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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崔永元从荧屏悄然淡出,没有了小崔的《实话实说》有些冷清;
今年7月开始,小崔重新亮相新闻频道的《小崔说事》,节目内容和小崔带给观众新鲜和轻松的笑声;
但只要谈起《实话实说》和中国的电视,小崔很难再轻松起来
从荧屏“消失”近一年的崔永元最近重新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央视新闻频道7月5日晚10:30的《小崔说事》里,人们看到久违的崔永元多了一分恬淡,少了几分锋芒。
从去年9月份因为身体原因退出《实话实说》节目组一直到现在,崔永元大部分时间都在云南治疗他的睡眠障碍综合症。如今大病初愈且已届不惑之年的崔永元,虽然仍旧坚持打造高品位高文化含量的电视理想,但无奈已力不从心。
为什么离开《实话实说》?重新亮相新栏目崔永元发生了哪些改变?《实话实说》又将面临一个怎样的未来?一个炎热的下午,刚从哈尔滨出差回来的小崔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庸俗的娱乐节目败坏了观众的胃口,我们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了”
新闻周刊:退出《实话实说》以后一直到现在,你主要在做什么?
崔永元:一是在养病,二是在做新节目《电影传奇》。
还有就是写一部纪实文学,是解放前的一个冤案,这个案子牵扯到的人特别多,有150多人,我刚调查了一大半。
新闻周刊:为什么想到要写这么个案子?
崔永元:我觉得这个案子特别能反映我们国家建设法制的进程。从一开始没有什么法,到法制建设逐渐形成。这个案子能把它说清楚,而且特别曲折,其中人物的命运也吸引我。
新闻周刊:一直到现在,很多观众仍然在问小崔为什么要离开《实话实说》?
崔永元:我们一开始做《实话实说》的时候都特别有信心。在1998、1999年的时候《实话实说》很合我们的心意,就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在走。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干到70岁、80岁,满头银发,还在和大家说这个节目,我当时就在想这个。
后来整个电视的环境就特别不利于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出现,尤其是庸俗的低档的娱乐节目出现,我觉得它们败坏了观众的胃口,在制作的过程中逼着我们去媚俗,逼着我们去迎合观众。这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生存压力。
大概在1999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了危机。但是当时我们有办法,觉得能渡过这个危机。到了2000年,这个危机越来越严重。到了2001年,我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了。到了2002年,我们几乎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很多人因为这个就退出了,觉得没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的3个主力策划有两个都退出了。当时我知道他们退出了我就完了。
新闻周刊:最后就是身体和精神彻底垮了?
崔永元:对,我觉得就是崩溃,崩溃了。
新闻周刊:从那时候起《实话实说》的收视率开始下降?
崔永元:对。我记得当时节目组每次开会大家都是表情严肃,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们还干不干?我问的意思就是我们还要不要这样干?我们还要不要那个文化概念、文化涵义?如果纯粹搞笑小崔也会,搞得也不比他们差,我们也能减轻很多负担。但是我的这些合作者都不接受,都想坚持,这导致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新闻周刊:《实话实说》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崔永元:早间的时候我们的节目最高收视率曾经达到过百分之五点多,在全台排名第七,那是个奇迹,现在也没有人能做到这么高,对早晨的节目来说。占有率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70%,就是说在早晨7:20每100个看电视的人中有70个都在看《实话实说》,非常好。
如果不比收视率只比占有率的话我们永远排全台第二,第一《新闻联播》,第二就是《实话实说》,我们在台里评比的时候永远排在前三名。在早间的时候一直这样。
好的电视节目必须有文化含量,说到《实话实说》的未来,“希望它关门”
新闻周刊:变化从《实话实说》被调到了晚间黄金时间开始?
崔永元:是这样。从广告的角度来说,晚间黄金时段和早晨的广告价值是不一样的。早间我们收视情况最好的时候广告份额大概就是1000多万,而到了晚间即使是这样的收视率广告份额也有5000多万。所以台里的想法就是,只要是好节目都放到晚上来,可以挣更多的广告费嘛。那么在广告上是成功了,但是从节目上来说是失败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新闻周刊:这对你影响很大?
崔永元:影响非常大。过去我们的节目主要在早间播出。观众主要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这部分人我觉得他们的文化品位还是很好的。
但是,当它调到晚间播出的时候这些观众就流失了。因为这些观众要不就是年富力强正在忙或应酬的时候,要不就是已经退休开始上床睡觉了。那么这个时候面对的是相对年轻的观众,30岁、20岁、十几岁,这些观众完全被一些无聊的节目带走了。这就导致了收视率和占有率下降。结果到了晚间我们的占有率从10%到8%再到4%,就是说100个看电视的人中只有4个人在看《实话实说》了。
我认为一个追求文化层面交锋的节目放到晚间去和娱乐节目和电视剧竞争是不科学的。我们的节目多少还有一点娱乐色彩,如果把《读书时间》放在这个时段那就更完了。像这样的节目应该放在要不就很早,要不就很晚的时段,这样才可能有利于它。
新闻周刊:面对这种播出环境的变化,《实话实说》做了哪些调整?
崔永元:我们一直排斥庸俗化。因为《实话实说》是个好的品牌,它在观众心目中、在电视人的心目中、在我们自己的心目中,它的位置都是很高的,怎么也不能把《实话实说》这块牌子给弄脏了。所以如果要做一个庸俗的节目我们一定另起炉灶,再起一个名字,重干一个节目,
新闻周刊:你认为好的电视节目必须得有它的文化含量?
崔永元:对,好的电视节目必须得有。不光是谈话节目,新闻节目、娱乐节目,包括博彩节目都得有。因为这个国家缺乏现代文化,我们就要想办法传递。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听交响音乐会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鼓掌。
中国还处在现代文化的扫盲阶段,所以在中国做有文化的事情就很难,做媚俗的事情就相当容易。香港歌星到大陆来演出比在香港还火爆呢。
新闻周刊:现在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制片人,对它的未来是一种什么设想?
崔永元:挺难受的,和晶尽了最大的努力,她有她的个人特点。但是我们在竞争中的状态和位置中依然有压力。我走了,但压力没走。这些压力就一股脑都压到和晶身上了。她刚干了半年多,老了两岁。那天我还和她开玩笑说,你刚来的时候还年轻貌美呢,现在都成大姐了,她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
我昨天晚上一点多钟还在和和晶通电话,谈《实话实说》的未来。她就希望关门,重开一个节目。
新闻周刊:重开一个节目会是什么样的形态?
崔永元:这个还没有细想。因为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如果重开我们有重开的思路。
“我已经把身上的使命感、责任感都卸掉了,没有了,不要了,扛不动了”
新闻周刊:你是个很执着很追求完美的人吗?
崔永元:对。我是个很较真儿的人。
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小崔说事》是给人们带来快乐的一个节目。这种说法会和追求完美的你相矛盾吗?
崔永元:我想这是对快乐的一种不同理解。有些人赚钱是快乐、出名是快乐、住大房子是快乐、开奔驰宝马是快乐。我这个年纪的人怀旧是快乐,因为我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走了那么多弯路,幸好没有走到头。过去那么简单,现在那么进步,我们为进步高兴。
《小崔说事》现在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用的都是过去的老纪录片里的镜头,让大家看,然后请当事人给大家讲。这里面没有过多的道理,就是说事,把事说完了大家高兴就完了。
新闻周刊:你不要《实话实说》中的文化含量了?
崔永元:差异挺大的。我觉得做不到《实话实说》的那个层次。
新闻周刊:这是你事业心上的倒退吗?
崔永元:是,只能量力而行了。现在岁数大了,身体不好了,没有办法再拼了。大家都知道新闻频道里最出风头的节目就应该是新闻,就应该是现场直播,那么现在凭我的能力和条件都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情。我和他们去抢新闻抢不过他们,没有他们反应快。那么我就做旧闻,旧闻没有人和我抢,我就踏踏实实地做我的旧闻。这个节目最早的名字就叫《旧闻新说》,后来台里改成了《小崔说事》。它能不能站住脚也很难说。现在就是试验播出,一边播一边看大家的反映。
新闻周刊:你现在对《小崔说事》的评价是二流节目,不知道你对二流节目的定义是什么?
崔永元:我告诉你我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我这次重新出来带大家做节目,就是一个干活的状态,以前是干事儿的状态,是干事业。什么叫干活?干活就是完成任务,养家糊口,就这么简单。我已经把身上的使命感、责任感都卸掉了,没有了,不要了,扛不动了。再扛还得去住院。
新闻周刊:现在你觉得自己仍是个病人?
崔永元:对。我的病还没好,疗程还没结束,还要定期去看心理医生。那天沈冰访问我的时候我就和她说现在我的状态基本上就是废物利用了。我应该是在家里养病的,但是现在新闻频道开张了,我是新闻评论部的工作人员,又很缺人,我也不能不回来出一份力。
新闻周刊:那你现在是不是在以一种做娱乐节目的心态来做《小崔说事》?
崔永元:没有。娱乐节目大多都是庸俗,我们现在是用通俗的心态做节目。庸俗和通俗只差一个字,但是境界上是天壤之别。我不喜欢庸俗,我喜欢通俗。
新闻周刊:《小崔说事》在新闻频道的出现给人一种特区特办的感觉。
崔永元:我们在做样片的时候就把这个节目的样态、定位描述得很准确,一开始比这个还轻松呢,里面还有乐队演唱什么的。后来领导说新闻频道里有了乐队演唱是不是过了?我个人还是特喜欢。是现代的乐队,唱过去的歌,很有味道。现在没有了,撤掉了。
新闻周刊:无论是开始的《小崔大话》还是后来确定的《小崔说事》都直接用你的名字命题,这类直接以主持人的名字作为栏目名称的一部分的节目在中央台似乎很少,是不是拿你当一个卖点?
崔永元:我这是第三个,以前央视还有《一丹话题》和《倪萍访谈录》。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心态的流露。它是一个小崔的心态,别人要是管你叫小崔,那肯定是轻松大于敬重。
新闻周刊:现在收视率调查怎么样?
崔永元:非常好。现在只播了一期,但是在新闻频道里名列前茅。从上一周的收视率样本是0.5,平均是0.2,《小崔说事》是0.43,已经非常好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看重这个了。现在对《实话实说》我们还会每周公布收视率以及和其他节目比较的收视率,但是《小崔说事》没有。我说你们愿意看那个收视率就看,不愿意看就拉倒,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无所谓,我要让我们整个工作的过程都快乐起来。我在调整节奏、步伐和心态。
我希望我的心态调整好了之后我还能杀回去做一个严肃节目。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承受不了,有一点压力晚上就睡不着觉,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这是个很大的陷阱,我特别怕自己会陷进去”
新闻周刊:有没有想过退出电视人这一行?
崔永元:做什么?四十岁总得做点事,这个做得最顺手。
新闻周刊:做《实话实说》最后造成了你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崩溃,你认为这是你个人的原因还是节目制作机制上的原因?
崔永元:我觉得肯定是我个人的原因。因为我太较真儿。我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很轻松。我可以到处去剪彩、去走穴、去帮别人主持婚礼,可以大把大把地赚钱。房地产开盘请我去剪彩,开价都开到20万一剪子,剪一剪子够我一年的。我完全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特别简单。但是我觉得迈出这一步对我来说太艰难了,包括我很缺钱的时候我都不动这个脑筋,你很容易陷进去。
新闻周刊:你认为这是个陷阱?
崔永元:这是个很大的陷阱。我特别怕自己会陷进去,我怀疑自己在这方面有足够的自制力。我认为你剪了一剪子就想剪一百剪子,你唱了一首歌就想唱二十首,满脑子都是财源滚滚的事。
在我的家族中我赚钱赚得很多,生活条件很好。我自己有房子有汽车。但是我的哥哥、姐姐、父母至今都生活在一个贫困的状态。跟他们比我足可以了,我不能陷得更深。我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满意。
新闻周刊:据说白岩松现在在新闻频道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也常常失眠。人到中年之后身体和精神上的逐渐透支是不是央视这批主力主持人和策划人的普遍状态?
崔永元:个人情况不一样。你看小水(水均益)和敬大姐(敬一丹)工作压力也很大,但是我看他们没事。他们有排遣的方式,然后一直保持了很平和的心态。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太想出人头地了才导致这样。
我一直觉得敬大姐他们心态特别好。有的时候我心情不好去找她聊聊天,她和我说几句话我都觉得特别受启发。敬大姐也有过社会评价非常低的时候,但是她不在意,不为社会评价活着,她每次干的事都是自己喜欢干的事,宠辱不惊。
新闻周刊:在中国优秀的电视人生命周期短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崔永元:不是中国,是世界。我以前很喜欢美国的一个主持人叫温芙瑞,是个黑人女主持,做谈话节目的。那时一提名作的时候我就看她的节目,她的状态特别好。我也在报纸上读到有关她境遇的文章,比如被娱乐节目压得抬不起头来,她萌生退意等等。她同时主持一个读书节目,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关门了。最近又听到传闻说她要退出目前主持的这个节目,和她竞争的谈话节目是什么呢?是美国的垃圾谈话节目,讲三角恋爱,让第三者在现场出现,然后大打出手。
(全世界电视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只要节目收视率高、只要节目好看、只要节目赚钱就行。
在采访最后,崔永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他制作并出演的《电影传奇》已经完成了20集,明年1月将在地方电视台播出。小崔说,《电影传奇》是个特别合他心意的节目,片子的文化色彩非常浓。他要把它当作一项文化抢救工程来做,那些老电影人和电影片段将通过他的节目重现,这是他身体恢复之后最想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而他一直的理想,是做一档高品质的读书节目。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文/吴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