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是梁思成一生钟情的地方，美丽的校园不仅记载了他成长的足迹，而且留下了父亲梁启超的身影。1915年至1923年，他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八年，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长大成人。1928年从美国学成归来，虽然他最终选择到东北大学工作，但和清华的联系始终没有断掉。1931年，他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与清华的联系日趋密切。他和林徽因的朋友有很多是清华的教授，在1933-1934年，他还兼任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授建筑学。也许正是与清华之间久已存在的浓厚情结，导致他在抗战胜利后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就毅然选择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这之后，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梁思成再也没有离开过清华，一直到1972年病逝。

　　梁思成十分注意在清华建筑系的师生中树立民主的作风，努力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梁友松至今仍记得上学时的民主气氛：“那时四个年级在一个大教室里，我觉得很有好处，高年级的同学固然常到我们的图板边提意见，我们也常常对高年级的作品评头论足，言之有理也好，胡说八道也好，至少系里形成了一种学术民主、互相切磋的风气……我和比我高的四个年级的同学老混在一起，一道听梁先生和林先生讲课，听蔡方荫和侯仁之的讲座，一道跳土风舞，一道和老师们过节联欢，一道进城去游行。所以虽然在年龄和学识上有差异，但这四个年级的同学感情竟如同班一样，我后来觉得这正是梁先生施教的方式，一方面学术民主，鼓励学生表达不同意见，另一方面让大家互相影响，互相取他人之长，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一种朴质的学风?D?D不苟同、不固执也不拘泥，心胸开阔，接纳百川。”

　　作为一名学者，梁思成不仅自己胸襟坦荡，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而且将做人与做学问并重的思想充分体现在教育实践中。他要求学生要善于主动地向周围的人获取知识，要尊重别人，不断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要说真话，要有自己的观点，切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磨难，甚至家破人亡，但敢于坚持原则的初衷不变，对建筑学事业的热情始终不减，用实际行动体现了梁思成的人格与风格。

　　清华教学二十余载，梁思成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建设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的丰碑--学问大家，人格典范。

　　如今，梁思成的雕像就静静地伫立在美丽的清华园，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们在他慈祥的目光中快乐地成长，似乎梁思成又回到了清华园，回到自己的学生中间。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思成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这一时期，他在古建筑研究领域最突出的贡献当数《营造法式》(上卷)的出版。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40年代，在完成了本书部分内容的研究后，工作停顿下来。1961年，梁思成又重新着手研究工作，清华大学特地选派了楼庆西、徐伯安、郭黛??三位青年教师作为助手。研究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一年之后，完成了这部书“大木作制度”以前的文字注解和“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的图样，以及有关功限、料例部分。1963年，研究成果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定名《营造法式》。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原本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举步维艰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抛进命运的深渊，不仅学术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无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尽头。

　　善良的梁思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精心培养、视为儿女的学生们居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神恶煞般的革命小将，并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自己的师长们。“文革”开始不久，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造反派们就贴出攻击梁思成的大字报--《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在极度压抑的政治氛围中，梁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待”自己的“罪行”。但由于没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歪曲事实，他无论怎样一丝不苟地写材料，也不会被通过，只能一步一步加重“罪行”。7月的一天，已年逾六旬的梁思成被造反派们从建筑系馆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梁思成”三个字还打了一个大大的叉。梁思成踉踉跄跄地站在大门口，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直不起腰。自从1923年的车祸之后，他的腰一度要靠穿“钢背心”来支撑。其实，疼痛的又何止是身体呢？望着面前人头攒动的观看者，听着他们发出的刺耳的哄笑，梁思成眼前恍惚了。这批斗与其说是肉体上的折磨，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侮辱，是对这位正直学者一生坚持的高尚人格的粗暴践踏。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梁思成只要出门就必须挂上那块黑牌子，他在曾经熟悉但眼前陌生的清华校园中吃力地蹒跚而行。工作干不了，工资停发了，住处也被勒令一搬再搬，最后全家老少被赶到清华大学北院一间没有水暖供应的小平房中生活。这样还远未达到造反派们的目的，梁思成的家成了他们肆意查抄、勒索的“反动堡垒”。梁思成多年以来收藏的艺术珍品损失殆尽。为了保护梁思成的文稿，包括《营造法式》的稿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林洙将它们交给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贫农的善良老人，最后使这些珍贵的稿子逃脱劫难，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

　　造反派还用漫画形式批判梁思成的“罪行”。梁思成的画像脖子上挂着北京的城墙，下面写着“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这是梁思成在50年代初为保护北京古城墙而著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的一句话。大字报批判他“留恋封建社会，疯狂地反对拆除封建社会的城墙。解放前夕去美国讲学是做了一次文化掮客，卖出中国的古建筑，贩回资产阶级的腐朽建筑观和教学制度”。全文不断出现“反动之极”、“罪该万死”等等吓人的字眼。

　　一张带有归纳性的大字报将梁思成的重大“罪行”又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它的标题是“打倒国民党残查余孽、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梁思成”。这篇大字报“揭批”了梁思成的“四大罪状”：第一，梁思成在1966年接见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法国女团队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第二，梁思成在1947年代表国民政府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第三，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第四，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城市建筑指标。对于这些帽子大得惊人、处处暴露出愚昧无知、肆意颠倒是非黑白的“反动罪名”，梁思成只有默默地承受。

　　即使是在最痛苦、最屈辱的日子里，梁思成仍天真而又坚定地希望早日弄清问题，继续为党和国家的建设服务。下面这段话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表达：

　　我想，我所惟一可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识献给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没想到因此我反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罪人。

　　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国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文革”开始后的一天，梁思成和林洙整理残存的图书时，突然看到一对汉代铜虎的照片。艺术的美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梁思成，沉浸其中，并脱口而出：“你看看，眉(指林洙)，你看看多……”在“美”字就要出口之际，梁思成突然条件反射似地回到了现实中，“美”是当前犯忌讳的一个字，于是改口说：“多……多么有毒啊！”话音未落，梁思成和林洙就不禁被这不伦不类的话逗得大笑起来。这笑声中饱含的痛苦和无奈以及它所折射出来的被扭曲的时代和生活，不正是梁思成心灵创伤的真实体现吗？

　　无休止的批斗使梁思成的健康迅速恶化，清华大学医院又拒绝为他治病，最后几经辗转，才在北医三院得到治疗。1968年11月，周总理直接过问了他的情况后，转到北京医院继续治疗。

　　1969年1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加上北京市的六个工厂，被列为运动的重点，“六厂二校”成为全国的样板。在由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圈阅的清华大学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文件中，梁思成作为建筑学反动权威，被认为用处不大，“养起来”，留作反面教员。虽然不久以后，梁思成被恢复了党籍，但他却彻底沉默了。对梁思成来说，“建筑”是他的全部生命，他满心希望通过批判找出自身的不足，然后再全身心地为党和国家服务，并因此而保持着精神上的动力。但从此以后，他的精神支柱几乎完全崩溃了。他迫切希望找到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什么是“无产阶级建筑观”的答案，但他始终也未能如愿。在精神的极度苦闷中，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这位一生都在追求科学的建筑大师，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热切地盼望着自己的同事和学生们能来和他一同探讨革命的学术问题，以澄清认识，改造自我。但就像林洙记忆中的那样，“他病房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传达室里”，很少有人光顾。

　　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筑学宗师梁思成，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的爱恨清华。

　　(来源：《中华文摘》6月号，原摘自《百年家族--梁启超》，文/胡志刚 李喜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