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声视点文章：学者刘半农的另一面

　　刘半农(1891-1934年)，早年从事过反清革命活动，当过几年"鸳鸯蝴蝶派"文人，从1916年起又积极倡导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参与组织了五四运动。到五四运动前后，刘半农已经成为著名的小说家、诗人、翻译家、散文家、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尔后他留洋几年，回国后，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组织了一场场保护中国西北文物的运动。

　　——关注西北文物

　　刘半农是在功成名就、已近而立之年时突然萌发留学欧洲念头的，据说这与胡适的刺激有关。与刘半农同岁的留美博士胡适于1917年夏天回国后，成为北京大学的名牌教授。传说有一次刘、胡两位同僚争执，胡适以刘半农没有读过大学、没得过洋博士头衔相讥讽，惹得刘半农发誓非取一个洋博士学位不可。1919年，刘半农从北洋政府教育部活动到一个公费留学名额，1920年2月携家带口踏上了赴欧洲留学之路，首先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攻读语言学。

　　刘半农到伦敦后不久，于1920年9月4日创作了一首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小诗，将他在两个多月前刚刚发明的汉字"她"字引入诗句。这首诗很快便被同在伦敦留学的赵元任谱成歌曲，随后在国内传唱开来，流行至今。有人说，《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一首写给女友的情歌。但更多的人认为，"她"字在这里代表的是中国，这首诗应该是刘半农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家乡的心声。

　　刘半农回国后的爱国主义表现是具体的，体现在他对中国西北文物的保护方面。而刘半农对于西北文物的接触，应该始自留学欧洲时，大概也是受了蔡元培的影响。1920年至1921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期间顺便调查了各国所藏中国西北文物，正在伦敦学习的刘半农陪同蔡元培调查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物。蔡元培1921年5月10日的日记中记录道："午前携刘君半农、傅君孟真(即傅斯年)往观不列颠博物院，访齐勒君，见示敦煌石室中所得古写本。"1921年夏，刘半农转学到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1925年3月17日通过答辩后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主考官中包括伯希和与马伯乐这两位被我们称为敦煌学家的汉学大师。刘半农在巴黎学习期间，还利用业余时间抄录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104件，辑成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敦煌掇琐》，回国后于1925年出版。

　　1925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派遣华尔纳率队进行第二次敦煌考察，目的是将敦煌莫高窟一个西魏石窟(今编285窟)的壁画全部剥离转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马叔平等教授为了监视并暗中阻挠美国人的活动，派陈万里参加考察队。考察队西行后，沈兼士给即将回国的刘半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这件事，但并没有说清楚。刘半农在到达上海前夕，从轮船上给好友周作人写的一封信中发表意见说："若说我们中国人野蛮不开化，在这不能保存古物的一点上，却正可以当之而无愧！离巴黎前得兼士来信，说有个美国人要到新疆开掘古物，北大也派陈万里先生同去。当真！这已是中国学术界中破天荒的一件事了。但试问新疆是中国的土地，美国人岂能自由开掘！若换作美国土地上有什么一宗古物发现了，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去开掘？"刘半农虽然不清楚北京大学派陈万里参加考察队的内情，但他在信中说的话已反映出他坚决反对外国人到中国西北考古的态度。好在由于陈万里等人的暗中阻止，哈佛大学的这次敦煌考察以失败而告终。

　　——监督斯文·赫定

　　刘半农回国后继续在北京大学当教授，从此也开始了他保护西北文物的事业。1926年底，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华与北京政府协商，想获准去中国西北进行他的第五次中亚考察。刘半农等人闻讯后，立即组织起来，联络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在京十余机构，于1927年春创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章程》中写到："本会以保存国境内所有之材料为主旨，以古物、古迹、美术品及其他科学上之重要及罕有材料为范围"。考察史实，可以知道这个由北京学术界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所确定的近期目标是抵制斯文·赫定的单独考察。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后，立即委派骨干刘半农、翁文灏和马叔平三人与斯文·赫定接洽谈判，反对他单独去西北进行考察，力争将这次考察置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控制之下。在谈判过程中，刘半农出力最多，按照徐炳昶在《徐旭生西游日记》中的话说："这个时候，恰好有瑞典地理学大家斯文赫定博士想到我国西北部继续他从前数次所作底考查，来商议合作办法；我们的协会就派人同他交涉。折冲最多者为刘复博士。协商十余次，乃于四月二十六日订立合作办法十九条。协会接受赫定博士的补助，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

　　根据1927年4月26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签订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规定，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监察并指挥该团进行的一切活动。随后刘半农被任命为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即最高负责人，从1927年起遥控着考察团的进程，直到他去世为止。

　　——控制安得思

　　1922年至1925年，由探险家安得思率领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在蒙古高原上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古生物学发掘，在世界上首次挖出了恐龙蛋。1928年4月12日，安得思又秘密率领第四次中亚考察团赴蒙古高原挖掘。就在他们考察期间，中国诞生了另外两个保护古物的组织，即官方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和非官方的文物维护会。古物保管委员会于1928年4月在南京成立，行使全国最高文物考古管理行政职能，聘刘半农等19人为委员。文物维护会是1928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出关外时刘半农等人在北京组织的一个临时性文物保护组织，刘半农任主席。文物维护会首先于1928年8月向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发难，他们一边在北平的报刊上发动舆论攻势，一边函请察哈尔省政府在张家口扣留安得思的古物搜集品，迫使安得思与文物维护会谈判。1928年9月，以马叔平为主任委员、刘半农和翁文灏为委员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在北海团城设立，也加入到谈判中来。中、美双方谈判六周后，于1928年10月20日达成《处置安得思先生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在蒙古所采标本之办法》，由安得思和马叔平、刘半农在北平协和医学校签字生效，安得思被迫将一半搜集品留在了中国。

　　1929年1月，安得思的代表去团城与刘半农、马叔平、翁文灏三人就组建第五次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一事进行谈判。刘半农等拟定出《中华民国教育部古物保管委员会与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古生物考察团协定草案》，遭美方拒绝。安得思返回美国后，四处著文讲演，煽风点火，怂恿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想借助国际舆论迫使中国有关方面让步。1929年夏，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与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就此事在华盛顿进行协商，伍朝枢转求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王正廷等人顶不住外交压力，竟也呼吁古物保管委员会放宽限制，甚至还亲自到北平来劝说刘半农等人。王正廷的要求当然受到了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抵制，最后是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让步，安得思和马叔平于1930年3月23日在团城签署了协定草案，由中方掌握了这次考察的控制权。

　　——阻止雪铁龙与斯坦因

　　1929年，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资助探险家哈特组建"雪铁龙横穿亚洲考察队"，计划分西、东两队同时并进，在中国新疆喀什噶尔会师后，在塔里木盆地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学发掘。据哈特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横穿亚洲考察队起程》一文中说："巴黎吉美博物馆馆长哈金先生将指导我们的考古学研究，他希望能为将来更详细的调查工作打好基础，为的是调查叙利亚、伊拉克的古代遗址，特别是中国突厥斯坦(新疆省)的佛教寺庙遗址。他将沿着勒考克、斯坦因、斯文·赫定和安得思的足迹，揭示长期埋藏在中国沙漠之下的文明，提供新的事实和特征。"可以肯定，假如这次考察计划得逞，新疆文物难免再一次大浩劫。

　　为了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哈特于1929年派遣卜安到北平活动，并组建东队。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闻讯后立即与卜安接洽，双方经过谈判，商定在1930年以中方控制的"一九学术考查团"旗号进行考察，因而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一九学术考查团与法国代表卜安订定合作办法》。雪铁龙横穿亚洲考察队实际上推迟到1931年才进行。

　　在这段空隙，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1930年4月底秘密潜入南京，从王正廷手中骗得一份旅行护照，准备绕过各文物保护组织，从印度入中国西北进行他的第四次中亚考察。刘半农等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闻讯后，于5月21日、12月27日两次呈文国民政府，要求阻止斯坦因单独考古，于12月21日向资助斯坦因考察的哈佛大学和大英博物院散发《关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新疆省)进行考古学考察的声明书》，最终导致斯坦因于1931年被国民政府驱逐出境。

　　雪铁龙横穿亚洲考察队东队(中国仍称"一九学术考查团")于1931年5月17日离开张家口，6月1日便发生了卜安殴打中方队员郝景盛的恶性事件。随后郝景盛等中国队员愤而退出，折回北平后在《大公报》上披露卜安劣迹。包括刘半农在内的古物保管委员会遂在团城连续召开数次会议，决定请国民政府取消这次考察，并严惩卜安。在此期间，刘半农还于6月18日电请其余中方队员立即退出中法考察团。6月22日，法国驻华公使馆参赞韩德威出面为卜安的行为辩解，愤怒的刘半农当日写下《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先生》一文，怒斥卜安。在举国抗议声中，国民政府于7月下旬宣布取消考察，但在王正廷的要求下，不久又同意西队从新疆入境。刘半农闻讯后感慨万分，于8月7日写了一篇题为《介绍黄种巡察团》的文章，对"国府又根据王外长的报告，将原议撤消，而许该队的西来一部分通过中国"的做法表示抗议。最终，雪铁龙横穿亚洲考察队没有实现在塔里木盆地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的计划。

　　——刘半农之死

　　斯文·赫定是第一位同意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的西方探险家，并且在合作过程中平等对待中国科学家，最终赢得了刘半农和整个中国学术界对他的谅解，双方的关系逐渐由相互敌视转为相互尊敬。而刘半农的死，竟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他对斯文·赫定的尊敬。

　　1935年2月19日是斯文·赫定的七十大寿，瑞典皇家地理学会计划出版纪念文集，向刘半农约稿。刘半农出于对斯文·赫定的尊敬，从1934年5月起就开始着手写祝寿文章。据刘半农1934年5月16日日记载："下午到研究所，白涤洲为余邀来辅大甘籍学生十数人，拟研究其声调，备作为论文，以应瑞典地理人类学会之请，刊入赫定七十生辰纪念册。"后来刘半农决定再写一篇有关北平、绥远沿线方言声调的论文，为斯文·赫定祝寿。为了写这篇文章，刘半农于1934年6月19日携白涤洲等助手离开北平，前往内蒙古等地实地调查方言音调和声调。但在考察途中，刘半农遭到昆虫的叮咬，不幸传染上致命的回归热。他于1934年7月10日抱病提前返回北平后，又被庸医误诊，7月14日才入北平协和医院，当日下午便与世长辞，年仅43岁，葬于北平西郊香山玉皇顶南岗。刘半农去世后，斯文·赫定曾专程前往刘家吊唁，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纪念邮票赠送给遗属，以示纪念。

　　就在刘半农去世的两个多月前，他还盘算着将来去敦煌从事考古工作。他在1934年4月23日日记中写道："晚，马叔平宴甘肃省政府委员张君于东兴楼，招往作陪。张言，敦煌石窟已发者首二窟，尚有第三窟埋土中，候时局稍安，省政府拟设法开发，欲得北平学术界合作。余言此事果成，余虽事忙，亦必抽暇一往。"可惜天不假年。(王冀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