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20日电 今年是中国扩招后的第一个毕业生高峰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从2002年的145万增加到创纪录的212万，这使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更加凸显，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应该如何看待大学生毕业就业难这一现象？科技日报采访了四位专家，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冷静看待就业难

　　“我们要冷静看待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研究员对记者说，“这种情况应当说是正常的。”

　　李培林指出，就业紧张将是我国今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面临的主要问题。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本、技术密集化，近些年来就业的弹性系数不断降低，经济增长能够带动的就业人数有所下降，再加上国有企业改革、老工业基地改造、工资的刚性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就业紧张的局面不会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以前就业的紧张局面所影响的只是文化层次较低的人员。从2002年以来，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方面，这是由于前几年扩招的大学生，如今到了毕业的时候，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的年度供给量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增加；另一方面，人才市场的竞争比以前更加激烈，用人单位对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

　　这位前几年积极推动大学扩招的学者表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当上大学成为基本的职业前教育时，大学毕业生甚至博士生找不到工作或被迫改行的事也时常发生。

　　他说：“大学生在过去的就业条件下烘托出的就业期望，从现在的情况看可能就太高了。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生占全国适龄人口的比例一直很少，大学生的‘牌子’本身就是就业的入门证。随着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不断增加，毕业生能否就业、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还取决于所在大学、所学专业、计算机和英语是否好、有无实践经验和能力等各种因素。李培林认为，大学毕业生都要求去高待遇的单位是不可能的，也不要期望‘一锤定终身’，主要还应该选择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发展的单位。

　　李培林认为：“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在教育领域比较严重。按照社会学理论，人们在寻找就业岗位时，人力资本会起到很大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找工作就越容易，得到的工资水平会更高。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是大学招收的学生并不是完全依据市场的实际需要，大学的教育内容与社会的需求相脱节。

　　结构性矛盾突出

　　“结构性矛盾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突出矛盾，”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陈基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基于此，我们应该帮助毕业生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对自己进行准确定位。”

　　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东西部地区之间、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差距较大，毕业生选择就业区域时，过度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等热点地区，造成这些地区的就业压力明显增加。其次，毕业生都希望选择条件较好的用人单位。

　　据报道，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谢维和对毕业生就业进行的多年跟踪调查显示，70%的毕业生希望留在北京等直辖市和沿海开放地区，近60%的毕业生希望到国家机关和三资企业工作；65%以上的毕业生期望工资达到2000元以上，31%左右的毕业生期望在3000元以上，20%的毕业生期望在4000元以上；自己认识到应该调整就业观念和期望的只有28%。

　　在前几年大学毕业生供求矛盾不突出时，学生选择单位的余地较大，用人单位的竞争比较激烈，毕业生基本上能够找到理想的单位。从2002年开始，毕业生的供给数量增多，而条件好的单位需要毕业生的数量没有大幅度增加，这些用人单位的要求更高、主动权也更大，毕业生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学生的就业压力增大。陈基和说，如果毕业生在选择职业时，能够对自己准确定位，不过分集中于热点地区和优势单位，兼顾那些真正需要人才的西部地区和基层单位，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特点的就业岗位，整体就业压力就不会过于突出。

　　毕业生现在的价值定位基本上是根据以前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为参照目标，这不是科学的定位方法。因为每个毕业生的特点不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陈基和强调，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社会经验不足，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准确定位，自己的实际能力可能与期望值不符，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

　　他认为，随着人才需求市场的逐步发展，人才市场的区分会进一步细化，对每类职位、每类工种的要求会越来越精细；不同行业和单位对毕业生技能的需求更加明确。同时，经过适应和调整，毕业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特点和社会的需要对自己准确定位，做好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储备，选择合适的就业岗位。届时，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竞争将会逐步走向有序状态。

　　逐步调整就业观

　　“这几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和期望值一直在不断调整，今年的毕业生比往年更加务实”北京市人事局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陆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悉：2001年，北京地区毕业本专科生人数为3.6万，北京市人事局统计的有效就业岗位为3.8万；2002年，毕业生人数为5万多，统计的有效就业岗位为3.9万。今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比2002年增加30%，本专科毕业生总数为8.1万人，目前纳入统计渠道的有效就业岗位为4.6万。陆林认为，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较大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毕业生人数的增长速度。非典因素延迟了学生办理手续的过程，但对毕业生的总体就业形势影响不是很大。

　　陆林说：“自2000年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发生很大变化，现实情况对毕业生原有的就业观和期望值产生很大冲击，这几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和期望值一直在不断调整。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比往年更加务实，”他说，“2000年前，IT行业本科毕业生的预期月收入为4000元左右，研究生为6000元；今年本科生可以接受的月收入为2000-3000元，研究生为3000-4000元。”

　　陆林介绍，从近几年北京地区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就业的毕业生一直占主流；十分之一的毕业生选择出国、攻读硕士和博士；五分之一左右的毕业生没有办理有关手续，属于“隐性就业”，真正完全没有就业的人数很少。据分析，造成部分毕业生隐性就业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一些学生暂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单位，先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以积累经验；第二，虽然一些毕业生找到了收入较高的工作单位，但这些单位不能接受档案；第三，部分毕业生由于特殊的原因自谋职业，大多数也都不办理手续。

　　2000年以来，经济建设领域已经成为北京地区接受毕业生的主要领域。陆林预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民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并走向规范，以及毕业生就业观念的进一步调整，今后民营企业将成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领域。

　　大众教育新要求

　　“我们没有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要求，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深层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王英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马丁·特罗的理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能容纳适龄人口15%以内的为精英化教育阶段；能容纳适龄人口15-50%的为大众化教育阶段；能容纳适龄人口50%以上的为普及化教育阶段。2002年我国高等院校的毛入学率已经突破15%，教育部门认为这标志着我国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

　　王英杰指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并不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招收的文理科大学生尤其是文科学生过多，而社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不大，他们毕业后的就业非常困难。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大学的招生数量急剧增加，这些学生毕业时正好遇到美国经济的低潮期，就业问题也十分突出。

　　他认为，在大众化教育阶段，高校、用人单位、家长和大学生都需要适应新的要求。高校不仅在发展规模、招生数量上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法等方面发生质的变化。既要培养精英人才，也要培养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层次需要的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教学手段、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所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都也应该是多样化的，他们的口径更宽、适应面更广。我国的高等院校正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但是建立一种比较完善的机制，真正适应这种变化仍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也应该更加客观。在大众化阶段，大学教育仅仅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学生进入用人单位是新的教育阶段的开始，真正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必须有一个过程，需要更加专门化的职业训练。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不能奢望毕业生既有技能又有丰富经验，需要有对他们进行继续教育的各种准备。

　　家长和学生的期望应该更加务实。在精英教育阶段，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都比较理想，家长和学生的期望值一直都很高。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很多行业的用人标准也相应提高，社会能够提供的精英就业岗位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毕业生必须接受大众化的就业岗位，不能进入他们以前所期望的精英岗位。对此，家长、学生都应该不断调整心态和期望。

　　王英杰分析，我国高等院校的毛入学率刚刚达到从精英化阶段迈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最低线，全社会对大众化教育阶段的本质要求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一方面，高等院校没有适应新的要求，真正依据市场对人才的不同需求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即使设置了一些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但都非常仓促，甚至有些专业是受利益驱动而设置的，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并不能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用人单位、家长和学生也没有适应新的要求，对大学毕业生的价值预期仍然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其结果是，许多毕业生将就业目光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以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于条件较好的大公司、大企业，而真正需要人才的不发达地区和基层单位缺乏人才，造成人才的相对过剩。他说，“随着全社会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适应，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将会逐渐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