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8日电 1989年2月，时任苏联外长的埃杜阿尔德·谢瓦尔德纳泽出访伊拉克，与萨达姆及其“亲信圈”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和“非正式会晤”。谢氏的“高参”、也是其得力助手的斯捷潘诺夫亲眼见证了这次访问的全过程。

　　斯捷潘还是位出色的作家、评论家和记者，曾在俄罗斯《消息报》工作多年。他于两年前辞世，不久前他的儿子格奥尔吉·斯捷潘诺夫首次向媒体披露了他当时写下的“秘密日记”。

　　当时还是1989年，没有“海湾战争”，没有美国的经济封锁和联合国的武装核查，可以是应该算是萨达姆“黄金时代”，让我们抚去历史的尘土，重新见证那段岁月：

　　1989年2月23日，我们抵达巴达格时，正值半夜时分，天下着雨。前来迎接我们的人都身着游击队员的迷彩服——伊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穿着迷彩，连开着崭新的“大奔驰”的司机也都穿着迷彩。盛装的主人们把我们领到苏联大使馆官邸。当时使馆里还在演戏。阿齐兹通知说，伊拉克的“一国之主”，总统萨达姆将在巴士拉(伊拉克东南部城市)会见我们一行。

　　前一天晚上观察员瓦连京·左林一时头脑发热，向电视台报道说萨达姆可能要和妻子离婚，并因此与国防部及其兄发生了磨擦。为了这些，我们的大使被外交部宣召过去狠狠斥责了一顿。

　　巴格达

　　……我们将要被领着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前线”去会见总统。其实，可能无需护送，因为在巴格达总统先生的头像无处不在。要按照悬挂的国家首脑肖像数来为城市排名的话，巴格达稳居第一(超过了平壤和大马士革)。

　　巴格达完全名符其实——至少从我居住的“阿尔-拉什德”宾馆房间见到的城市的夜景来看是这样的。豪华的宾馆、梦幻般的网球场、蓝汪汪的游泳池、2月份就已成熟的鲜橙。“阿尔-卡拉旺”饭店、“阿里巴巴”酒吧、“阿兰金”夜总会。这不是书本中描述的，也不是电视画面中展示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超现代化的大都市。而为这座既开放又有着浓郁穆斯林特色的做铺垫的是其丰厚的石油收入。

　　连谢瓦尔德纳泽也穿上迷彩服。这种制服一直伴随着我们，从雄伟的纪念碑(无名战士墓上方悬着巨大的盾牌，低垂的国旗迎风招展)畔到伊拉克外交部。阿齐兹和往常一样腆着大肚子，腰系军用皮带。而在巴士拉的萨达姆总统官邸，给我们端饮料的穿的是迷彩，连拍照的也是一身迷彩。

　　塔里克·阿齐兹

　　“您这身衣服很合身，”谢瓦尔德纳泽恭维阿齐兹说。

　　“不瞒您说，这是我的日常工作服。”阿齐兹谦虚道。

　　阿齐兹接纳我们的地方是一幢现代化的大楼，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张微笑着的萨达姆肖像。这次他穿的是无可挑剔的欧式服装，跟后来在巴士拉接见我们时穿的一样。现在我们得和阿齐兹进行会谈。

　　主要的议题是两伊冲突问题。阿齐兹说，伊朗人不愿意谈判。那些人，穆萨比呀，哈梅内伊呀、蒙塔泽利呀(都是伊朗当时的领导人)只是相互写写便条，而直接的通话却没有。

　　阿齐兹说：和伊朗人谈判无异于不用麻醉拨牙。

　　饭后阿齐兹提起了作家萨曼·拉什迪的禁书事件。

　　“哈梅内伊给作家判刑，就是对自己在伊朗的敌人宣战。他试图以此来解决国内问题。哈梅内伊的制度就是不断地挑起与自己人及世界其它国家之间的战争。”

　　巴士拉

　　吃完最后一道甜食，阿齐兹向我们透露说：“总统去了巴士拉，他要亲自督查城市重建的有关情况(巴士拉市在与两伊战争中遭到重创——《消息报》注)。他本应该昨天返回巴格达，但是有些特殊情况，行程不得不推迟了。”……

　　就这样，我们动身前往巴士拉，那座阿拉伯民间传说中探险家辛巴德曾游历过的地方。

　　巴士拉跟巴格达相比，简单就是天壤之别。它萎琐、破旧、肮脏，被战争摧残的满目疮痍。

　　这里的萨达姆的画像，比巴格达的还要多。

　　我们见到了萨达姆本人，这位声名赫赫传奇性的人物就在我们眼前——高高的、瘦瘦的、一身黑色的西装，系着银色的领带，口袋中装着白色的头巾——俨然一付绅士的行头。萨达姆向我们介绍他的手下，以首的是他的亲信国防部长，一位身穿双排扣衣服满面愁容的男子。

　　整个房间透着暴发户式的艳俗。做工粗糙的家具，豪华镀金的镜框，墙上挂着幅劣质绘画。和我们会谈的伊方人员都戴着块大金表，伊拉克驻俄大使的表盘上还嵌着幅萨达姆的肖像——这也可以称作是“萨达姆时间”吧。离我不远的小桌子上放着一付眼镜、一顶卡拉库尔羔羊皮制的帽子，帽子下面是一支手枪。

　　会谈的议题：改革、军备与裁军、我们的中东之行、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一致、两伊冲突。

　　伊拉克式的“舆论公开化”

　　在会谈中间经常出现奇怪的转折，听到一些奇谈怪论。

　　譬如，萨达姆就宣称，苏联实行的“公开化”政策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基于我们粗浅的经验，’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个建议：‘不要对你们那些思想、方案、观点弃之不理，不妨让它们通过报纸和电视屏幕宣传宣传。当得知(苏联)发生了这一切(指搞“公开化”—译者注)，我心里说：我们的朋友做得对！’”

　　其实，从伊拉克报纸的栏目上可以看出，萨达姆确实是以“这一标准”而衡量刊登出来的自己的照片。在我们抵达巴士拉的当天，当地一家半官方刊物就一举打破了对萨达姆图片报道的记录：它刊登出了几乎所有类型的萨达姆的照片——和妻子的合影照、身旁没有妻子的影片、单人照、和亲信的合影、有空中的英姿、也有地面上的海上的身影。

　　一个小个子，“花花公子”模样的人掂着脚尖走进会议厅，在桌子前坐下。“我们的新闻部部长！”——萨达姆介绍说。

　　阿齐兹在便条本上写了点什么，撕下来，交给了这位新闻部长，于是他又掂着脚尖离开了会场。

　　“伊拉克不能落后于以色列”

　　在谈到解除武器时萨达姆和我们聊得很随意。“我们现在已经停止军备上的竞赛，投身到与西方进行的另一场竞赛中去：看谁能制造出更好的东西的竞赛——从牙膏到计算机。我们要让周边国家的人们了解到，他们的邻居是如何生活的，生活水平是怎样的。”

　　非常明智。可是当谢瓦尔德纳泽赞扬萨达姆英明，准备向他透露我们中东之行有关情况时。萨达姆还是念念不忘裁军问题，并抱怨起我们来了。他抱怨俄罗斯老是专注于常规武器的研制：“西方会在武器装备上占优势，因为你们老是设计生产常规的武器。”

　　他还抱怨武器的质量不高，用于武器改良的资金短缺：“你们的飞机不是所有的部件都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可是当我们提出要求将你们的产品送往第三国进行改良时，你们要不答复说要研究研究，要不干脆说不行。”

　　他的话很久时间一直没离开武器这个话题。他回忆起了曾经向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帮助伊拉克组建军事工业的要求：“以色列正在组建。我们能坐以待毙吗？”

　　“我们只有一个真主”

　　在与“总统同志”会晤之前，谢瓦尔德泽尔很紧张，他不知道萨达姆如何对待苏联和伊朗要改善关系这件事，而且有些领域还很敏感。

　　可是萨达姆的回答干脆明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苏联要和伊朗搞好关系。不过伊拉克对此没有感到不安。但是，如果可行的话，我请您转达给伊朗一个警告：与苏联搞好关系并不意味着伊朗领导人就因此可以妄想着发起战争并取得胜利。”

　　“真主会保佑你。只有我们的真主，而非伊朗的真主。”萨达姆在我们与德黑兰会晤之前“恐吓”我们说。

　　“我们只有一个真主，”我们的部长哈哈大笑着作结说。

　　开过这个暧昧的笑话之后，萨达姆说，早在1972年他就曾建议科西金以俄伊关系为榜样发展同整个中东国家的联系，但是没能得到回复。

　　“总统先生”还透露说，他非常赞许本国的多党制度，“每个党派都作为一个活跃的个体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当然，是在维护复兴党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之下。

　　“所以，只有两位部长支持我。其中一位就坐在你们面前——塔里克·阿齐兹，外交部长。”

　　……后来我们与阿齐兹又举行了一轮会谈。这次他把叙利亚给“扁”了一通，称它是国际关系学校中不开窍的小学生。“他们不想接受新事物……还想着在这个地区当头……”

　　但是谢瓦尔德纳泽马上把话头岔开了。

　　“我们不谈叙利亚的事。在大马士革我也没谈伊拉克……”

　　阿齐兹对自己关于学校的比喻非常得意，他甚至用它也套到了伊朗头上：“这些不开窍的学生不包括你今天就要起程访问的那个国家”。而伊拉克之行后我们恰好应该去德黑兰……(春风编译自2月26日俄罗斯《消息报》)