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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年初制定的宏观调控计划，中国今年新增就业量应在800万左右，但以SARS影响中国GDP增长0.5到2个百分点来算，全年新增就业岗位将减少约130万到530万，也就是说，年初计划新增就业量最多可能会有一半以上因为这场危机而损失掉

　　围绕SARS危机对就业造成的冲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公布失业新标准后，对此进行了研讨。

　　专家的观点是：SARS危机对短期就业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场危机最多有可能使今年预计的新增就业量减少一半，它触痛了中国目前就业制度的薄弱之处；但从改革的角度看，这也提供了推进劳动力市场化的契机。

　　一半新增就业量可能化为乌有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日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中国就业增长一个主要渠道是自主灵活就业，其主要部门是中小企业、非公有经济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这些非单位就业或非正规的隐性就业，这两年来已占到全部就业人数的38%。

　　非正规就业人群的构成，一是城镇下岗者，二是广泛的农民工。吸纳这些非正规就业大军的是交通、批发、零售、餐饮、社会服务等领域，过去几年里，这些部门是中国就业增长的“独一无二的源泉”。

　　而SARS影响的恰恰是这些部门。

　　许多地方的餐饮业、商贸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乃至金融保险业等都已经发生停业与裁员的现象。很多农民工不得不逃离城市返乡。

　　蔡日方在北京和平里街道进行调查，发现了在基本上未因SARS影响而停工的建筑业和制造业领域，农民工离城返乡的极少，其比例远远低于请假的城市职工。而在大量因SARS停业的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农民工不得不大批量地离京返乡。

　　按照年初制定的宏观调控计划，中国今年新增就业量应在800万左右。据蔡日方的综合测算，按SARS影响中国GDP增长0.5到2个百分点来算，全年新增就业岗位将减少约130万到530万。也就是说，计划新增就业量最多会有一半以上因为这场危机而损失掉。

　　但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指出，整体而言，SARS危机减少的只是就业时间而并非就业岗位，在危机过后，经济会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并很快带来就业复苏。

　　郑功成认为，针对目前因SARS导致的失业率上升情形，政府应当在全面落实国家已有的促进就业政策的同时，进一步运用财政税收政策来推动就业增长，包括开展公共设施建设、补贴公共服务业的发展、将SARS视为自然灾害减免疫情严重的单位的税收等等，均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

　　他认为，如果国家财政因SARS导致增支减收而难以承受，可以发行一部分特种国债，将这一不确定的灾害所带来的后果在2～3年内消化，同时还可以像1998年那样，扩大彩票的发行规模，以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业等。

　　失业新定义鼓励自主就业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近公布了失业人员的新标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新标准将失业人员定义为：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工作能力，无业且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员。

　　按照新标准，“就业人员”指男16～60岁、女16～55岁的法定劳动年龄内，从事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取得合法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其中劳动报酬达到和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为充分就业；劳动时间少于法定工作时间，且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本人愿意从事更多工作的，为“不充分就业”。

　　蔡指出，尽管中国劳动部门调整失业定义是一件计划中的事，但它对于抵挡SARS带来的就业冲击却有着现实的作用。

　　作为就业增长主体的隐性就业人群中，无论是城镇下岗职工还是外来民工，其共同特征一是不稳定，二是收入低就业不充分，三是社会保障没有包容到他们。他们都不愿向政府说出自己的真实就业情况，政府很难使这方面的信息明朗化。

　　然而，新政策传达的信息是：你有就业，但收入达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线，说出来后，政府仍然承认你失业，你还可享受低保和失业待遇。

　　这种措施一方面使人们的就业状况明朗化，一方面鼓励了积极寻求灵活就业。“国家的意思很明确，既要保护人们自主就业的积极性，也要保证人们的收入。”蔡日方说。

　　再给户籍改革一次机会

　　蔡日方还指出，城乡医疗保障和劳动力市场的非统一性，在危机这个显微镜下被迅速放大。因此，SARS危机应当成为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由此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契机。

　　中国新的失业定义使农民工进入失业保障成为可能。但蔡日方认为，理论上说，完全的高度流动的人群，是很难被纳入到一个城市的最低保障体系的，今后当然要朝这个方向变，但当前最重要的是能否让这群人在城市里稳定下来，成为这个城市的永久居民。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所副所长杨宜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SARS危机和失业新定义的出台，应当是中国推行劳动就业保障属地化管理的契机。

　　但他担心说，由于新定义没有做出详细明确的规定，各地政府在操作上会有很大的弹性，尤其在涉及到外来人口和农民工的管理和失业保障上，一定时期内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各地政府的自觉性。

　　在杨宜勇看来，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很难想象城市政府会主动自觉承担外来工的失业保障，地方与地方之间围绕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扯皮现象难于避免。

　　一部分认同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想法并不现实，把农民纳入到社保体系来，惟一的办法是把农民变成非农民，当农民变成少数时，保障问题就好解决了。

　　事实上，进城农民工的失业率非常低，由于他们对工资要求低，理论上讲没有失业。但基本保障的缺乏，使他们在危机来临和失去工作时，只能选择逃离，从而造成疫情的扩散蔓延。

　　尽管从理论上讲，农村是没有失业的，但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过低和普遍的就业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均GDP的提高，必须先把农民收入提上来。所以学者们认为，在总结和应对SARS危机的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快户籍改革。

　　“这是我们奔向全面小康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不妨把SARS危机视为一次检讨和反省的契机。”蔡日方说。(作者：胡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