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15日电 南方都市报报道，4月10日，武汉同济医院对外宣布，已按照卫生部脑死亡起草小组的最新标准，宣布患者毛金生死亡。据悉，这是我国正式认定的首例脑死亡。同时，同济医院在该患者逝世一个多月后，公布了他在医院抢救和接受“脑死亡”诊断全过程的录像资料。

　　2月23日，患者毛金生因脑干出血送进同济医院。虽经多方救治，仍深度昏迷，无自主呼吸，不过心跳还维持。征得家属同意，医院严格按照国际通行的脑死亡标准和我国卫生部《脑死亡判定标准(第三稿)》，对他进行了3次脑死亡诊断，结果均为死亡。

　　毛先生的亲属和子女，在了解了脑死亡的真正涵义后，郑重在放弃治疗协议书上签字。2月25日23时05分，帮助毛先生维持了30多个小时呼吸的呼吸机被拆除。21分钟后他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作为我国严格按照卫生部颁布的《脑死亡判定标准(第三稿)》诊断的第一人，毛金生的诊断过程及整个录像资料，为我国脑死亡观念的更新和立法的推动，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人物档案

　　张苏明

　　1952年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务委员。

　　1991年至1994年，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医学院神经病学专业，长年从事脑血管病研究，是我国推进“脑死亡”立法的重要人物。

　　4月10日，武汉同济医院对外公布了我国第一例“脑死亡”病例的完整录像资料后，张苏明教授每天接到的记者电话不计其数，用他自己的话说“感到害怕了”。但是，作为积极推动我国“脑死亡”立法的重要人物，他与他的同事们在作出全国首例“脑死亡”判定时，并没有感到胆怯。他说，这件事之所以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是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几千来固守的“心死亡”的死亡判断标准，挑战了中国人的传统伦理观念。

　　前日，记者在武汉采访了张苏明教授，第一次感受到了两种死亡观的正面交锋。

　　推迟了一个多月公布

　　我们把这件事当成科学事业做，而不是把它当成新闻事件

　　记者(以下简称“记”)：实际上毛金生老先生早在2月25日就被诊断为“脑死亡”，并放弃了治疗，但直到4月10日，同济医院才对外公布这件事，推迟了一个多月，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苏明(以下简称“张”)：首先我们要做好认定工作，资料需要汇总，因为我们是在把这件事当成科学事业做，而从开始就不是把它当成新闻事件；再就是病人家属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们的亲人刚刚过世，悲痛万分，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宣布，是有悖常理的，我们要尊重家属的意见，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再有就是，在我们医院做全程性记录的同时，当时参与监视全过程的记录者之一的中央电视台，他们制作节目需要时间。只有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我们才能对外公布。

　　第一个“吃螃蟹”

　　认定脑死亡势在必行。盖子总是要揭开的，早揭开总比晚揭开好

　　记：在毛先生之前，上海、南京也出现过脑死亡的案例，为什么只有武汉同济医院敢于作出称之为“全国第一例”的脑死亡诊断，同济医院为什么敢于吃这个螃蟹？

　　张：敢这样做，首先是因为医院领导的重视，认定脑死亡势在必行，应该推动立法的进程，如果长期拖下去，可能就长期得不到法律的认同，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在一年多之前，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关于脑死亡问题的协作工作组，由我们医院各重要科室的医生组成，这次的第一例案例就是在这个协作工作组的领导下执行的。

　　记：在我国，脑死亡还没有立法，应该说同济医院的这次诊断是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条件下进行的，您认为这是在冒险吗？

　　张：我不认为这是在冒险，即便这需要承担一定风险，但这种承担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学界、医务界其实长期以来都认识到脑死亡的意义，但好象谁都不愿意去挑这个头，但这个事情总是要有人去做的，盖子总是要揭开的，早揭开总比晚揭开好。

　　多做了一次脑死亡测试

　　第三次是当着死者众多亲人的面做的，希望他们能理解“脑死亡”的概念

　　记：按照国际惯例，一般脑死亡的测试只需两次，但这次你们做了3次，这是为什么？

　　张：我们按照医学上的临床判定检测标准做了两次，第三次则是当着毛先生众多亲人的面做的，希望他们实际看到，能接受这个死亡的事实，理解“脑死亡”的概念。

　　记：现在毛先生的家人遇到了来自社会比较大的压力，对这件事，您如何评价？

　　张：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我相信占主流的舆论是支持医学向前发展的，有个别不好听的非议可能还是基于传统观念，旧观点。

　　记：当时对毛先生的3次测试，您都在现场。当第3次测试结束的时候，您对确诊他为脑死亡，心里有底吗？

　　张：实际上做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有底了，但还需要核实，需要更多专家的认定，并不是我一个人、我们一个科室说了算的。

　　家属的理性反应很了不起

　　亲属们能够同意放弃无效的治疗，接受科学的事实，我觉得很了不起

　　记：当3次测试结束，判定毛先生脑死亡的时候，他的亲属反应如何？

　　张：我们把情况向他们作了说明，他们作出了非常有理性的反应，他们说“我们不懂科学，但我们尊重科学”，同意拔管，同意放弃无效的治疗。我觉得当时的场面是很感人的。

　　记：在拔管之后21分钟，病人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您是什么样的心理？

　　张：我觉得出乎意料，我们群众有这样的觉悟，能够认识科学，接受科学的事实，我觉得很了不起，我觉得最值得赞扬的是我们的家属。

　　记：对家属的反应，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您感到欣慰。

　　张：是的，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本来很多病人都应该这样，但是很多病人都不能这样，我们只有勉为其难地在那里进行无效的治疗。从此以后，可能开了一个比较好的先河。

　　以立法严谨保障操作规范

　　必须有一定的资格认证，如果说乡镇卫生院也来搞一个，那就乱套了

　　记：传统的心脏停跳、呼吸停止等确定死亡的依据，都是按照公认的医学界的标准进行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常识，那么，为什么您特别强调脑死亡的标准要立法加以确认呢？

　　张：在没有立法之前，不排除有人滥用权力的可能，所以，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关键就是为了促成立法。立法的必要性是在操作层面上的，通过一种法律程序，通过科学的认证，一个群体而不是单个人的认证，主要是防止因为脑死亡而出现其他更复杂的情况，特别是犯罪。如果将来立法了，判定脑死亡就可能只是一个常规动作，但这个常规动作要有一个规范化的操作程序，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判定病人脑死亡。

　　记：您认为脑死亡的立法应包括哪些方面？

　　张：当然这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法学家们可能会比我们考虑得更严谨一些。就医学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应该按照诊断标准来操作，必须由专科大夫来确诊、认定，而且还不止一个专科大夫。我说的专科大夫是神经内科的专家、神经外科的专家，甚至麻醉科的专家、急诊科的专家，我想应该成立一个工作组吧，这样操作比较稳妥一些。

　　记：每个医院都要有吗？

　　张：必须是有一定规模的医院，必须有一定的资格认证，不能随心所欲，如果说乡镇卫生院也来搞一个，那就乱套了。

　　记：现在，脑死亡立法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呢？

　　张：主要是老百姓在认识上还有传统观念的束缚，再一个就是，脑死亡能不能为广大的立法工作者认同，我相信也有一个过程。站在医学的立场上，支持我们的人可能会多一些；但是站在法学、社会学的立场上，则要考虑的问题可能更复杂一些。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法规、一个大家愿意共同遵守的公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脑死亡的隐蔽性和公开性

　　不能简单地说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医生。我觉得将来家属都是可以参与判定的

　　记：现在，有法律专家认为，脑死亡有相对隐蔽性，只有专业医生才能判定，如果脑死亡立法，意味着把死亡的判定权交给了某些医生，这样，医生手中有了特权，会不会导致某种条件下的滥用或者非法使用？

　　张：有这种可能性，所以立法的条款应更加仔细。不排除有个别极端情况的发生，但也不能简单地说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医生。因为，判定脑死亡有共同的指标，神经系统的检查是有特征的，比如说，心电图，它不蹦了，你还能说他心脏还在跳吗？脑电图，完全是平直的，你还能说他有脑电波吗？如果TCD完全是个振荡血流，你还能说他的脑子里有血流吗？所以说，它虽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但还有一些在精密科学仪器上都显露出来的公开性指标，我觉得家属将来都是可以参与判定的，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非常生动、形象化的特征性图形，任何人都能明显地看得出它们与正常图形的差异。

　　记：那么，如果想要避免今后发生在脑死亡方面的医患纠纷，您认为立法应注意什么？

　　张：要更加严谨。通过我们的实践可以暴露出问题，通过暴露出来的问题，立法可以做得更严谨，我想，把法律的漏洞弥补到最小，使利用法律漏洞钻空子的机会达到最小，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当然，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

　　记：有报道说，脑死亡可能在今年就得以立法，如果真的是这样，您会不会觉得有点太快了？

　　张：能不能立法取决于立法机构的认同程度。当然，我相信通过我们这个事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立法的进程，但是到底有多快，我还不敢说。

　　“脑死亡”“心死亡”可能并行

　　病人家属的意愿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认识脑死亡，还需假以时日

　　记：从您的话里，我感觉在涉及脑死亡的判定时，您特别关注病人家属的感受。那么，以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您认为是否必须把对病人家属的尊重放在第一位呢？

　　张：我认为是这样的。病人家属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应该得到充分理解，他们的意愿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如果病人已经脑死亡，而家属想以心脏停跳来认定死亡的话，也是可以的，医生不会强迫病人家属一定要接受脑死亡的死亡标准的，但医生有责任将脑死亡的现状告诉病人家属。

　　记：也就是说，以后可能实行“心死亡”和“脑死亡”两种方式并行？

　　张：有可能。毕竟让大多数人接受脑死亡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记：关于脑死亡的意义，有人认为，医学界显得太功利了，为了节约医疗成本就不顾几千年形成的伦理道德。

　　张：我觉得这种评论是不公正的。资源的浪费其实是双方的。脑死亡的病人长期占据病床、浪费大量的医疗资源，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这对医疗单位都是一种浪费，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家属也是一种浪费啊。

　　记：我想请您进行一下角色置换，如果您不是脑死亡的研究专家，不是一个神经科医生，当您的家属碰到类似的情况时，您是否能接受脑死亡的概念？

　　张：假若我的亲属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医院能够拿出十足的证据，说他脑死亡的话，我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是科学的态度，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记：如果请您对毛金生老先生的家人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张：我非常敬重他们一家人，他们是一个高素质、非常和睦的家庭，不能说文化程度都很高，但确实是非常善良、理性的一家人。我能理解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敬佩他们对医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记：如果请您对不能理解毛先生亲属的街坊邻居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张：对说闲言碎语的人，无须过多地指责，认识脑死亡需假以时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任何人，但我相信公众会逐步理解并接受“脑死亡”的。(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