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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的编纂是我国新世纪的一个标志性文化工程,也是以国家的名义首次为清朝修史。能赶上这样的盛典,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
在北京不久前召开的“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上,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戴逸教授说起已经开始的清史编纂工作时,格外激动。
此次学术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清史编纂工程”进入了实质性的工作。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由盛而衰、从强到弱的一个“转折点”,它覆灭时距现在不足100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是当代中国人心里难以逾越的一个“槛”:康乾盛世、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太平天国、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有强大时的荣耀,更有落后挨打时的悲痛。近年来,清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而影视、书籍上的清宫戏、帝王戏说等等炒作又让历史的面目渐渐失真。
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关于清代还没有一部国家级正史(民初袁世凯成立清史馆,修撰《清史稿》,但这并非国家编纂的正史,而且尚有许多缺陷),由国家出面编纂清正史成为当务之急。
戴逸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古稀之年挂帅出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亲历了从提出编纂清史设想到最后付诸行动的整个过程:
上世纪50年代初,董必武向中央政府提议编纂清史,毛泽东主席在原则上给予了首肯;1959年,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对此事进行规划,但因为三年困难时期而被搁浅;1965年,周恩来又委托周扬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组成清史编纂委员会,并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清史研究所,后因“文革”开始,整个计划流产,而这也成了许多人的“罪状”之一。“文革”后,邓小平向社会科学院转发一封专家来信,要求开始重修清史工作,结果又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
2002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启动清史纂修工程。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基、胡锦涛和李岚清等都对此做出了重要批示和指示。12月12日,中央14个部门组成了“清史编纂委员会”,一个新世纪的重大文化工程正式启动。
清史编纂委员会负责人称,“清史编纂工程”需要花10年时间,光主体《清史》的字数就达3000万之巨,是袁世凯时《清史稿》的四倍之多,预计整个系统工程的总字数可能超过《四库全书》。
“工程未动,设计先行;没有设计,就是盲目施工——成败利钝全在于此。”精研清史的戴老深有体会:纪传体、类传体、章纪体等体裁各有利弊,图表的使用、跨朝代人物的处理、以及对峙两个政权的安排等等,“怎样立意,用什么规范,设计多少部件,什么部件重要……都是难点,需要集思广益,精益求精。”
为做好整部著作体裁体例的设计,此次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包括了北方清史专家近100人,连续两天进行深入研讨;之后还要在南方召开同样的研讨会,预计参加的专家总数近400人。编委会副主任成崇德表示,除了组织专家的专业讨论外,“体裁体例”工作小组还将为此开展广泛的调研工作,以座谈、问卷、上网调查等形式,最大范围地征询史学家、文化名人、台港澳的海外华人、一般文化人、党政各方人士等各有关人士的意见,把最有争议的“房子”蓝图规划好。今年6月份,编纂手册将全部完成,下半年就开始组织队伍,进行初步的分工。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整个编纂工作还将围绕清史的写作较大规模地对清代文物、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出版。一位与会专家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许多清代文献还没有系统地进行整理,大量档案资料,如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等档案资料都急需抢救。
此外,修史过程中还可以生产一些“副产品”,如编写《清史考轶》,收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编写《清代人物大辞典》,尽可能地网罗《清史》“漏网”的人物。
“既要用修史的方式保护文献,又要利用文献的收集整理保证修史的质量,让两者相辅相成。”戴老解释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林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