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0日电 记者昨天从全国“两会”上了解到，在九届人大多次大会上一直有代表向大会提交的有关“安乐死”的议案、建议，本次大会的部分人大代表再次向大会提出建议：不应拒绝“安乐死”这种符合人道主义的“放弃生命”。

　　据信息时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在本届人大会议上，受中国另一位医学界重量级人物胡亚美的委托，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与会的北京市临床医药研究所名誉所长林明美等一些代表，均对建议表示赞同。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但却不愿看到生命濒临死亡的绝望。”提到那些因病痛度日如年的病人，已目睹太多死亡的王忠诚仍流露出巨大的哀伤。这位年逾古稀的中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2001年曾获得第12届世界神经外科最高奖，作为北京天坛医院的名誉院长，他应邀赴各大医院诊断疑难病症是家常便饭。

　　他说，除去“假死”即植物人的情况，中国社会的癌症发病率逐渐增多，脑血管病已成为城市死亡的第一杀手。不治之症、疑难病症也时有出现。然而，现代社会的发达医学，使拖延生命成为可能。在病人强烈要求“尽快离去”的同时，病人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的概念，仍寄望于医院。有些家属甚至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背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安乐死”观点碰撞

　　正方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以癌症为例，目前中国治疗多采用进口药，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其药理也会对身体产生巨大的副作用。中国引进的咖吗刀技术单项治疗的费用为2万元人民币，虽可暂时消除某些部位的病灶，但却无法抑制有病细胞的再生和转移。“重复治疗，消耗了大量医药费用。”

　　王忠诚同时指出，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已超过10%，北京地区高达12%。老年人因肢体脆弱不堪病痛而选择自杀的事例并不鲜见，独生子女家庭的大量出现也使雇工陪护、医药费臃肿的问题日渐暴露。

　　反方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协同医院院长董协良：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安乐死”，不仅要看人们对待死亡、疾病的态度，也要求该国有比较领先的医疗治疗水平。如果医疗水平不行，又可实行“安乐死”的话，可能医院会很容易认为某种疾病是绝症，使病人失去治疗的信心，寻求“安乐死”，这会造成“安乐死”的滥用，对社会发展不好。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戴秀英：我国对实施“安乐死”的态度一定要慎重又慎重，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匆忙决定，因为“安乐死”涉及到病人生命权的问题。国际上关于“安乐死”的争议很多，但目前还是众说纷纭，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反反复复论证过“安乐死”的话题，但现在也只在极少数国家、地区进行。由此看来，“安乐死”的问题非常复杂，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