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21日电 最新一期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刊载专家文章称，我国高等教育应走外延式发展道路。

　　文章指出，国际教育界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变化作为标准，将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的阶段，确定15%以下为精英阶段，15%—49%为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普及阶段。2001年，我国政府制定的十五教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积极发展高等教育”。2002年，我国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5%左右。今后，高等教育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可以说，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将是21世纪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如何完成新世纪的宏伟目标，是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是否应走大众化道路的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就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论争。无休止的争论使我国在制定七五、八五、九五教育规划中，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始终未能有明确的量化指标，导致在高等教育的实践中，几次出现规模上的大起大落。反对意见大致如下：其一，我国经济发展还不够快，教育经费有限，大众化属于一种超前行为；其二，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会造成社会不平等；其三，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结果，会造成大量大学毕业生过剩，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从表面上看，上述意见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时，就不难发现其经不起推敲。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既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又受到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在分析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时指出：“美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不取决于政府的规划或政策，而取决于社会对中等后教育的需求和关于中等后教育机构的入学标准及学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出现了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消费的强劲需求，这在发达地区表现得非常明显。抑制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需求，使其与不发达地区保持同等的发展水平，并不能体现教育公平。我国是一个地区、城乡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这种状况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存在。根据不同的地区、城乡发展水平，制定有弹性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才是一种明智之举。

　　印度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对我国极具借鉴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印度高等教育进行了较大的规模扩张，并引发了一系列改革的阵痛，最为明显的是许多大学生毕业后难以就业。针对这一状况，当时我国的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应走印度的高等教育之路。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始终作为反面教材呈现在我国教育界面前。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印度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软件产业的崛起，引起了人们对印度模式的重新反思。人们发现，正是印度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后来的经济腾飞储备了大量人才。尽管当时这些人才由于在国内没有很好的发展空间而纷纷出国，但是，十几年后，他们重返国内，给印度带回了技术和经济的优势。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来看，社会与居民个人的教育投资有相当大的潜力。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1997》显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居民消费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第一个转折点。这时，食品消费比例下降，教育服务消费比例上升。与此同时，尽管我国政府从1998年以来进行七次银行降息，但目前个人储蓄仍高达80000亿元。有经济学家分析，我国目前的各种消费市场基本上都是买方市场，只有教育是卖方市场。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卖方市场现象，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这是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最有力的基础。

　　二

　　自从大众化理论产生以来，各国都进行着不同的大众化实践。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教育传统背景不同，这种实践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教育大国，对于大众化道路的选择更有其特殊性。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高校生均规模很小，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公立高校。80年代末期，在有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高等教育确定了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改革思路。所谓“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是指通过挖掘原有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潜力来扩大高等教育的容量。这种扩展方式也可称之为体制内扩张。经过近10年的改革和调整，“内涵式发展”初见成效。我国高校的生均规模已从80年代末期的2000人左右上升到6000人左右。在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校生均规模都已达到万人，并出现了一些几万人的巨型大学。时至今日，“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已使公立高校系统资源全面紧张，办学条件不足的状况日趋明显，教育部制定的高校设置标准的许多指标一再被突破，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忧。北京大学等重点高校已经明确宣布，为了保证教育质量，今后不再进行规模扩张。这说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目标已不可能通过体制内扩张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应该调整发展战略，走“外延式发展”的道路。

　　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战略，就是指在原有高等教育系统外部，建立新的高等教育体系和结构，这种新的高等教育系统在价值取向、功能、定位等方面均区别于精英教育系统。例如，美国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建立起来的社区学院就属于新的高等教育系统。英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建立起来的多科技术学院体系也属于这一范畴。这样，大众化对我国而言，既是实现高等教育发展量化指标的过程，更是利用此次契机，进行高等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

　　三

　　实施“外延式发展”战略，就要求高等教育在体制上实现重大突破。高等教育体制大致涉及到三个层面，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经过几年的大力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已初步完成，但办学体制的调整不大。外延发展的核心是办学体制的突破。因为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势必带来投资体制的多元化，投资体制的多元化势必促进办学体制的多元化。中国高等教育过去发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与办学经费不足有关，而高等教育办学经费不足，既与政府投入不足有关，又与办学体制单一紧密相联。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开始有所突破，例如出现了民办高等教育、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国内外合作办学、大学园区、教育集团等新的办学模式。这些新的办学模式都属于外延发展的范畴。实践证明，这些利用市场机制形成的新兴办学模式给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入世之后，外国教育资源的介入同样会对现有的办学体制提出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投资热潮的兴起。这就为我国在总体上实施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基础。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无论采取何种发展模式，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只能由政府来完成，政府对高等教育资源的“控制和垄断”，只能在“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上运转。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属性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在观念上已经发生了转变，加之教育成本分担和缴费上学的实践，已经使人们认识到，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接受高等教育是需要成本的，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后的收益将会大于成本。

　　因此，在现有条件下，要想有效地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只能通过大学制度的创新，增强高等教育体制的弹性及其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承受能力。这就要求国家和政府针对新的现实，对高等教育进行新的制度性安排。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对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办学体制进行改革，实现大学制度的创新，从而确保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能顺利有效进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适应精英教育的制度性体系。这种制度性体系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路径有着本质的差异。要打破这种业已形成的制度性体系，必须借助于高等教育外部的力量，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市场力量重新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因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一方面，政府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要转变教育观念，在一定范围内，把高等教育的改革放到市场中去运行，经受市场的检验和挑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以市场和民办机制运作为新生力量的高教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揭示了走“外延式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我们相信，只要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调控，多种形式办学的格局会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

　　(作者：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