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身上，鲜见空诸依傍、独往独来的狂狷之气。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自由思想寡淡，而且创造力先天不足。由此写出的作品、出版的书刊，自然少了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独立意志，至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抗争精神，更是付之阙如。因此，自身免疫力匮乏的一些作家，便往往在商品经济的压力下，动辄集体发烧，迷失在颂圣与趣味的文学泥潭中不能自拔。中国作家这种类似非典症状的头脑发热，正在逐渐扼杀着直面现实的文学天职。

　　细究当代作家的非典病史，头脑发热的情况可谓屡见不鲜。“文革”之前的中国作家，奉专事颂圣的“现实主义”传统为圭臬，以塑造高大全的人物为己任，由此为当代文坛贡献了一大批和真实生活无关的“非典型性”人物。至于后来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80年代的作家们，出于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偏执狂似的热爱，结果总是在照猫画虎的“借鉴”中，用故作高深的哲学意念替代了对国人现实生活的描写。而今天的文坛，我以为，在对所谓的文学个性化的追求中，有点像是一个非典疫情肆虐的场所。

　　既是追求创作个性，当然就以偏离文学的典型化为前提。故当代文学的非典症状，首先就是对典型人物的遗弃。或许冠状病毒的杀伤力太大，那些抱病在身的作家们，已经浑然不知塑造典型人物乃文学的本分之一。他们总体上属于自恋的一群，除了自己的经历，压根儿不管世上其他人的生活。他们总是沉溺于自己的世界，对自身趣味不厌其烦的描写最终导致了文学的狭隘：他们把笔下所有的人物都写成了《水浒》里的“没面目”，既无个性，更无代表性。如果读者希望在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中国人的普遍命运，则无异于缘木求鱼。须知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用一个个典型人物的生命故事，诉说着我们民族困顿而又伟大的灵魂秘史。而今天的文坛，却用一地鸡毛的私人叙事，将能够象征我们普遍命运的典型人物驱逐出了文学世界。

　　当代文学的非典症状之二，是对文学典型形式的篡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作家们越来越将小说写得不像小说、诗歌不像诗歌。以小说为例，谁都知道故事是小说的灵魂，但今天的某些小说家，却打着在各类文体中自由穿行的旗号，剥夺了小说的故事内核。于是，读者便不得不在那些非小说的小说面前，陷入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阅读困境。大概许多人读了一辈子的小说，突然会有一天连小说是什么都会产生怀疑，其肇因就是那些故意和小说的典型形式过不去的作家。眼下便有现成的例子，洪峰的新作《去明天的路上》，把一个农村青年暗恋城市少女的悲剧故事和艾森豪威尔的生平放在一起进行叙述，结果自始至终也没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书里的某个部分像寓言，某个部分是话剧，某个部分像人物传记，什么都有点像，可就是不太像小说。这种意念飘忽不定、表达左右支绌的小说，只能说明今天的小说家们，已经在当代文学的非典症状中，陷入了思维无序的极度危机。

　　必须提醒那些执迷于非典型写作的作家，中国当代文坛的痼疾之一，便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遗弃———那些深扎于大地之中的人道关怀，以及正视现实苦难的忧患意识已成明日黄花。今天的作家，只有放下琐碎无聊的一己悲欢，拒绝装神弄鬼的标新立异，才会有资格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间喜剧”的转述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叶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