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野火集》蜚声华人世界的作家龙应台，三年前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在政治丛林中驰骋了三年零三个月零三天，而今已五十一岁的龙应台全身退出政坛。卸任后的她将做些什么?近日台北媒体采访了龙应台，听她畅谈官场体验与未来人生规划。

　　立功比立言更难

　　“我以前是立言者，认为立言是天下第一等重要的事情，这三年的官场经历让我知道了立功要比立言困难十倍、百倍。”龙应台一如她直爽的性格，开门见山地谈了她的官场感受。

　　三年前，台北市长马英九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力邀龙应台出任文化局长，马英九认为龙应台常年旅居欧洲，并在欧洲各国发表评论，是少数能表达华人意见的论述者，希望借助龙应台的国际观点打造台北，使之跻身国际文化都市。令同行出乎意料的是，龙应台竟然答应下来。“老实说，当时太天真，不知道立功比立言难上百倍。”

　　龙应台确实想得太简单了。面对政治领域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既对文化产业缺乏应有的认识和了解，又没有经营管理城市经验与经历，这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让龙应台等于是在荒蛮中披荆斩棘。三年中她从早忙到晚，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身心极其疲惫与艰辛，对她的体力挑战到达了极限。

　　那么，龙应台对当初的选择后悔了吗?

　　“有人会问我，当时市长把这些困难全告诉我，我是不是就不来了?恐怕也不见得。有些过程是非过不可。而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好奇心。”龙应台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进入体制，进入权力机构，否则无法从内部去改革体制。但知识分子一旦进入了体制，就停止了他本来的“知识分子”身份。她很清楚创作和做事是两回事，而后者更富有挑战性。

　　市长官邸对外开放

　　龙应台在这三年里确实做了不少事。她刚上任，首先建立以市民为中心的理念。文化局采取的所有措施都紧紧围绕着市民。她告诉同仁：我们负责的对象不是市长，我们更不是市长的宣传机构，文化局坚持提市民的文化权力如何被照顾。在龙应台的带动下，他们提出了“文化就在巷子里”的口号，把艺术精品带到广场、带到公园，让那些一辈子都不会买票进音乐厅的市民和孩子去看表演，让艺术进入底层的市民生活圈里。

　　九二一大地震发生四天后，台北市文化局在大安森林公园举办了一场交响音乐会，那天演出结束后，所有的人是含着眼泪离开的。龙应台说：“音乐在那天晚上扮演的就是治疗人们心灵伤痕的角色，这就是文化的重要。”

　　文化正日益走进每一个市民。龙应台说：“我要把文化从边缘带到核心。”原本大门深锁的市长官邸对外开放了，现在市民已经很习惯去那里听一场诗歌朗诵会，在美好的庭院里喝一杯清茶。短短三年之间，总共有二十个类似的政府机构对市民开放。

　　让台北深层的文化魅力一个个放出光芒是龙应台一直追寻的目标，在她的筹划下，台北的文化景观真的变了。从官邸艺文沙龙、当代艺术馆、国际艺术村、红楼剧场、台北之家，到开放钱穆故居、林语堂故居，甚至把严家淦故居、蒋中正宋美龄故居都变成法定古镇。再从台北国际诗歌节、传统艺术节，到台北音乐季、儿童艺术节，每一个场所、每一次活动都蕴含着台北人原有的历史记忆和对未来的热切憧憬。难怪市长马英九说：“人们原本担心她太‘国际’，三年后却发现，她的努力全都根植于台北这片本土上。”

　　毁坏树木工程坚决反对

　　龙应台还为台北市掀起一场“全民绿色革命”。过去市府规定，凡是新建道路、新建楼房有“挡道”的树木，公务单位或民间开发商有直接砍伐的权利。龙应台看到，在都市日益更新的今天，树木被砍、绿色渐少，十分心疼。在她的倡议下，经过文化局同仁的努力，“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终于在去年底获得市议会审议通过，凡是树胸直径零点八公尺以上、树高十五公尺以上都是市府保护的树木。

　　所有工程若以毁坏树木作为代价，龙应台一定坚决反对，并下令增加预算、重新设计。这就是龙应台做事的风格，她认为对的、应当做的，她会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龙应台对绿色资源的重视与执着，使台北变得更漂亮了。她在接到市民的大量来信中，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台北不一样了。”

　　最让业内人士推崇的是，龙应台运用了个人关系的“明星效应”为台北市的文化建设，争取了超过三亿元新台币的企业捐助。马英九市长赞许道：“她不只会烧一把野火，还能鼓起一阵旋风。”

　　卸任后著书立说

　　农历年刚过，台北市府上上下下开始繁忙，而龙应台却像个局外人，她忙着挥别官场，重新回到写作生活。

　　犹如脱离苦海的龙应台兴奋地告诉记者：“我真高兴从此能恢复自由之身，可以睡到自然醒。其实，我迫切想退出来，是想认真思索这三年来的所做所为。当不当官并不重要，我特别赞同苏东坡的一句话：‘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时机对了想做事就做，时机不对，不想做就不做。”现在的龙应台终于可以避开众人的目光，一个人静一静了。

　　她说，这三年来参与台北市的发展，并设计规划宏伟蓝图，但在推动文化政策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机会阐述她的施政理念，她希望在未来隐居的三个月里，写一本关于城市发展与文化政治理念的书。她希望这本书能给所有拥有华人城市的决策者做参考。“书写完之后，才是我在台北三年官场的真正了断。”

　　文化评论家南方朔对龙应台这三年来的官场表现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十几年前，市政府带着赎罪的心情成立文化专职机构，却没有认真考虑文化问题与政策实施的关系。“直到龙应台出任文化局长，才帮助台湾制定未来文化政策与走向，并走出了雏形的道路。”

　　在业内人士眼中，龙应台“甚至比政治人物更能适应政治环境，在台北市政府的政治领域里如鱼得水，使得台北市文化局在市府团队里显得业绩突出。”她的任职证明了文人可以进入政界，并经受了考验，她没有被权利腐化。

　　龙应台说，以前她试图用立言的方式发挥文化的力量，这三年对她的挑战是从立言者变成立功者去发挥文化的力量。现在她从文化局长这个位子上退下来，再回到立言者，只是位子不同，但“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现在，龙应台除了写书之外，还是想睡觉，把三年缺的觉补过来。另外是享受生活，去花店买花、约朋友吃饭、看午夜场电影、到香港旅行。三个月之后，新书问世，也会在大陆出版，届时她还会到大陆参加首发式。卸任后的龙应台依然忙碌、依然光彩照人，依然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龙应台小档案：

　　1952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县，祖籍湖南衡山。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之后赴美深造，获得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曾在台湾中央大学、淡江大学；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学院以及德国海德堡大学任教。1985年出版《野火集》，红遍全球华人社会。其后相继有《人在欧洲》、《美丽的权利》、《看世纪未向你走来》、《我的不安》、《百年思索》等多部作品问世。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辞职。

　　(来源：《中华文摘》2003年5月号，原摘编自《亚洲周刊》、《远见杂志》，文/宗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