人哀伤，“不知道谁能保护我们”。

　　“钉子户”成小琪(化名)告诉记者，2001年临近年末，不断有“地癞”模样的青年以正大公司动迁科的名义来砸门砸窗，威胁恐吓。成与他们多次发生口角，有一次甚至动了手。后来有邻居劝他，“还是小心点，这些人身上都带着枪”。

　　2002年2月19日夜里，居民潘兵九(化名)的房屋遭遇“石头雨”，肇事者乘出租车逃逸。当晚，另一伙人闯入居民刘向晖(化名)家中，强迫其搬迁，刘不从，被打得皮开肉绽。

　　此后的2月27日夜，潘兵九的房顶再次被砸，刘的老伴被吓出心脏病。当晚有十几户居民家挨个被砸，并被恐吓：“限期内必须搬走，逾期不搬就砸腿。”

　　骚扰和暴力威胁持续到2002年5月，冯刚等人枪杀王忠彦案发。

　　很多拆迁户说，他们一直在想办法讨公道，但律师不敢接案，法院不愿受理，求助媒体，也杳无音讯。

　　关于曲全国

　　曲全国出事后，熟识他的人均感到意外和震惊。

　　在曲曾任常委的新抚区人大常委会，不少人在记者面前提及他，都说“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同志”，“怎么会这样”，“无法相信”。

　　据知情人的回忆，曲全国最初是沈阳落户抚顺的知青，当年各委办局时兴搞第三产业，曲在计委下面一家企业担任领导。曲精明能干，将企业越办越好。前些年企业转制，他成为公司的大股东，“实际上公司就是他说了算”。

　　有地产业内人士说，曲在房地产界的声誉不错，曲的公司实力在抚顺业界起码要排前5名。他已进行过多个项目的开发，许多工程竣工前就在热卖中。

　　也有知情人对曲全国雇佣黑恶习势力搞拆迁不以为然，他说：“在抚顺，在沈阳，雇佣黑社会势力搞拆迁，对付‘钉子户’是平常事，只不过碰上曲全国倒楣罢了。”

　　熟悉曲全国的人说曲待人接物没有大老板的做派，在很多政府官员眼里，曲是个做事明白，遵守规则，信誉颇佳，深受信赖的企业家。

　　在成为大老板后，曲依然很朴素。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他经常带着秘书上小馆子吃面条，平时爱穿军裤和胶鞋，并且一直都自己卷烟抽。

　　在对曲的落马深感惋惜的同时，有人也作出一种判断：曲全国毁在房地产经营中，雇佣、豢养冯刚这些黑道人物以达到经济目的；他跟这些黑道分子关系拉近，却又无力或无法加以约束，与其沾染不清，最终牵连自己。

　　至于杀妻，一位与曲全国有多年工作往来的干部说，凭他对曲全国的了解，曲不会傻到派人杀自己的老婆，“也许是因为他无法离婚，很痛苦，冯刚等人为了讨得他的欢心，做出愚蠢的举动。”

　　黑社会的“公司化”路径

　　黑社会的公司化发展，绝对不是孤立的现象，打黑除恶，必须铲除其生存土壤和保护伞

　　文/龙显雷(作者为公安部第四研究所预防犯罪研究室副主任)

　　经过近两年以“打黑除恶”为龙头的“严打”整治，一批批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纷纷落入法网，举国上下拍手称快。然而在人们的欢欣里也包含着隐痛和疑惑：为什么黑社会犯罪能发展到如此猖獗的地步？为什么一些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竟可肆虐横行数年甚至十年之久？为什么为数不少的黑社会犯罪性质集团能够公开走向公司化发展的道路？

　　血腥起家

　　在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发展之初，大都经历过靠逞凶斗狠、杀人越货积累资金的血腥岁月。湖北荆州以胡世洪为首的“道仁”黑恶集团，未成气候先买枪购弹，招兵买马，胡世洪及其“军师”陈军负责幕后策划，一帮“马崽”在社会上横行霸道，称霸一方；重庆以封曼为首的黑恶集团靠一帮刑释解教人员和地痞流氓起家，以寻衅滋事、杀人抢劫、坑蒙拐骗、敲诈勒索为能事，疯狂搜刮钱财；郑州以宋留根为首的黑恶集团为收敛资金也是刀枪开路，树立“权威”。

　　据调查，大陆境内土生土长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魁首几乎都有劣迹前科。如封曼1982年因聚众斗殴被判两年徒刑，1990年因介绍妇女卖淫被劳动教养三年，这期间还因治安违法被治安处罚四次；辽宁抚顺曲全国雇佣的干将冯刚1990年因私藏枪支、1996年因敲诈勒索均被劳动教养三年，1999年因伤害他人被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他们的生命历程好像陷入了这样的怪圈：生活就是犯罪，犯罪就是生活。

　　黑社会背后都有保护伞

　　黑社会性质犯罪分子的身份如此独特，活动范围也相对固定，从不忌惮光天化日之下实施暴力，却竟能横行数年甚至上十年之久，若说当地公安政法机关事先毫无觉察，有谁相信？因此很难相信他们的背后没有各式各样的保护伞。

　　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深知“两手都要硬”：一手要心狠手辣，一手寻求“保护伞”。第一手不硬难于敛财起家，第二手不硬难于长期立足。浙江苍南以许海鸥为首的“托运部”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就设立了专门从事拉拢腐蚀干部的“公关部”，其负责人张明清对当地党政各部门的主要领导的阅历、爱好、社会关系、家庭情况烂熟于胸，一天到晚就忙于迎来送往、请吃行贿、歌舞娱乐，腐蚀了一批干部。于是乎端掉一个黑恶势力集团，往往又挖出一窝被拉下水的腐败分子。哈尔滨以“乔四”宋永佳为首的黑社会犯罪集团，竟拉起了一张牵涉近百名干部的“关系网”，其中处级干部二十余名，科级干部三十余名。

　　身为国家干部尤其是政法干部为何心甘情愿替黑社会充当“保护伞”？主要是利益驱动和情色诱惑。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编织“关系网”的手法非常原始却非常有效，主要靠钱色牵针引线。部分思想变质、品行败坏、生活堕落的干部极容易被黑社会犯罪集团的“糖衣炮弹”所俘获。而黑社会势力一经得到“保护伞”的翼护，就无异于与腐败分子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而筑起一道逃避法律制裁的屏障。

　　历史证明，罪恶的力量一经得到合法权力的翼护，就必然会形成“权威”。而“权威”——无论合法还是非法——一经形成，社会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和效力。因是之故，尽管普通群众是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直接受害者，也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接受他们制定的“行为规范”，有些人甚至还主动请黑道“摆平”自己的纠纷。2000年元旦上午，当冯刚率领十多个手下手持棍棒把不愿搬迁的三家“钉子户”的门窗玻璃砸碎后，这三户人家只得搬迁；当深圳以钟国和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一帮“马崽”端起冲锋枪把一家酒店打得稀烂后，附近一带的所有酒店就只得向钟国和购买每桶高于市场价格80元的啤酒。这种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我们既不应指责普通群众缺少与犯罪分子英勇拼搏的勇气，因为孤立的个人历来无法抗衡有组织的暴力；也不应指责普通群众缺乏与“保护伞”作斗争的主人翁精神，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公民行使民主监督权利风险之大、成本之高，确非孤立的个人或家庭所能担当。

　　公司化成为发展趋势

　　有了“保护伞”的翼护，有了普通群众默忍的社会基础，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就有了从容经营的时间和广阔发展的空间，进入公司化发展阶段。调查显示，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在聚敛了相当的血腥资金后，就开始开公司、办企业，把罪恶之手伸向经济领域。“道仁”黑社会犯罪集团在1995年成立“道仁兄弟公司”后，几经发展又成立了芙蓉酒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金鑫汽车修配有限公司、特种养殖有限公司、道仁家禽交易商行、万发贸易公司、煤炭化工原料公司、装璜装饰部等下属单位。由于一个地方的经济结构决定着一个地方的利益格局和财富流向，因此，当地什么行业、产业兴旺，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就成立相应的公司“名正言顺”地把持这些行业、产业。郑州纺织品交易繁荣，宋留根便成立了“创业货运公司”，垄断这里的运输业务，导致当地纺织品贸易一度为之萎缩。

　　由于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成立公司的目的在于以公司为平台向社会经济生活渗透，搜刮财富，它们的公司主要也就是两类：一类是从事非法经营的公司，另一类是从事垄断经营的公司。这两类公司都公开违反国家法律、商业规则、社会公德，其运作就不可能直接诉诸合法权威的保护，而习惯于根据黑道规矩来“摆平”，并在组织内部建立了这种“摆平”机制。广东中山市以黄耀满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开办的“利群典押行”，实际上是一个设局开赌的窝点。在赌场上输钱的人可以将贵重物品典给“利群典押行”。“利群典押行”设定专职人员负责“讲数”、“收数”，以确保赢家能拿到钱，输家不敢赖账。

　　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尽管披上了“公司”的合法外衣，但掩盖不了以非法的有组织暴力为后盾，追求对一定区域的社会资源的控制之社会本质。从权力结构看，黑社会犯罪集团一般都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系统，黑老大掌握绝对的权力。如浙江苍南的“托运部”黑社会犯罪集团内部规定所有重大事项由首领许海鸥决定，一般事项事后也必须上报许海鸥。许海鸥甚至对内部成员享有杀生予夺的权力。敢死队队长董明光就因不听组织指挥，被许海鸥以斗殴的名义刺死。有些黑社会犯罪集团还规定了残酷的纪律。四川资阳的“黑豹”集团的“帮规”规定：所有成员绝对服从老大的安排，加入组织后不准退出，不得泄露组织的秘密，不准背着组织干私事，因组织安排出了事，由组织负责营救，临阵脱逃的要剁掉一只手，出卖组织的杀全家。

　　从公司组织机构看，黑社会犯罪组织和职能系统与正规合法的公司颇为近似，设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业务员、会计、出纳等职位。但这些职位的职权与正规合法的公司大相径庭，职权完全与黑社会犯罪集团成员在组织中的身份地位相对应，实际上也无所谓职级编制，往往因人定岗。公司有事，整个组织的人马都可以一齐上阵，很难区分哪些人属于公司，哪些人属于组织本部。

　　打黑必须釜底抽薪

　　由此可见，实现了公司化发展的黑社会犯罪集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系统结构，有着独特的运作规则和程序，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和扩张力。只要组织结构不解体，少数成员的损失和受到经济制裁只能伤其皮毛而难于动摇其根本。它们对国家、社会和大众的危害主要不在于破坏了合法的秩序，侵犯了某些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在于它试图按自己的价值规则来规范社会秩序并以有组织的非法暴力来维持这种秩序。事实证明，当人们长期屈从这种秩序和规则后，就会养成服从的习惯。“打黑除恶”的斗争实践也已表明，尽管我们造成了强大的声势，但很多案件仍面临着发现线索难、取证难、破案难、抓捕难的困境，足见黑社会犯罪集团的公司化发展对政法工作的群众基础破坏之深。

　　一种公开的罪恶如果只是个别现象，也许可归因于工作的疏漏，但如果蔓延成普遍的社会问题，则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制度的弊端。在持续了二十年的“严打”斗争中，黑社会犯罪却出现了公司化发展的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

　　黑社会犯罪的公司化发展绝对不是孤立的现象，与整个社会环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单用严厉打击这一手，而社会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不能得到切实的落实，难免有“打不胜打”之患。现在我们强调“打黑除恶”要与铲除“保护伞”相结合，实际上就是要与开展反腐败斗争相结合，可以说找准了问题的症结，是我国社会大发展、大变革时期打击犯罪的经验总结。

　　同时还必须更进一步，要坚持反腐败斗争与加强民主监督相结合。只有普通群众能够轻松自如地行使民主监督权利，他们才能真正、普遍地从孤立无助的境遇中解放出来，黑社会犯罪集团的保护伞才能从源头上铲除，打击黑社会犯罪才能收到釜底抽薪之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