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于8月4日晚9时回到北京，当火车驶入车站时，我看到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我们上了小轿车，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向妈妈叙述我在上海的情况，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可是，我感到我的话很少得到回应。我觉察到妈妈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复会后有什么变故？我心里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回到家，我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妈妈坐在我对面，神情略显困顿，凝神的目光显示出她在掂量如何开始同我的谈话。这气氛令人难耐。

　　终于妈妈先开了口，她语气沉重地说：“祖林！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尽管我已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但这几句话仍有如晴空霹雳。我惊呆了，想说却说不出话来，思想似乎都凝滞了。

　　妈妈继续说：“我已经在会上做了检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检讨。但是被斥为‘态度不老实’，说我的态度是‘欺党太甚’，‘欺人太甚’。我是处在被斗争的地位，事实上现在是棍棒齐下，责骂、讽刺、挖苦，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会上把对我的不满发泄无余。”我听着这一切，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直压得透不过气来。

　　妈妈转而向我：“现在谈谈你吧！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她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说出了这几句话。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错误，说出与党不一致的话来。

　　她又说：“你也可以相信我，你这次回来以后，我向你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她克制着自己，但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夜气如磐，令人窒息。我几乎彻夜未眠，思绪有如波涛，起伏翻腾不已。

　　我属于政治上早熟的这一类人，也就是较早地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未满17岁时入党。这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成长，接受党的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我也较早地接触到政治运动，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我的同学中有70多人先后被“抢救”成了“特务”。后来，全部平反了。由此，我体验到了政治运动中也有搞错人，冤屈人的事情，初步认识到，凡事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也应该独立思考。

　　8月5日下午，作协党总支通知我去谈话。我步入王府井大街64号全国文联作协大楼，就见赫赫十几张大字报贴满了门厅周围的墙壁，在“丁玲”前面冠以菜碗般大的“反党分子”头衔，楼梯两侧也无一例外地贴满了这样的大字报。我顿时感受到这场斗争的气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大字报这种形式，我真正地为妈妈的处境担忧了。

　　在总支书记办公室里，总支书记黎辛招呼我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同他的办公桌拼拢的另一张桌前坐着一位三十几岁的女同志，面前放着一叠纸和一支笔，看来是打算做记录。黎辛首先概要地说了1955年作协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主要事实，肯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然后说了妈妈在这之后“翻案”和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事。最后，他向我说了两点：“一，希望你相信党，相信党对你母亲开展的斗争是正确的，站在党的立场一边；二，现在党还在挽救她，通过斗争来挽救她，希望你同党一起来挽救她。”我向她表示：“我相信党，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认识她的问题。”我只能做出这样的表示，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女同志发话了，她说：“你刚才表示愿意同党站在一起，那么你对你母亲的反党言论与行为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说：“我去苏联学习4年，出国前在东北，也只是学校放假时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对她工作方面的情况不了解。”

　　回到家，我向妈妈说了方才谈话的情况。这时，妈妈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学校去吧！你呆在这里，只会一步步地被牵进去。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会寻短见的。”她的语气中透出些许急切。

　　我改变了留在北京陪伴妈妈一些时日的打算，决定提前返回苏联，就把车票的日期改订为8月11日。

　　这天下午，妈妈去作协参加党组扩大会。直到吃晚饭时，妈妈才回来。她进门后，只说了一句：“头疼，我休息一下。”就回房躺到了床。妈妈告诉我：“刘白羽要见你，他要你明天上午10点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的作家协会，邵荃麟是党组书记，刘白羽是党组副书记。

　　7日上午，我准时走进了刘白羽的办公室。

　　刘白羽说的大意是：你母亲1933年5月，因冯达叛变而被捕。被捕后，最初几个月对敌人是作过斗争的，但后来屈服了。她向敌人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她交待是一个条子，内容是：“因误会被捕，在南京未受虐待，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在于是条子还是自首书，问题在内容，仅从这个内容来看就是自首变节行为。

　　刘白羽最后说：“考虑到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找你来谈谈，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看法。至于你嘛，你父亲是胡也频烈士，对于你的父亲，我们都是很敬仰的。”他谈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我注意地听着，心中骇然。

　　回来后，我走进家门，步入客厅，沉重地坐落在沙发上。这三日，噩梦般的事情接踵而来，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处于惊疑交集的状况，加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极度的疲惫，正想暂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会儿，不料邮差送来报纸。我随手翻开《人民日报》，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标题：“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三天以来的感受，不能说我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当它来到我面前时，我仍感到震惊，心不停地在颤栗。

　　很快妈妈也看见了报纸。她有些慌乱，一边用手揩拭着流淌着的眼泪，一边开口想说什么，但泣不成声。待妈妈稍稍平息了激动的情绪，我向她说了刘白羽谈的一些内容。

　　妈妈说：“我要向你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情况，我以前都向组织谈过。在延安时我是这样说的，中宣部专门小组审查这段历史时，也是这样说的。专门小组的调查结论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错误’。我对这个结论提出保留意见。现在他们没有拿出新的根据，反而加重说我‘自首变节’，并且在报纸上公布，这我又有什么办法……写那张条子是徐恩曾通过冯达之口告诉我，说他们逮捕我引起了一些麻烦，社会舆论抗议，外国人也不满，因是在租界抓的我，侵犯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说如果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表示是因误会被捕，愿归隐养母，就可放我回湖南。我想，如果真让我回湖南，我总会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的。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但他们食言，我骂他们不讲信用，他们也不理睬，囚禁依旧。”

　　她说：“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妈妈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讲了她在囚禁中，曾自尽明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对党的忠贞的情节。我听来心里非常地难受，眼泪一阵阵夺眶而出。

　　下午，妈妈从作协开会回来后，又同我谈了回苏联去的问题。她说：“你还是改乘飞机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这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转正的。”

　　我说：“若改乘飞机，要花好大一笔钱啊！我乘火车走，是无须妈妈花钱的，我在列宁格勒已买了双程往返的车票。”妈妈说：“现在这情况，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11日，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了，妈妈卧室的灯也亮了。不一会，司机老王来了。

　　还在我吃早餐的时候，妈妈就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的一只单人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我极力克制着心里的悲伤，走到妈妈跟前说：“妈妈！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妈妈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我一只腿跪了下去，头伏在妈妈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泪倾注而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过了好一会，我抬起头来，见妈妈脸上流淌着一行行的眼泪。妈妈松开了双臂，我趁势把她扶了起来。妈妈刚一站定，就扑向我，紧紧地拥抱着我，好像一松开就会永远失去似的。妈妈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喊着：“儿子！我的儿子！”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妈妈终于松开了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双臂。我说声：“妈妈！我走了。我爱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地望了妈妈一眼，见她无力地倚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来源：《中华文摘》2003年5月号，原摘编自《左右说丁玲》，文／蒋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